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人秀于群言必毁之。原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兼、山东省政府主席、省保安司令、山东军管区司令王耀武被俘后进了战犯管理所，依然有“同学”向管理人员举报，说王耀武这个人不老实，所谓的积极改造都是伪装。
在战犯管理所，所有战犯都被称为学员，学员之间互称同学，但战犯管理所的同学可不同于黄埔同学，在战场上还要留几分情面，而在功德林或其他战犯管理所、看守所，同学们则似乎更乐意互相举报，比如沈醉和徐远举、周养浩，还为此发生过冲突。
王耀武是正规军人，在抗战中立有赫赫战功，所以不管是在山东还是北京，他被俘后的日子过得都不错，但就是这个“不错”，让惯于内斗的被俘蒋军将领有些羡慕嫉妒恨，当面笑呵呵，背后告黑状，更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于是王耀武差点“倒霉”——沈醉在回忆录中说有很多人举报（诬告）王耀武，虽然沈醉没有明确指出举报者的姓名，但是他却在字里行间露出了马脚：不管是举报还是诬告，那些举报者中，极有可能有沈醉，而另一个举报者，应该也是个少将特务。
沈醉这段回忆才符合史实，我们看《特赦1959》，好像王耀武和沈醉很早就进了功德林，事实上他们一开始都分散在各地，1955年和1956年高级战犯大集中时才分别从重庆和山东转到北京，王耀武比沈醉先到，沈醉在1956年国庆后来到北京，王耀武已经是学习委员了。
王耀武在山东期间，跟徐州“剿总”杜聿明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前指指挥部副参谋长（代参谋长）文强住在一起，文强被送到山东，迎接他的就是王耀武。
文强在《口述自传》中回忆：“在山东潍坊，我们住在一个大村庄的地主家里。我一去，王耀武等在门口迎接，他拉着我的手说：‘哎呀你也来了。’王耀武对这里比较熟悉了，他说：‘分工合作吧，大家可以做什么事情，自己报名。’我就说：‘我会做湖南菜。我报名做湖南菜！’听我这样一说，有个在四川部队当军长的，他报名做四川菜。王耀武说一口山东话，每天起床都说：‘吃糖吃糖（起床起床）。’”
我们需要顺便解释一下，这里的“解放军官”，指的是“被解放（俘虏）的蒋军军官”，就跟“解放战士”不等于“解放军战士”一样。
山东解放军官训练团中的高级将领被集中到北京，沈醉、徐远举、周养浩、王陵基、宋希濂等人也先后从重庆转运北京，这下子功德林热闹了：黄埔系、杂牌军、“牛字号（特务）”汇聚一堂，勾心斗角开始了，算旧账的当然也比比皆是，比如杨伯涛和黄维，韩浚（叶立三的历史原型）和李仙洲，张淦（蔡守元的历史原型）和马励武，杜聿明和宋希濂，都有诉不清的恩恩怨怨。
黄百韬临死前对李以劻（时任“总统府”少将参军、战地视察官，1960年特赦）说的那番话可谓入木三分：“古人说，胜则举杯相庆，败则出死力相救。我们是办不到的。”
沈醉回忆：“由于王耀武事事谨慎，从不乱反映问题或欺上压下，找不到推翻他的毛病。最后，还是有人不断向所领导和管理人员反映，说他白天装得老老实实，夜晚睡着做梦时，经常咬牙切齿地痛骂什么……（脏字，略去）等，一定是白天抑在胸间的愤懑，在夜间控制不住而发泄出来，说他是外装老实，内心仇恨共产党，不是表里如一。”
这时候问题就出来了：王耀武说梦话，能听到并会去打小报告的可能是谁？当然是同在一个小组、住在一个宿舍的“同学”。
沈醉不但清楚描述了王耀武如何在梦中骂人，还知道接到举报的管理人员如何回复的：“一是从来没有发现王耀武弄虚作假欺骗领导；二是始终如一任劳任怨，勤勤恳恳，没有理由撤换他；三是夜间说梦话，并不能说明他骂人是骂共产党，也可能是种生理上的习惯。”
读者诸君可以试想一下：什么人能听到管理员对举报的答复？沈醉把答复写得如此清楚，是不是无意间露出了马脚？
各绥靖区、绥署、战区的情报处基本都是由军统（保密局）特务组成（胡宗南的部队和部分桂系等杂牌部队除外），董益三的少将特务身份一直没有改变。
董益三是王耀武、沈醉所在第二小组的组长，但在很多时候，又得受学习委员领导，沈醉一开始也有点奇怪：“吃过早饭之后，他忽然回到组内来传达当天上午的学习内容。我很奇怪，他和我们一样是第二组的成员，怎么由他传达学习项目？下午我就打听到了，原来学习小组长之上还有一个学习委员，直接由管理所负责人领导，王耀武就是学习委员。但他平日还是在小组内与我们一道学习，每天学习完毕，由他召集各学习组长开一次碰头会，各组长向他汇报学习情况，由他汇集以后去向管理所的领导汇报。”
王耀武“管”着所有的学习小组组长，可谓“位高权重”，但他对沈醉确实客客气气，而沈醉有些不太愿意提起的小组长董益三，则“官派”十足。沈醉拿出一整条大前门送给董益三，结果人家只拿了一支，剩下的全都“丢还”：“我问汤尧，为什么老董宁愿去拾烟头而不要我的烟？他用轻蔑的口吻回我一句：人家是学习组长，你送烟给他，不是想拉关系吗？听了他这句话，我才想起第一天和董见面时，他就一再向我表示：‘我们重新交朋友。’我开始还有点不理解，经汤这一说才恍然大悟。”
邱行湘（被俘前为青年军整编第二〇六师少将师长兼任洛阳警备司令，1959年第一批特赦）的外甥黄济人在《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中也记录了此事，而且他记录的董益三“告密”不止一次：“叛徒的名号曾经落在董益三头上，功德林期间，除了沈醉进厕所冲洗内裤是他告的状，黄维用某书撕作手纸也是他告的状。董益三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在一次学习会上，他公开宣称：‘告状是我争取进步的手段。龙有龙路，虾有虾路。杜聿明可以靠杨振宁加分，郑庭笈可以靠傅作义吃糖，杨伯涛可以靠说大话卖乖，邱行湘可以靠卖苦力受宠，我靠什么？无依无靠，只好打点小报告。’”
特务不愧是特务，即使进了功德林，依然保持着“职业习惯”，王耀武这个“聪明的老实人”跟沈醉和董益三分在一个小组，也应该算是不幸中的不幸了。
笔者一直认为，像王耀武、宋希濂、杜聿明那样在抗战中立有大功的战犯，吃得好点、出去得早点，都很正常，而沈醉和董益三这两个军统将军级特务，在1960年第二批特赦，却肯定是有深层次原因的：第二批特赦的时候，沈醉的“起义将领”身份还没有被确认，他是1980年才被认定为起义将领的，董益三更是跟起义投诚沾不上边，他们能比其他人早几年甚至十几年出去，您说是为了什么？您对蒋军将领之间的这种“感情”，会作何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