苏轼、苏辙兄弟中进士的时候，因为欧阳修阅卷的时候怕自己的弟子当状元，所以故意压了一下，结果是苏轼本来可以中状元，却被压下去了。之后殿试的时候，宋仁宗对苏轼兄弟非常满意，回到后宫之后对人说，今天又为子孙后代选了两个宰相。可见当时他对苏轼兄弟的评价是非常高的。

苏辙后来仕途相对还比较顺利，做过参知政事，算是进入过宋朝的两府，但最后也没能当上宰相。苏轼就不顺了，虽然考进士很顺利，但却一直没有得到太多的重用，一直到晚年才担任过侍中，这已经是苏轼一生中的最高职务了。至于两府，他从来就没进过，更不用说当宰相的事儿了。

从学术上说，苏轼兄弟和他父亲在当时虽然都是翘楚，但和当时已经开始逐渐兴起的北方学术主流大不一样，因为三苏的学问中，纵横家气质很重，而北方当时的主流已经是开始逐步走向正统儒家了。这一点只要读过三苏的文章，就不难发现。哪怕是和二程和而不同的司马光，和三苏的学术也很不一样，也已经比较接近正统儒学了。

这在当时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因为这个时候北宋经过前期的准备，儒学的主流地位已经比较强大了，而三苏这种亲近佛家和纵横家的人，在学术上就显得不够“纯粹”。苏轼亲近佛家，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他的诗就禅意很重，和当时的文学主流也很不一样。纵横家气质更是让他显得投机性比较强。

苏轼不仅在评论历史和时事问题的时候显得投机性比较强，而且在一些政治问题上也显得投机性很强。比如他在神宗时期，就经常左右横跳。别人是谁当权倒向谁，而苏轼却总喜欢标新立异，与众不同。变法的王安石一派当权的时候，他为保守派说话，王安石死后保守派得势，他又为新法说法，貌似理中客，结果是两边都不讨好，都不待见。

比如变法派当时重点推动的青苗法，保守派认为问题很大，地方上执行的时候容易走样，变成强行摊牌，不仅无助于帮助贫苦农民渡过青黄不接的困难时期，而且增加了农民负担，主张彻底废除。但苏轼却认为，青苗法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问题是王安石用人有问题，导致新法最后在执行过程中走了样，变成了弊法。

苏轼说，他自己在杭州当知府的时候也试行过青苗法，效果就不错，而王安石任人唯亲，那些人都是政治投机分子，只是一味迎合上意，根本没有考虑农民的实际情况，在农民不需要的时候强行摊牌以获取利息收入，等到农民真有困难了需要借贷的时候，却又不给发放了。所以青苗法本身变成了加重农民负担的事情。

又比如在科举考试改革的问题上，当时司马光都同意变法派的意见，应该在考试内容中降低诗赋的权重，增加经义和策论的比重。但苏轼却公然表示反对，他反对的逻辑倒是也很简单，既然你们认为经义和策论更有利于为国家选拔有用之才，那么到底是祖宗吵诗赋取士的时候得士多，还是你们得士多呢？

这个问题在当时的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因为都知道仁宗朝得士多，出现了许多名臣，包括司马光、王安石、三苏父子等人，都是在仁宗朝中进士进入政坛的，对后世影响非常大，而仁宗朝的时候科举考试主要是考诗赋，而在王安石变法之后，虽然也按照改革之后的方式进行了几次科举考试，但并没有选拔出来多少真正有用的人才。并且，苏轼还因为出题问题被攻击，最后演化成了乌台诗案。

这里恰恰反映出苏轼在经义问题上其实是有不同见解的，因为科举考什么，天下读书人就会学什么，这一点古今都一样。所以苏轼其实是反对当时的王安石新学，又反对二程为代表的儒学正统。之后更是演变成了保守派内斗的洛蜀党争，洛党是指二程一派，蜀党就是以苏轼为领袖，另外还有朔党，是以刘挚为领袖。

也就是说，苏轼这两点就决定了他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一个是他的学术路子和当时的主流不一样，在别人看来是没有原则；另一方面就是他在政治上总是不合时宜，又刚好赶上了新旧党争的时代，所以政治上一直不得志，多次被贬逐，甚至被贬到当时还是蛮荒之地的儋州，也就是现在的海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