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

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

……

或者以为当是之时，周室微弱，三晋强盛，虽欲勿许，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晋虽强，苟不顾天下之诛而犯义侵礼，则不请于天子而自立矣。不请于天子而自立，则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礼义而征之。今请于天子而天子许之，是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也，谁得而讨之！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

——《资治通鉴·周纪一》

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天大的事，周天子分封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这件事的直接结果是晋国没了（王还在，但国已“社死”），韩、赵、魏三国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战国七雄或合纵、或连横的斗争格局初现端倪，列国纷争更加错综复杂，也更加精彩纷呈了。

俗话说看热闹的不怕事大，我也是这个心态。但对周王室来说却是大不幸，天下共主的最后尊严被韩、赵、魏彻底撕掉，周王室沦落成了在夹缝中苟活残喘、任人欺凌的可怜虫。

自平王东迁367年以来，虽然“周道日衰，纲纪散坏，下陵上替，诸侯专征，大夫擅政，礼之大体什丧七八”，但周天子共主的名义尚存，再强大的诸侯也不敢轻易“逾礼”造次。比如，晋文公平定子带之乱后，想趁机求得死后享用王室隧葬礼制，结果让周襄王一句“王朝制度就摆在那儿，没有改朝换代而有两了个天子，您老作为叔父也是反对的吧。要不然的话，您又何必请示我呢？”给硬生生怼了回去，他也不敢说半个不字。

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就连诸侯国的卿大夫都敢在踩在周王室的头上拉屎撒尿，周天子非但不敢吭声，还要为他们的悖逆背书，简直是把堂堂周天子的脸面踩在地上反复摩擦，怎么能不让卫道士们痛心疾首、义愤填膺呢？这种愤慨一代接着一代延续了千百年。到了宋代以后，司马光老先生把这件事作为皇皇巨著《资治通鉴》的开篇，既是为了记录历史，更是为了表明同样的政治态度，这也是他从政和修史的基本立场。

为了证明自己立场的合理、合法，司马光老先生不遗余力、呕心沥血，从《春秋》、《易经》、《尚书》等诸多典籍中寻找理论依据，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对周王室不坚守立场、坚持原则、坚决斗争的软弱作风进行了无情揭批，对其自我矮化、自坏规矩、自我放弃的做法更是表现得痛心疾首，甚至比周天子还要难受。

一句话总结就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是史家对这件事的基本观点，并被人们普遍接受。

当然，但普遍接受的不一定就是真理，司马光们就是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疼，他们总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指手画脚，从来没有设身处地为周王室想过。在当时形势来下，他们还有其它选择吗？如果换做别人，结果肯定也是一样。原因如下：

一是形势不允许。如果诸位看一下当时的地图，就会发现芝麻绿豆大一点的周完全被强大的三晋所包围，生存空间极其逼仄，估计只要三晋有一点点小动作，周王室的生存都会成问题，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威烈王的认识是清晰的。

二是实力不允许。经过三百多年的衰微，周王室要地盘没地盘、要军队没军队、要人民没人民，拿什么去阻止三家分晋。在列国纷争的春秋战国时期，大家都是凭实力说话，没有硬实力就没有发言权，强要出头就是自取其辱，周王室只有能把委屈深藏在心中，含泪答应三家的要求。

三是诸侯不响应。三分晋国对天下诸侯来说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特别是那些有理想、有抱负的诸侯，谁都不希望面对一个曾经两度称霸的晋国。三分晋国正是他们心中所求，谁还会响应周王室的号召而征讨三晋，更何况周王室也没有了当初的号召力。

面对纷繁复杂的局势，说话办事的底气是实力，没有足够的实力，就不要自取其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