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人很顽固，比较落后，你要我这种人风大随风，雨大随雨，我就不干……”

这是1967年，开国元帅陈毅在一次演讲中提到的一句话。

因为这次演讲是即席讲的，并没有标题，不过演讲被人录了音，后来经整理，有了《我这个外交部长》的题目。

向来光明磊落的陈毅没有反对用这个标题，对于演讲中提到的内容更不曾避讳，他就是要通过这篇演讲稿，表明自己的看法。

陈老总是一个胸怀坦荡、快言快语的人，早年投身革命他便是如此，解放后在上海当市长，再到后来去到北京，任外交部长、国务院副总理时亦是如此。

1967年2月11日至16日，三老（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四帅（叶剑英、徐向前、陈毅、聂荣臻）在中南海怀仁堂参加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碰头会。

碰头会原定主题是促生产，但最终却偏了题。

陈老总在会上一吐为快，对张春桥等人搞乱全国的行径进行了指责，替老干部们说了话。

这次会后的当天晚上，陈老总又带着在怀仁堂会议上的激情去到了中南海西楼的会议室，对归国留学生代表作了演讲。

只见他双臂撑着桌面，两只眼睛似乎在下一秒就要喷射出悲愤的怒火，随后发出一声怒吼：

“这样一个伟大的党……承蒙你们宽大，加上我们5位副总理，就只有11个人是干净的？如果只有这11个人是干净的，我陈老总不要这个干净……（我要是）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敢站出来讲话，一个铜板也不值！”

说到这里，陈老总看看台下的人，又道：“我不是乱放炮，我是经过认真思考的。”

而也就在此时，西花厅的办公室内，周恩来正皱着眉头，将双臂抱在胸前，来来回回地不停踱步。

他当夜并没有立即去“游泳池”向毛主席汇报白天碰头会上发生争论的事情，然后，却被别人抢了先。

2月16日晚，中南海游泳池，一辆大红旗轿车从钓鱼台开出，直进新华门，绕过南海，最后停在了这里。

车上下来几人，其中就包括张春桥，他们神色匆匆，手中是刚整理好的所谓《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记录》，他们赶在总理之前，抢着来向主席报告来了。

毛主席召见了他们，他们赶忙详细集中地汇报了白天会上老帅和副总理们的举动。

毛主席听了，轻松哂笑。

张春桥等看到毛主席发笑，一时摸不着头脑，弄不清毛主席的意思，心里多了对接下来的事情无法预知的紧张。

与此同时，他们又更加了把劲，夹叙夹议地汇报起来。

直到陈老总白天说的话被从他们口中说出来的时候，毛主席的脸色突然阴沉了下来，随后似乎愈听愈有发火的架势。

张春桥当时见状，刚刚因为主席哂笑而绷紧的面庞一下子松弛下来，取而代之是得意的阴笑。

2月18日深夜至19日拂晓，三老四帅被毛主席召去开会，受到了来自主席的批评。

毛主席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党来解决。”

说罢，毛主席就提前退场了。

也就是这次会议之后，陈老总的日子就越来越不好过了。

在短短二十天的时间里，陈老总就能在各种大会小会上被提及和批评六七次。

陈老总的夫人张茜望着陈老总明显消瘦的脸庞，只能无奈而心疼地摇摇头。

后来，张春桥更把“火力”都集中到了陈老总身上，有一天，上海康平路市革委会办公室编的一份情况简报交到了张春桥手上，他看过后，气得要命。

简报内容涉及陈老总，据反映，有些干部在得知陈老总受到批评的消息后，私下议论陈老总过去如何善于指挥战斗，而现在的上海市领导根本没有打过仗等等，里外还有静安区的一个干部，在得知陈老总挨批之后，难过得流下了眼泪。

这些都让一直想要在上海站稳脚跟的张春桥忌妒不已。

陈老总是新中国第一位上海市长，他当过新四军军长、三野司令员，而上海干部中就有许多是新四军和三野转下来的，大家对老首长陈老总自然十分爱戴。

1949年时，也是陈老总亲率三野解放了上海，接着顺其自然出任了新中国首任上海市长兼军官会主任，再加上陈老总为人光明磊落，坦诚豪爽，同当时在上海居住的宋庆龄等民主人士相处的很好，同时深受上海人民爱戴，享有崇高的威信，而张春桥在1949年时还只是上海《解放日报》的副总编辑。

1967年，张春桥上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他愈加想要削弱陈老总在上海群众中的影响，以借此取而代之，在上海站稳脚跟。

为此，他在收到康平路市革委会办公室的情况简报后，马上就在上海展览馆宴会厅主持召开了市委会扩大会议。

张春桥

会上，他托了托眼睛，一脸阴狠地当着众人的面说道：“听说陈毅受了批评，有人居然还替他掉眼泪，还有人吹他会打仗，其实他不会打仗，只会下棋……”

讲话完毕，张春桥还规定必须把会议精神“原原本本”地传达到群众耳朵里。

一波一波的批评仿佛乌云一般，笼罩在了陈老总头顶，不过面对这些，陈老总从来都是无所畏惧，听到他人的斥责，他会神情坦然地做出严肃回答，以示反驳。

陈老总那篇著名的《我这个外交部长》演讲，便是在挨批的情况下，于北京大学的高台之上，冲着台下想要批评他的黑压压一片的人群讲的。

聂荣臻元帅回忆起这段历史时，还曾深有感触地对身边的工作同志说道：“陈老总好啊！在那种重压之下，他没有对任何同志落井下石！”

而这时期，毛主席对陈老总其实还是信任的，两个人相识于井冈山时期，尽管性格反差很大，却在动乱的几十年岁月中，结下了领导人中少见的政治信任和个人感情。

毛主席了解陈老总是个光明磊落、快言快语的人，也知道陈老总对党中心忠心耿耿，是个好同志。

1967年4月30日晚，毛主席主动宴请了一些同志们到自己家里开了个团圆会，并亲自批准这些同志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而这其中，就包括陈老总。

不过这并未能最大程度改变陈老总当时的处境。

1968年间，陈老总除了受批评，无事可做。

张茜、陈毅

张茜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曾痛苦地说：

“陈总从来不怕开会，更不怕讲话，碰到哪里要他讲话，他从来不推辞。我有的时候会劝他，‘你别说了，少说点行不行？’而每到这时，他总会瞪我一眼说，‘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要懦弱？党培养我那么久，如今剩一个嘴巴，我应该讲嘛！我讲的如不符合毛主席思想，他们来反驳嘛！’但是发展到后来，一叫他开会，他就有点发愁发怵的样子。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我真替他难过。因为一开会，他不开口也斗，开了口，更斗哟。”

有一天下午，张茜看到丈夫再次接到开会通知，已经习惯了这些的她还是忍不住感到心疼。

不过出乎她意料的是，这天太阳西沉之时，开完会的陈老总回到家，神色却明显与往常不一样了，只见他眉眼带笑，喜气洋洋地踏进家门。

接着，张茜就听到丈夫大声说道：“春兰，春兰！好消息，毛主席交待我们任务了！”

张茜闻言，当即十分惊喜地问道：“真的？”

“嗯！”陈老总兴奋地说道：

“主席交代我们两个任务，一是到厂里蹲点，总结经验，便于给斗批改提出合理化建议。我分在南口机车车辆修配厂，明天一早，我就住到工厂去！第二，要我们几个老帅讨论国际形势，总理说还是由我召集。刚才与剑英商量一下，初步意见是每周星期六下午开会，这样可以蹲点、调查两不误。”

“对，对！”张茜也为陈老总高兴，“我给你准备衣服，还需要带点什么？南口天气比较冷，你的身体……”

“没有问题！”陈老总爽朗地说，“如果再蹲在家里没有事可做，那恐怕真会有病了。”

“对了，我赶快去给聂帅打电话，让他也高兴高兴！”陈老总迈着轻快的步伐向办公室走去。

看着陈老总那高兴的样子，张茜的泪水又一次滚出眼窝，而这次是喜悦的泪。

按说，几位老帅都是志同道合、情深谊厚的老同志、老朋友，可是，自从1967年2月以来，老帅们也不敢来往了。

现在好了……

而给陈老总带来如此高兴的这件事，其实都是因为周恩来总理向毛主席提出的一个建议。

他十分了解陈老总及其他受批判老帅们的痛苦，经过周密地思考，他向毛主席建议：

让几位老帅和中央各部及各省、市、自治区的一些被打倒的老同志到工厂蹲点，搞一些调查研究。

毛主席同意了周恩来的这一建议。

1969年春节，毛主席把陈老总等几位老帅找来，同他们谈了话，要他们到工厂去蹲点，做点调查。

1969年2月，陈老总身穿一套军装，足蹬一双布鞋，来到了工厂，往后的日子，他住在了工厂，参加工厂的劳动和班组会，每周给中央、毛主席写一份调查报告，工作十分认真。

3月，毛主席指示陈老总、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帅每星期召开一次国际形势座谈会，对国际问题发表见解。

有事做了，陈老总的心情难得平静。

与此同时，他坚信，历史是公道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事情最终会弄清楚！

1969年10月，陈老总和妻子一起去了石家庄生活，并在一年后，回到了北京。

此时的陈老总，身体已经不太好了，回到北京不久就做了一次手术。

手术后，陈老总又开始连续发烧，很快，身体就因受损严重，并发了心肌梗塞，又治疗了两周才慢慢恢复。

不过到1971年年底，陈老总又病倒了，病床上的他迷迷糊糊地还记得毛主席的生日。

而毛主席也在关心着重病中的陈毅，1972年1月，毛主席专门托叶剑英、周恩来向陈毅转达自己对当年怀仁堂会议的想法。

历史终究会为一个人做出正确的结论，随着相关问题被完全揭露和解决，围绕在陈老总身上的“误会”终于得到了解除。

毛主席参加陈毅追悼会

1972年1月6日，陈老总在北京逝世，享年71岁，自此走完了他光明磊落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