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战略指示
1947年6月30日，清晨的黄河畔气氛紧张而沉重。刘邓大军的12万人马整装待发，在日出之前，部队开始了强渡黄河的行动。士兵们肩扛武器，迅速地涉水而过。
渡河完成后，刘邓大军迅速整顿队伍，没有停留片刻，直接开进鲁西南。他们的行动迅速而果断，没有给敌人留下任何喘息的机会。在进军过程中，部队以极高的速度推进，突破了国民党军的多处防线。
然而，就在刘邓大军在鲁西南取得连连胜利时，毛泽东在远离前线的指挥部紧密关注着战局的发展。通过接收前线的战报和详细分析战局，毛泽东认为仅仅在鲁西南取得地区性的胜利还不足以根本改变战争的总体趋势。只有转移战场，直接威胁到国民党政府的心脏地带，才能彻底打乱蒋介石的军事部署。
因此，1947年7月23日，毛泽东向前线发出了电报，内容简洁而明确，命令刘邓大军放弃已有的战果和安全后方，迅速转向大别山地区。电报中强调，这次行动的目的是以半个月的时间深入大别山，直逼南京、武汉等战略要地。毛泽东的指示清楚地指出，必须采取快速而猛烈的攻势，以迫使国民党军无法有效地集结和反应。
三“A”电报
刘邓大军接到毛泽东的指示后，前线的局势并不乐观。经历了近一个月的连续作战，部队已经严重疲惫，许多士兵带伤坚持，弹药和物资消耗巨大，伤员的安置和补给都面临严峻考验。战斗中减员明显，士兵们在高强度的作战中几乎没有得到休整。加上鲁西南的夏季高温和复杂的地形环境，许多问题接踵而至，部队需要时间来整顿和补充。
7月28日，刘伯承和邓小平在前线综合分析战况后，向中央军委发去电报，详细汇报了部队的实际困难。他们指出，当前兵力状况并不足以支撑立刻进行新的战略转移。如果强行实施跨越千里的行动，后勤供给将更加困难，战斗力也会大幅削弱。此外，连续的高强度作战已导致部队中的许多士兵身心俱疲，他们急需时间进行补充和恢复。基于这一判断，刘邓建议暂时延后大别山行动，在内线作战一段时间，待时机更为成熟时再向大别山挺进。
仅仅一天之后，毛泽东亲自起草了回电，这封被标注了三个“A”字的紧急电报以最高优先级送达前线。
电报内容清晰地表明，当前局势不允许延误行动，尤其是陕北战场已陷入极大被动，时间非常紧迫。毛泽东在电报中指出，如果刘邓部队无法迅速采取有效行动调动敌军主力，陕北将难以支撑。电报没有回旋余地，明确要求刘邓必须立即行动，按计划在半个月内完成千里跃进，进入大别山地区。
在对电报进行分析和研判后，刘邓迅速向中央军委复电，表态完全服从中央的指示。他们决定将现有兵力重新整合，尽管困难重重，仍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准备工作，确保按计划展开大别山行动。随后，前线开始迅速调动部队，压缩非战斗人员，集中有限的资源补充前线士兵，为即将展开的千里跃进行动做好准备。
夜幕下的千里跃进
1947年8月7日黄昏时分，刘邓大军按计划展开了千里跃进的行动。这是一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需要在敌人重兵防守的区域中穿插、突围，同时还要避免与敌主力决战。
鲁西南至大别山之间，有大片国民党军的控制区域。每前进一步，刘邓大军都需要仔细规避敌军哨卡，同时保持与大部队的联络，以防被分割和围歼。大军行军的速度要求极高，必须每天保持一定的推进距离，否则将失去战略上的时间优势。
随着刘邓大军成功挺进大别山，国民政府的战略态势受到直接威胁。大别山地处长江与淮河之间的交通要冲，直接威胁到了南京、武汉等核心区域。为了遏制解放军在此站稳脚跟，蒋介石迅速调整部署，命令国军名将白崇禧驻守九江，指挥15个整编师共33个旅的兵力，对大别山实施全面围剿。
白崇禧一向以灵活用兵著称，他针对解放军的游击战特点，制定了“保甲联防”和“五家连坐”的政策。每五户人家组成一个“连坐单位”，如果其中一户被发现支援解放军，其余四家也要承担连带责任。此外，白崇禧还命令在大别山周边的主要交通要道设置关卡，严格控制人员和物资流动，切断解放军与外界的联系。
与此同时，白崇禧还组织了一支名为“小保队”的地方武装，这支队伍的成员主要由地主、保长和叛徒组成，他们熟悉大别山的地形，常常利用夜晚或偏僻地带对解放军展开突袭。这些“小保队”不仅针对行军的解放军，还专门搜捕我军的伤员，趁机偷袭和破坏。由于敌人对地形的熟悉，我军在多次突围行动中付出了沉重代价。
在军事行动的同时，国民党还通过思想攻势来瓦解解放军的群众基础。敌军在村庄中散布谣言，威胁村民不得支援解放军，否则将受到严厉惩罚。这种心理威慑使得许多原本支持解放军的群众选择避而远之。我军在大别山区域的筹粮和物资补给变得极为困难，许多部队只能依靠极少量的野外资源来维持基本的生存。在敌军多重压力下，我军在大别山的立足变得异常艰难，弹药、粮食一度陷入匮乏状态。
面对严峻的局势，刘伯承和邓小平决定迅速调整策略，以应对敌人的全面围剿。他们通过分析敌军的部署和行动特点，做出了分兵的决定，将大军分散成多支小分队，灵活穿插于大别山各地，以化整为零的方式避开敌人的主力围攻。同时，他们指挥部分部队向外围敌军发起牵制战，使敌军疲于奔命，无法集中力量进行清剿。
在分兵策略实施后，刘邓大军的各支小分队逐渐展开游击战，利用大别山的山地地形打击敌军的小股部队和后勤线。这种战术有效削弱了国民党军的围剿力量，同时为部队争取到更多的喘息和补给机会。
大别山的战略意义和淮海战役的前奏
刘邓大军在直出大别山时，部队已减员至仅剩6万人，相较于鲁西南时期的巅峰状态，兵力和战斗力都大幅削弱。有人形容刘邓大军的千里跃进大别山是一场“卖自己救队友”的行动。这样的说法虽带有几分调侃，却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其中的真实情况。从最终损失来看，这次行动确实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刘邓大军的兵力锐减，后勤补给困难，甚至在长时间内无法恢复到鲁西南时期的巅峰状态。然而，这次战略行动的意义并不仅限于单纯的得失计算。
如果站在整个解放战争的全局来看，刘邓大军的挺进大别山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古代兵家早有言论，孙武在《孙子兵法》中提到“攻敌所必救”，意指通过威胁敌人最关键的区域，迫使对手改变原有部署，从而达到牵制和分散敌军力量的目的。
刘邓大军逐渐建立起了大别山区的游击根据地。这些根据地虽然规模不大，但却成为了解放军在敌后长期坚持作战的重要支撑点。通过根据地的运作，部队得以重新整合，逐步恢复一定的战斗力，同时也为其他战场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支撑。
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中决定性的一场战役。战前，国民党在徐州周围集结了大量兵力，试图通过重兵集团阻止解放军的推进。然而，正是因为刘邓大军在西线的牵制，使得国民党无法将全部兵力集中在徐州地区。我军得以在华东野战军的主攻方向上取得战略优势。如果没有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的积极运动和作战，华东野战军很可能只能在徐州东北打一场小规模的战斗，而无法实现对国民党重兵集团的全面包围。
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的行动，通过不断的袭扰和破坏行动，拖延了敌军的进攻计划，打乱了敌方的整体部署。敌军在大别山的困局使得他们在其他战场上始终无法集结足够的力量。淮海战役能够形成包抄态势，最终全歼敌军主力，与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的长期牵制有着直接关系。
参考资料：[1]刘坤.“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邓小平与挺进大别山[J].中国档案,2024(8):18-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