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来自厦门大学的三百余名师生在上海发起建立一所综合性私立大学——大夏大学。今年，正值大夏大学建校一百周年，一百年沧桑巨变，一百年精神永存。本季欧元怀旧藏专题收入大夏大学第二任校长王伯群于1939年至1944年间致大夏大学第三任校长欧元怀书信一组，再现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大夏大学由上海迁至贵阳，两任校长在举步维艰的处境下不遗余力发展教育的历程，重现大夏之光。

王伯群（1885-1944）

王伯群，贵州兴义人。同盟会元老之一，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先驱、政治家和爱国教育家。历任广州军政府交通部长、广州任大总统府参议兼军政府交通部长等职。1924 年王伯群慷慨捐资创办大夏大学,后又多方劝募并捐巨资，在上海中山北路建成固定校舍和相关实验室、图书馆、大礼堂，并出任大夏大学校长。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王伯群淡出政坛，转向“教育救国”。抗日战争期间王伯群带领大夏大学三次迁校，1944年因积劳成疾，病逝重庆。著有《交通事业改革方案》《电政设施三年计划》《航政建设纲要》《伯群文集》等。

1930年代大夏大学中山北路校舍

1924年4月，厦门大学发生学潮，时任厦门大学教育科主任兼总务长的欧元怀目睹校方的无理举动，深为不满，据理力争，被校方借故提前解聘。欧元怀与原厦门大学的三百余位师生为争取民主办校奔赴上海，在王伯群等同盟会元老资助下，筹备成立了大夏大学。大夏大学最初取名为“大厦大学”，后改为“大夏”，寓意“光大华夏”，聘马君武为校长。在当时上海四十多所私立大学中，大夏大学校舍轮奂崇宏，教学声誉卓隆，蔚为海上私校之巨擘，被誉为“东方哥伦比亚大学”。

欧元怀（1893-1978）

欧元怀，字愧安，福建莆田人。先后在美国西南大学文理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归国后历任厦门大学教育主任兼总务长、上海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和校长、上海市工部局华人教育处教育委员、贵州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等职。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长期从事教育学和心理学的教学与研究，著有《抗战十年中国的大学教育》《论战后我国的留学政策》《大夏大学校史纪要》等。

1942年王伯群（前排左二）与大夏大学护校委员会成员在贵阳合影

1927年马君武因筹备广西大学，辞大夏校长职，王伯群接任校长。王伯群因同时任职于国民政府，政务之余，主要筹划大夏财政和应对外部关系，内部管理则基本由欧元怀操持。1944年底，王伯群积劳成疾，不幸逝世，时任贵州省教育厅长的欧元怀又临危受命，扛起危机中的大夏大学校长之职。本季欧元怀旧藏专题所见王伯群书信共6通，作于1939年至1944年，再现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大夏大学由上海迁至贵阳，王伯群、欧元怀两任校长在举步维艰的处境下筹款、增设附属中学、建造校舍、学生补助、与国民政府交涉等大夏大学内务外联事宜。

Lot 4616

王伯群致欧元怀信札

1939年写本

1通7页附1封

20.5×29 cm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大夏大学被迫内迁。王伯群赴南京与教育部商定，大夏大学与复旦大学合并成为中国抗战时期的第一所联合大学——复旦大夏联合大学。联大照教育部令分为两部，第一部以复旦为主体，称复旦大夏第一联合大学，迁往江西庐山；第二部，称复旦大夏第二联合大学，迁往贵州贵阳。两校学生按自愿原则，自择一校就读。

Lot 4615

王伯群致欧元怀信札

1939年写本

1通2页

17.7×25.8 cm

不久，日军进犯江西，复旦再迁重庆北碚，大夏则迁至贵阳，两校联合解体。初至贵阳的大夏借南明河畔讲武堂作临时校舍上课，后于花溪建正式校舍。1938年6月，王伯群在贵阳主持增设大夏大学附属中学，开辟了学校生源，也为大夏大学教育等学科的学生提供实习机会。

Lot 4617

王伯群致欧元怀信札

1939年写本

1通4页附1封

21×28 cm

大夏内迁之后，仍留沪上的吴浩然和1938年由贵阳派回上海的鲁继曾、邵家麟等先生，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上向实业家虞洽卿借得重华新村房舍，设立大夏大学沪校，使无法转往内地的一些学生得以继续学业。1942年4月，占领上海的日军发现并破坏了重庆政府教育部驻沪办事处，处内职员皆被逮捕，此后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留在上海的剩余学校彻底断绝了与国民政府之间的直接联系。在日军的逼迫下，上海法学院、上海法政学院等直接撤退至安徽继续办学，上海女子医学院等则直接停办。而复旦大学、大夏大学等，由于大部分师生已内迁，剩余留沪部分不愿向日伪投降，但又缺少经费，只得被迫降格为“补习班”。

Lot 4618

王伯群致欧元怀信札

1942年写本

1通2页

20.5×29 cm

由于抗战中经济形势的恶化，作为私立大学的大夏大学，黔沪两校生存均极困难，改为国立大学从而接受政府经费补助，成为他们的最佳选择。为此，大夏大学不断向以陈立夫为代表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商请改为国立。而教育部的考虑，则是将私立大夏大学改为国立贵州大学，这样一方面可以解决大夏大学的生存问题，另一方面也能缓解贵州省缺乏高等教育资源的困境，实现高等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但若改成“国立贵州大学”，大夏大学就极有可能要永留贵州，这是大夏大学师生所不愿意的。为改国立并保留原校名，大夏大学自1938年至1942年，与教育部展开了长达四年的博弈，尽管最终改国立失败，却在维持私立的情况下获得国民政府巨额补助，从而渡过难关。

Lot 4619

王伯群致欧元怀信札

1943年写本

1通1页

17.2×27.5 cm

1944年冬，日军进犯黔南，大夏三迁赤水。王伯群校长因迁校劳累成疾，于同年12月逝世于重庆。孙科在重庆召开校董会，推选贵州省教育厅长欧元怀为校长，王毓祥为副校长。

Lot 4620

王伯群致欧元怀信札

1944年写本

1通4页附1封

20.5×28.8 cm

1945年日本投降，大夏师生同赤水民众欢欣鼓舞，举行提灯火炬游行，欢庆胜利。次年，大夏师生迁回上海。1951年，以大夏大学、光华大学为基础，同时调进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和浙江大学等高校的部分系科，在大夏大学原址上诞生了华东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