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说法叫，蒙古横扫欧亚靠的是铁骑，女真入主中原靠的是东珠。

只有几十万人的女真能够击败拥有过亿人口的明朝，堪称中国历史上的耻辱，也是奇迹。虽然女真满万不可敌，但这只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强如诸葛亮，以一州之地对抗十州的曹魏，还不是落了个饮恨五丈原的下场，大国对小国的碾压太大了，不是一句女真满万不可敌就可以解释的。

努尔哈赤在统一建州后只是想与大明做生意，至多也就是想占有整个辽东，再统一其他两部，多尔衮入关后，也没有奢望要入主整个中原，至多也就是与汉人划江而治。

有人说，是大明的那些降兵降将太没有骨气了，才让女真人看到了入主中原的希望。

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并非全部。

粗略统计，从抚顺失陷开始，英勇战死乃至自刎殉国的明军总兵官一级的就有十六位，分别是：东州的李弘祖、抚顺的张承廕，清河的邹储贤，四路出击时的杜松、刘綎、王宣、赵梦麟，开原的马林，沈阳的贺世贤、尤世功，浑河的童仲揆、陈策，辽阳的杨宗业、梁仲善，广宁的刘渠、祁秉忠，低一级的将官更是数不胜数，十分惨烈。

说明朝官兵都没有骨气，是不对的。

但同时，也有众多被策反过去的“汉奸”、降人，他们都在明金战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抚顺之战中，先有叛徒佟养性带着化装过的后金兵进城充当内应，打开城门，后有守将李永芳不战而降，使明军在巷战中很快失利。佟养性是熊廷弼心腹爱将佟卜年之族弟，而李永芳则是李成梁的亲信。李永芳投降后，又在以后的战事中，多次现身说法，进行招降，在策反明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在后来的西平堡之战中，他先是反策反王化贞心腹骁将孙得功，导致明军大溃败，后又在取广宁城时，大呼金兵已临城下，使守军不战而逃。

在萨尔浒之战中，李成梁二公子李如柏表现“不俗”（磨蹭不前，不战而溃，假传将令撤兵），高度“疑似”内奸。

接下来是开原之战，也有“谍工”开门内应。虽然细节难以考证，但种种迹象表明，主持开原工作的摄道事郑之范嫌疑很大，他是李成梁的亲信，战前他的亲属与女真人有过接触，在“木无空枝”，人人争相殉国的开原，只有他逃了出来，后被抓捕处死，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他是有问题的。

之后是铁岭战役，先是李成梁三公子李如桢作壁上观，后又“参将丁碧开门迎敌”，一城忠义的铁岭军民，也挽不回一个叛徒带来的破城。

沈阳之战中，“降夷复叛，吊桥绳断”，又是里应外合的结果。

还有辽阳之战。据史料记载，李永芳亲家的侄子马承林，将奸细带入城中，藏在自家地窑内，开战时作为内应打开城门，导致辽阳失守。

再之后的那些就更出名了，如祖大寿、洪承畴、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孔有德之流。

总之，从抚顺到清河，从萨尔浒到开原、铁岭，从辽、沈到广宁，一路走来，明与后金的每一场战争，几乎都有内奸配合。这些奸细不是打开城门，就是临阵倒戈，还有泄露机密，通风报信的。

可以说女真人每一次成功的背后，都站着一个奸细。这实在是一个令人吃惊的事情！

事实上，明末明军的战斗力是很强的，尤其是在努尔哈赤时期，毕竟当时距离万历三大征的辉煌刚过去了二十来年，但他们往往是在人数不占优，背后又被人捅刀子的情况下与金兵作战，无论明军的战斗力有多强，作战多英勇，在这样一种被人算计的不公平状态下，是很难取胜的。

那么，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作为外族，满清，尤其是努尔哈赤时期女真还不算太强的时候，为何能策反如此多的明朝将领？

个人总结有以下几个因素——

明末，阉宦当道，东林误国，党争贪腐盛行。许多将领在朝中备受排挤，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支持。例如，孙承宗上吊、袁崇焕冤杀，卢象升屈死，都使得众多将领心寒。而女真人则善于利用这一矛盾，许以高官厚禄，吸引明朝将领投靠。

史载，努尔哈赤“厚待降将，赐以宅第、田产，委以重任”，当年为劝降洪承畴，皇太极甚至派出了自己的爱妃前去以身相诱。这种做法对于在明朝不得志的将领来说，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另外，女真地区物产丰富，盛产东珠、人参、貂皮等名贵物品，这些特产深受汉人欢迎，是后金贿赂汉官、收买奸细的有力武器。

努尔哈赤雄才大略，具有非凡的领导能力和军事才能。他对投靠的将领充分信任，敢于委以重任。例如，李永芳是明朝第一个降金的将领，努尔哈赤对他极为器重，不仅封其为三等副将，还将孙女许配与他。这种信任与重用，自然使得其他明朝将领趋之若鹜。

努尔哈赤实行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对投降的汉族兵将一视同仁，不歧视、不虐待。他还积极吸收汉族文化，重用汉族人才，使后金成为历代汉化较深的少数民族政权之一，比如，范文程、佟养性等汉族谋士都受到了重用。

另外，辽东地区不同于漠南、漠北、西域，女真属于渔猎民族，与汉人杂处，商民往来，逐步渗透到了明朝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这不仅有利于在汉人中安插奸细，还使得一些汉族将领以及百姓在心理上更认同这一“半同化”的民族。

比如，当年后金攻占辽阳，辽阳城就出现了一部分汉族居民“启扉张炬以待，妇女亦盛饰迎门”的景象，这就是这一“人心向背”发生变化的真实写照。

李成梁镇辽三十年，有五个儿子当总兵，一个弟弟、四个儿子当参将，弟子门生满天下，辽东军界的要害位置多有其子弟和亲信，是名副其实的东北王，而他又是努尔哈赤的“军事教父”，努尔哈赤从他那里了解到了汉人的人情世故，学会了以夷制夷之术，并青出于蓝。

另外，早期，在李成梁“以夷制夷”战略思想的帮助下，努尔哈赤成了他在辽东的代理人，有了与明朝做生意的通行证，有了这层关系，建州的影响深入到辽东军政、经济的各个方面，为后金的策反工作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努尔哈赤从16岁被赶出家门，后被佟登父亲收养，佟父不但对努尔哈赤大力培养，还把自己的孙女佟春秀（哈哈那扎青）许配给他。

佟家是名门望族，有着雄厚的经济实力，还有许多人在朝为官，努尔哈赤起兵反明，岳父佟登就拿出了自家当铺中的十三副铠甲，以及巨额钱款进行支持，而当时明军中的佟氏族人有许多人投靠后金，这些人在努尔哈赤的策反工作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前面提到的佟养性，以及后来的佟养贞。

不少汉族官员意欲攀附，甚至在两军交战时，也想暗通后金，寻求自保，为自己留后路。这些人大多采用骑墙观望的态度，他们虽然留在明军阵营中，却与女真保持着联系，这些人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很难说，明史中很多具有争议的人物，如李成梁、熊廷弼，甚至袁崇焕，都存在暗通后金的疑点。

其实，从某些方面来讲，努尔哈赤家族不像是少数民族首领，更像是明朝的一员叛将，他们对于明廷的熟悉甚至超过了明廷自身，而明人对他们的认同，也完全不像是对待其他游牧民族。

可以说，努尔哈赤对明朝将领的策反工作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