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间》中的周蓉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是一个自私的人，有观众直接表示，很讨厌这个人物。

其实，在梁晓声的原著中，周蓉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人物，寄予着梁晓声对她的一腔挚爱。

从某种程度上讲，周蓉的身上带有梁晓声性格中的很多成份。

那就是执着于自己的梦想，咬定了一个目标，就一往无前、无怨无悔地执着奋进，奔向自己设定的那个甚至可能是乌托邦的标杆。

在小说的描写中，周蓉在周家不但不自私，反而处处体现在无私的情怀。

小说里写道：小时候添置衣服，她都是让新衣给自己的哥哥与弟弟，而她穿着旧衣服。

三年困难时期，为了把口粮留给家里的肚量大的兄弟，故意扒拉几口，就说自己吃饱了。饿了怎么办？她就偷吃水缸里铲下的冰片，最终落下了胃疼病。

可以说周蓉在小说里是一个善解人意、为家分忧的女孩。

后来家里必须有一个人上山下乡，当这个两难选择放在她与弟弟之间的时候，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自己。

她到贵州来到她心仪的男人身边，这是她追求爱情的一种大胆的选择，但未尝不也包含着为家里分忧的一个考量在内。

而对于爱情的选择，与其说这其中有什么欲望的成份，倒不如说是她更追求的是一种精神的纯粹，精神的纯度，在她年幼的心里，诗歌给予她的精神的支撑，让她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这一条完全是追求精神满足的前途莫测之路。

小说里描写她“除了爱情，还能相信什么呢？”她自认为负有拯救的使命才降临人间的。

可以说梁晓声赋予了她一种圣母一样的精神质地。

而周蓉在梁晓声的笔下，情商也相当的高。小说里写到她在暮年之际，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我们这代儿女》，共分三卷，后来压缩成上下两卷。

这个小说，写的是周家儿女的故事，其实就是《人世间》里的故事。

小说里套小说，这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楼梦》这些经典作品都曾经采用过的一种模式。可以看出，周蓉所写的这部三卷本小说，与梁晓声的《人世间》高度重合，密切关联。尤其是，在周蓉的小说里，重点解释了秉义与冬梅的爱情真谛，而这个爱情的真相，正是《人世间》里的一个大主题，那就是社会的阶层也就是新时代阶级的另一种冠名所带来的现实问题。

梁晓声一直用“阶层”一词，来作为他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基础。他写过一本书，名叫《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可以说集中体现了梁晓声的这一思考。

《人世间》不过是借小说的文本，继续思考着这样的问题。秉义作为建筑工人的后代与作为高干女儿的冬梅之间，有着巨大的阶层落差，在梁晓声认为，这两个阶层，本来是不会发生关联的，只不过在特殊的年代，也就是小说里的冬梅父母家落难的时候，才促成了秉义与冬梅的婚姻与爱情，但是他们之间，始终存在着巨大的落差。

无论是在小说还是在改编的电视剧中，郝冬梅的家人，都没有来到过秉义家所在的贫民区。

电视剧里特意将小说中早已去世的郝省长写成了官复原职，意图刻画出一个打破阶层壁垒的具有时代新意的高干形象，但是，郝省长并没有完成他的使命，剧中，他多次想到周家所在的贫民区探视，但一次次爽约，终至在他离开人世的时候，也未能实现他的打破阶层隔阂的预想。

电视剧复活了郝省长，可以说是抓住了《人世间》的精髓，通过“两罐茶叶”这一个小说里没有的虚构冲突，来揭示出郝家与周家的阶层差异给人物心理上带来的巨大冲击。

而这种阶层的差异，在小说里的人物中，只有周蓉看的最清楚，所以，在她所著的那部长篇小说《我们这代儿女》里，就深刻地分析了秉义与冬梅之间的爱情，只是一种爱情的偶然，是一种缘份的副产品，他认为“这种缘分不具有普遍性，大抵是由特定年代或郎才女貌所导演的——我哥哥和我嫂子的婚姻便是如此。”

这段话太深刻了，因为《人世间》里的秉义与冬梅的打破阶层落差的爱情，仅仅是一个特例，社会的阶层差异，并没有彻底地改观，真正的人世间的平等，还是一个遥远的异数。梁晓声的深刻性就在这里。这种深刻性，梁晓声在小说里是赋予周蓉的，显然是梁晓声充分认为，周蓉有这样的智商与情商。

在小说里，周玥被父亲裹带出国，周蓉为了爱女，只身来到人生地不熟的法国，寻找女儿，把女儿带回来。这么一个寻找女儿的过程，长达十年，一直到周玥学业完成，她才和女儿一起回到祖国。可以说，周蓉用自己对祖国的爱，感化了女儿，带着她回到了自己的国家。

现在电视剧里，提到当年的知青陶俊书也到了法国，未尝没有为电视剧后面的故事埋伏笔的意思。

有人认为周蓉不问女儿周玥（电视剧里叫冯玥），是她自私的一种表现。问题是，周蓉在1976年带女儿回家时，因为参加悼周活动而耽搁了行程，致使女儿留在周家。之后她上了北大，读研究生一直到1985年左右毕业，然后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城市，因为无房，女儿只好寄居在周家。这里丝毫看不出周蓉不问女儿、只图自己享乐的苗头。

现在电视剧里出现周蓉被冠上了自私的恶名，不过是电视剧改编者为了突出戏剧冲突，而刻意地制造了一系列言情剧才有的偶遇、巧遇、撞遇冲突才造成的后遗症。

从目前播放的内容来看，电视剧炮制了几个一连串的原小说并不存在的戏剧冲突。

其中涉及到周蓉的部分，就是她与冯化成的婚姻破裂。

在原著小说中，早在1985年前，她就与冯化成分道扬镳，然后她从北大研究生毕业，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城市。冯化成一直留在北京，根本没有电视剧里那一系列第三者插足的婚恋言情套路。

电视剧里，把周蓉的婚姻破裂时间放在了1990年，而且添加了一个人物——妙龄文青王紫，成为周蓉与冯化成婚姻瓦解的最后一根稻草。

而在原小说里，冯化成一回到北京，就与前妻鸳梦重温，后来更是阅女无数，周蓉不得不与他分手。

而在电视剧里，周蓉与冯化成的感情纠葛，纳入到周家的种种矛盾之中，这些矛盾包括：骆士宾争夺周楠、周楠与冯玥的朦胧好感、家里人对楠、玥之恋的态度差异，让过去小说里的散落的没有纠结戏剧冲突的流水账绷紧了情节线。

这些情节的设置，确实可以看出改编者是动了一番脑筋的，这样，周蓉的方方面面，便要比原小说里的一笔带过增添了更多的情感维度，而在这种维度中，对周蓉的认知，有很多是与她站在对立面的冯化成强加于她的，而实际上，冯化成对周蓉的自私的指责，完全是无中生有，是立场的歪斜而导致定论的偏颇。

由于这几个维度的增加，的确给这剧中“骆士宾争夺周楠”的情节，增添了许多的节外生枝，尤其是令人感到耳目一新的是楠、玥之恋，在小说里仅仅是一种模糊的存在，梁晓声的创作兴趣，是放在上一代身上，而对下一代的青年人的情感变化，梁晓声根本是敷衍了事的，所以，小说原著里的周楠与周玥，也就是马马虎虎提起过、略加概述而已。

而改编者必须在这一段时段里，也就是1990年的时段里，设置出环环扣扣、步步紧逼的戏剧冲突，于是就把楠、玥之恋，特别地提出来，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波澜起伏的情感闭合圈。

改编者在确定了楠、玥之恋的大的戏剧框架之下，很快找到了这份恋情的逻辑悖论，这一点，的确显示出改编者深刻地读透（但不一定读懂，或者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了梁晓声的原著，而且代入到梁晓声的预设的松散的情节中，从中发现了能够制造冲突的心理对垒点。

这个逻辑悖论点，就是楠、玥之恋，涉及到一个伦理的问题，因为周楠一直被认为是秉昆的亲生子，那么，周楠与周玥就是表兄妹，如果上一辈人要同意楠、玥之恋的话，那么就是承认了楠、玥之间没有血缘关系，这势必就要暴露出郑娟是如何怀孕的问题，最终的结果就是郑娟的人设面临着极大的崩塌威胁。

所以，在这一个伦理悖理的逻辑框架下，郑娟持反对楠、玥相恋的态度，而周蓉出于讨好女儿的目的，支持楠、玥相恋，这样，在电视剧里，便现出了一场周蓉不得不动员周楠用他的爱，去拯救出入舞场、不思进取、滑入到堕落悬崖边的冯玥的情节，在电视剧的这一段终极章回中，周楠用他的爱，拯救了冯玥，他的办法，是提及过去两个人的相约清华见面的誓言，阻止冯玥的自暴自弃。

在这个章回中，增加了许多原著里没有的周蓉的心理细节，如她倾向于支持楠、玥相恋，从而突出了她出于救助女儿的考虑而纵容孩子早恋的心路，虽然这一段情节充满了细节张力，但很不合理，这与《人世间》的开始篇章里，春燕的母亲纵容女儿睡到秉昆家如出一辙。

因为很显然，身为一个母亲很难相信为了迎合女儿，而鼓励女儿投身到爱情波涛之中，而且剧中的女儿还在上高二，这时候，讨论孩子的相恋基本没有什么意义，但电视剧里却煞有介事地演绎出了路上相遇（冬梅看到周楠、冯玥相拥）、英雄救美（周楠为了冯玥打跑了街痞，两人相拥）、家中相撞（周父在周蓉家，看到周蓉与蔡晓光相拥慰藉）这一连串通过偷窥看到的巧合性意外性场面，从而使得1990年的故事段落，曲折离奇，惊心动魄。有些设定，明显偏离周蓉在原著中的规定，从而造成了周蓉这一人物自私加身的印象。

电视剧在这一段中的改编，可以说是在原小说的简略交待的基础上添油加醋，无中生有，但是又置于郑娟的奇特身世这一框架下，不断地对应着开始时郑娟怀着骆士宾孩子这一小说的根本性故事动力，应该说在改编上是相当的成功的，平心而论，把梁晓声在开始时的独到的情节设置发挥到了极置。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也让周蓉的性格展现出了多样的侧面，而这些侧面有些部分，更多的是来自于女性改编者对角色的一厢情愿的想象，呈现出了周蓉的可以理解的身为妻子、母亲与女人的多维时空。这些基调，丰润了周蓉的性格内涵，不应该对她的形象产生什么样的污点，毕竟周蓉在剧中的动机，基本合理与符合人物的性格常理。唯一的不合理处，就是周蓉鼓励女儿与周楠的相恋，而在小说中，一直到周楠学业功成、来到了法国于遇周玥之后，她才改变了过去的阻止两人相恋的看法，转而支持女儿与周楠玉成好事。

而梁晓声在《人世间》里的兴趣点不在这些卿卿我我的小儿女情感上，对此写的很是简约，但到了电视剧的女性改编者手里，这些部分，成了她们大显身手、掀风作浪的极乐妙境。

从这个意义上讲，梁晓声的严谨的对现实的描摹，到了电视剧里，成了一场言情剧的铺排与铺陈。但这也是一种无奈之举，按梁晓声的原著直接拍摄的话，根本拍不成一部前后酣畅淋漓的电视剧，而电视剧这样的改编，又把梁晓声的原著改得面目全非。多少年后，哪一个才能真正代表《人世间》的原有风貌？这就是所谓文学界的“触电之危”的真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