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9日，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中方决定从即日起吊销《华尔街日报》三名驻京记者的记者证，原因是该报2月3日发表了一篇《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这种带有种族歧视色彩、耸人听闻标题的文章，至今拒绝道歉。

一点解释：Sick man，在英语里并非只是“病人”的意思。病人一般是用patient, 不带倾向性；而sick man则带有一点侮辱性。在英语语境中，这可能不算太大的问题，他们也许觉得只是带有一点戏谑而已。

然而，sick man of Asia，亚洲病夫、东亚病夫，却很容易让我们想到近代史上被列强欺凌的民族耻辱，这显然是忽略了中国人的民族感情。而且，据说给这篇文章起了如此刺激性标题的编辑还有华人血统，这更是令人遗憾。

我又想到这次被吊销记者证的3名《华尔街日报》记者，不知其中有几位华人？应该有位叫Eva Dou吧？前段时间看《华尔街日报》采访任正非的纪要（2019年11月5日），对这位Eva Dou 不怀好意的提问印象深刻。

为什么说她（Eva，伊娃，女子名）的提问不怀好意呢？我们来看一下Eva Dou当时提的问题，先是套近乎，然后就往军队上引。

Eva Dou：前一段时间去过您的老家贵州，想了解一下您小时候的背景和成长的历史。我父母是山东济南人，在济南趵突泉附近。

任正非：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很闭塞，对我的成长没有多大影响，就是顽皮一些，让天性没有受到压抑。我不可能在那种闭塞的环境里产生对我后半生多大影响的抱负。我到大学后才有图书馆，如饥似渴地广泛阅读，也对我的人生没有多大影响，因为家庭政治条件不好，不会有大的前途，不悲观就不错了。

70年代末我的部队在济南，当年在济南郊区窑头，山东师范学院上去一点，我们算半个老乡。（注：任总客气友好，称对方是半个老乡）

Eva Dou：那个年代大家都是部队的，我家那个年代也有很多参加部队的，看您之前写的一些研究报道，看到济南这个字，1979年到1984年在济南00229部队，能否介绍一下那一段做的工作？正式的简历不太清楚前期的经历，1944年出生，一直跳来跳去，很多年不知道在哪里。

任正非：在辽阳化纤厂建设结束以后，国家决定搞十大工程。我们奉命调去建设仪征化纤厂，但是在队伍调遣过程中工程下马了，我们就停留在济南了。据说是中央有人批评这是十大洋跃进工程，因政治原因下马了。当时，我就留在济南机关，做了一个二十多人建筑研究所的副所长，研究建筑机械等东西。

Eva Dou：好像主要研究压力天平？

任正非：我在辽阳用数学方法推导了一个仪器，用于化工自动控制系统。后来我在这个研究所允许我继续做延伸的研究实验，因为我那时是名人了，是英雄标杆，所以可以做一些与本部队无关的研究。但是不成功。因为我那时年轻气盛，受到国家的重大表扬后，就不知天高地厚，提出了更高的难以实现的目标，又想梦想一定要达到，日夜加班。后来几年的研究都不成功，正好遇到大裁军，我被集体裁掉了，项目结束了，人也离开了，那五年实际上做了很多没用的事情。那时山东大学的计算机内存只有16K，怎么也算不出方程和实际的东西，最后不了了之。这段青春应该是虚度了。

Eva Dou：那时我老爸也在山东大学读书。

任正非：我们很近，我们在山东师范学院往上一点，就是我的驻地窑头，我小孩读的小学就是马家沟小学。

Eva Dou：你最开始工作是不是在贵州011基地？你在那边主要做什么工作？

任正非：是的，在011工地，在那儿参加承建的建筑公司工作，做厂房建筑。

Eva Dou：您不是工程师吗？

任正非：那时我连技术员都不是。那时大学生是“臭老九”，要被改造，接受工人农民再教育。我曾当了两年炊事员，后来当了几年工人，74年才调到东北；在部队过了一段时间才当了技术员；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才当上工程师。

Eva Dou：贵州离越南非常近，那时美国在越南打仗，贵州那个年代部队不是也在开始建军队的通信设备吗？有参加吗？

任正非：那时我与通信没有关系，纯粹是普通的建筑工人，与今天的农民工差不多；到了东北部队以后，我与通信也没有关系，在东北从事辽阳化纤总厂自动控制系统工程建设，是模拟的控制系统，就是使用比例、积分、微分方式控制的系统管理，和现在的通信计算机无关。自动控制是我在当炊事员和工人的时候开始自学的，到东北因为没人比我懂，这“半坛子水”得到使用。我到深圳创业后，才开始接触通信行业的。

Eva Dou：您知道HBO有一个关于电信行业的电视剧吗？

任正非：不知道。

Eva Dou：您可以看一下，这是关于电信行业的电视剧，讲的是关于西班牙国王和美国Calvin Coolidge的第一次跨洋通话，也是西班牙政府支持的，原因也是监控。那时西班牙政府也想监控很多他们的敌人，就支持了这个公司。历史上一直是这样的。一个国家想支持一个电信行业，不就是因为监控吗？中国难道不也一样吗？华为公司在这种历史和政治环境下怎么运营？（注：这里真是赤裸裸，说一个国家支持一个电信行业就是为了监控，这不就是美国政府对华为的指控吗？）

任正非：汽车制造厂把汽车卖给了用户，车里装什么货物是司机说了算，汽车厂并不知道装什么货物。我们就像汽车制造厂一样，卖给电信运营商是裸设备，网络是由电信运营商管理，我们并不管理这个设备，根本不知道电信运营商是如何运作的。电信运营商做的是管道，疏通信息流，我们做的是管道外面的铁皮，铁皮能知道什么呢？

Eva Dou：问一个历史问题。这些年欧美很多客户怀疑华为有没有政府背景或者政府投资。请问90年代华为曾有个子公司莫贝克，是各个省市的电信局投资的。过了几年华为业务好起来了就把他们踢出去了。之后一直就没有投资机构在华为。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那个年代设有莫贝克，之后就关闭了？

任正非：第一，莫贝克是一个电源公司，电源在我们公司是一个边缘化产品。第二，1992年开始，中国在金融上严格控制。为什么？80年代末期金融泡沫，中国通货膨胀非常严重，中央在1993年严格刹车，禁止银行贷款，贷款无论是否到期都要强制收回去。在那个时代，我们想把电源单独做卖掉挣点钱，也没有那么多钱发展。我们就找电信局三产公司来投资，第三产业也叫劳动服务公司，是一种集体所有制的公司，它是中国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怪胎”，国有企业一些多余的人没地方去，就搞到劳动服务公司去，他们也需要一些机会。我们与他们集资把电源业务做大了，大概几年以后以7.5亿美元卖给了美国的艾默生公司，大家把钱分了，公司就散伙了。大家说还要继续干，我说我挑不起这个担子来，就散了。

——不难看出，这位父亲是山东大学高材生的《华尔街日报》记者Eva Dou（不知现在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其问题高度契合美国政府对华为的指控，详细询问任正非的履历，处处往军队背景、政府背景这方面暗示甚至是赤裸裸的明示。一个纯粹的老外记者，恐怕是不会对中国如此熟悉的。

其实，任正非之前的履历并没有多么神秘，在公开资料上就可以查到很多：任正非的父亲曾在国民党的兵工厂工作，后来做教师，文革期间被批斗，那时正在上大学的任正非不要说入党，连加入红卫兵都没资格。任正非是在重庆读的大学，建筑类的暖通专业，如今是重庆大学的杰出校友，从专业看做房地产更对口。

正因为是建筑专业出身，所以任正非毕业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工作都是和建筑相关，入伍也是加入的工程兵部队——当时工程兵部队缺乏技术力量，地方上没有哪个单位愿意出工程师给军队，于是就招了一些懂点技术的“半坛子水”学生，任正非由此穿上了军装，但这种工程兵跟高精尖的通讯设备完全是两回事。

这位Eva Dou居然会因为任正非老家是贵州的、贵州离越南很近，进而想象任正非是否跟随部队与当时的美国越南战争有关系？这脑洞开得够大，但也足够刺激性，尤其对美国人来说，越南战争记忆深刻。

Eva Dou和《华尔街日报》，站在他们的利益角度上想，大概可以理解会提出这样一些不怀好意、配合美国政府指控的问题。

但我们，当然要站在有利于本国科技进步的立场上，对这些Eva们感叹一声：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