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这三个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长达1800年的早期王朝是后世儒家念念不忘的“三代”。这三个王朝并非大一统帝国：在王朝直接管辖的领土周边分布着大大小小的诸侯方国。夏朝统治时期天下号称有万邦，商朝统治时期依然是方国林立。夏、商、周三个王朝都与周边一些方国部族爆发过冲突。这其中有一个部族历经夏、商、周三代持续打击始终没被消灭，反而最终取代夏、商、周三代统一了华夏。
与夏、商、周三代持续对抗的这个部族被称为“东夷”。“东夷”族群在考古学上是指距今约8300年前的后李文化起历经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的承载者。历史上的太昊、少昊、伏羲等可能都是东夷内部某个部落酋长。东夷可能是中国成熟文字的诞生地：山东淄博地区出土的骨刻文甚至比殷墟甲骨文的年代还要早300多年。东夷部族的伯益曾被帝舜指派协助大禹治水。生活在如今山东费县一带的伯益族人姓嬴。
日后统一华夏的秦始皇嬴政正是这支嬴姓部族的后裔。相传伯益曾被各部族共同推举为大禹的继承人，但大禹的儿子夏启在父亲死后将王位禅让制改成了世袭制。这当然使东夷部落的利益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出自东夷的后羿、寒浞一度篡夺了夏朝的王位，等到少康复国之后夏朝与东夷的战争也一直断断续续打打停停。取代夏朝的商朝与东夷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有一种说法认为商人本就是东夷部族中的一个分支。
商朝的崛起之地确实位于夏朝的东方，而且商部族与东夷民族都是以玄鸟为图腾。商汤灭夏时东夷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盟友。有着如此渊源的商部族和东夷各部族按说该维持和睦关系才对，可从商朝第十代君主仲丁起商朝就把主要的用兵方向转向东夷诸族。商朝其实是一个十分热衷开疆拓土的王朝：商朝的建立者成汤“十一征而无敌於天下”，到了商王武丁时期还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女性将领妇好。
武丁在位时期与南面的虎方、东面的夷方、北面的鬼方以及羌方、周族等进行过大规模的战争。在经过这些大规模的战争后大多数与商朝为敌的方国都销声匿迹了，但商朝与东夷的战争却一直持续到商朝灭亡。历代商王都把东夷视为自己的主要对手。直到商朝的末代君主纣王在位时期还曾大张旗鼓征讨东夷。当时西方日渐崛起的周部族对商朝的威胁已越来越大，可纣王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仍执意把商朝的主力部队投入到东方战场。
据《周书·武成》记载：武王伐纣从一月癸出兵到二月甲子牧野（河南卫辉）决战前后只花了32天时间。周武王的伐纣大军沿途甚至没遭到商朝守军任何阻击就直接杀到了牧野。商、周两军在牧野的决战更是异常“轻松”：周武王仅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就取得了牧野决战的胜利。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商朝与东夷长年累月的战争耗尽了自己的国力，从而使西方的周国有了可趁之机。《左传》因此评价说：“纣克东夷，而殒其身”。
当周武王的大军抵达牧野时迎战他们的是商朝的中央军，也不是效忠于殷商的诸侯方国军队，而是由奴隶和俘虏临时拼凑而成的乌合之众。这是因为此时商朝的主力部队仍在东方战场征伐东夷。纣王在继位后第十年就与攸国的攸侯喜合兵征伐夷方一直打到了淮水流域。这次军事行动从出兵到回京前后费时达250天。纣王在位的第十五年再次发动了历时约九个月的针对东夷的战争。
纣王针对东夷的大规模战争如果仅仅从军事上看是胜利的，可战争说到底是需要靠人力、物力、财力支撑的。纣王伐东夷这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胜利使商朝自身元气大伤。由于商朝把主要精力用在与东夷的战争上，因此导致对西方的周人缺乏足够的防御力量。商朝为什么会如此执拗地盯着东夷打呢？如果说商朝对东夷的战争在一开始是为了实现开疆拓土的目标还不算奇怪。
可等到周人的威胁已明显大于夷人时还要冒着亡国的危险把夷人当成主要敌人打就着实令人费解了。要解释这种匪夷所思的现象有必要梳理一下商朝与东夷的关系。商朝早期与夷人的渊源颇深，所以有时正因为双方太过相似才导致竞争关系更大。春秋时代地理位置邻近、语言文化风俗相近的吴、越两国一直流传着“非吴灭越，即越灭吴”的说法。商朝与东夷的矛盾在某种程度上与此类似。
事实上商朝是一个有着典型海洋商业文明特征的王朝。这与后世一些王朝重陆轻海、重农抑商的特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商部族是一个相当擅长贸易的民族，所以我们今天把做生意的人称为“商人”。《诗经·商颂》中的“肇于彼四海，四海来假，来假祈祈”反映了从海上来商朝交往和朝拜的盛况。20世纪20年代殷墟出土了大量海贝、鲸鱼骨、龟甲。这就证明中原地区早在商代就与沿海有贸易往来。
商朝占卜使用的材料有来自黄土高原的牛骨，更多的是产自南方深海的龟甲。这是否暗示着商王朝的海洋气息一度要远远大于内陆的特点呢？商汤灭夏以后商部族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商王朝在早期阶段海洋气息一度大于内陆气息，可随着疆域的扩张使得商王朝逐渐把统治中心由东部沿海平原转移到了中原地区。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数十年的考古发掘已证实：华夏文明在早期其实是满天星斗式的多元起源。
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东部沿海、四川盆地、东北地区都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文明。这些地区文明在长期融合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多元归一才形成了我们今天的中华文明。夏朝前期及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作为新石器时代的主要文化类型囊括了广袤的黄河中下游农耕区。此后以二里头为代表的夏晚期文化、二里岗为代表的早商文化、殷墟为代表的晚商文化都揭示了夏、商在中国建立了广域王权。
这一过程中不同区域的人们逐渐形成了相同的习俗和文化面貌。这也是华夏文明能够多元归一并最终形成大一统的关键所在。可直到商周时期生活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夷人始终有着与中原地区截然不同的文化特质。当商王朝在中原地区歌舞升平之时东部和南部沿海夷人的航海活动已从河姆渡的木桨、独木舟发展成使用木板船和风帆了。夷人因缺乏发展农耕文明的条件或因受文化制约只能“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
数千年的海上颠簸使夷人掌握了海风和洋流的一般规律。东部沿海地区的海洋商业文明与中原地区的农耕文明就这样长期并行独立发展着。商朝人本身同样是海洋商业民族出身，可灭夏以后早已吸收了不少中原农耕文化。同时接受海洋商业文明和中原农耕文明熏陶的商王朝把统一两大文化区视为是自己的天赋使命，因为只有把这两种不同文化特质的地区和人民统一在一起才标志着商王朝成为真正的天下共主。
商朝倾举国之力对东夷的数百年经略最终成功打破了东方地区与中原地区长期以来对立的格局。这是商王朝对华夏民族大一统做出的最大的历史性贡献，然而商朝为实现这样的“万世功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商朝的东征为华夏民族大一统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但商朝自身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失去了江山。在经历“血流漂杵”的牧野之战后周人取代殷商成为中国的主宰。武王伐纣时商朝十多万精兵正由能征惯战的将军攸侯喜统领出征东夷。
空虚的朝歌城因而被武王攻破。殷商王朝覆灭后攸侯喜统领的那支出征东夷的部队却从此杳然无踪。恰在殷商灭国之际攸侯喜率领的殷军失踪之时在中美洲尤卡坦半岛兴起了奥尔梅克文明。到了近现代这两件事被人联系起来衍生出了所谓”殷人渡海“的说法。最早提出殷人渡海说的是19世纪的英国翻译家梅德赫斯特。1968年美国学者威廉姆·迈克耐尔也在《西方的崛起：人类社会的历史》一书中提出：奥尔梅克文明可能来自殷商。
如果仅仅从可能性上讲殷人渡海远航美洲是完全有可能的。诗经中的《商颂》记载：“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相土是商代第十一代王。他开拓疆土到了渤海从而与海外发生了联系。这证明当时的航运水平已有了很大的提高。洋流活动使殷人渡海说具备现实可能性：北太平洋及附近海域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呈顺时针流动的大环流。该洋流自太平洋北赤道附近产生，经吕宋岛北部、台湾东部进入台湾海峡，在舟山群岛交汇后到对马东海。
此外在日本九州南部还有一支分流北上形成对马海流。该海流经对马海峡进入日本海，又经津轻海峡回到太平洋上。现在的海洋漂流学已证明：用一个大的但并不是太大的木筏在海上带上食品、钓鱼的工具可以漂流一年以上。漂流的地区可以到达南美、北美、澳大利亚、非洲；同时整个太平洋各个岛都能到。菲律宾、北婆罗洲、夏威夷、新西兰、厄瓜多尔……世界各地陆续有13个地区发现有源自中国的有段石锛。
考古界据此推断：确有上古先民从中国东南沿海逐岛漂航直到拉丁美洲西岸。当然这一切都是根据古籍记载和出土文物进行的可能性推断。这些只能证明殷人渡海到美洲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至于武王伐纣时攸侯喜率领的那十万神秘消失在史籍中的商军是不是真就到了美洲呢？目前在没更充分的证据以前尚无法对这一问题给出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答案。其实古代中国人渡海迁徙这种事并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山海经》中记载着商周时期中国人多次向东海诸岛屿迁徙的事迹。曾有现代学者根据《东山经》复原古代中原先民向东海岛屿迁徙的路线图：大黑山岛-济州岛-福江岛-下甑岛-鹿儿岛-琉球群岛。在商朝向东部沿海地区扩张的过程中部分东夷人开始效力于商朝。像纣王手下的蜚廉、恶来这样的大臣就是东夷伯益的后代。周王朝取代商王朝以后联合诸侯国消灭了徐夷、淮夷等东夷势力，但位于山东半岛的莱夷直到春秋时期才被齐国消灭。
至此活跃于山东、江苏、安徽等地的东夷国家已不复存在。周王朝东征获胜后将伯益的后代嬴姓部族迁移到了西部。这个部族建立的秦国经过数百年励精图治终于由嬴政完成了华夏民族的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始皇帝其实是一个东夷人。东夷在经过与夏、商、周三代的持续对抗后由背井离乡前往西部异域发展的秦人这一分支完成了华夏大一统的历史使命。秦汉以后东夷人完全融入了华夏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