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初夏的上海，街头巷尾弥漫着紧张的气息，国民党特务的眼线无处不在。在这座繁华的都市深处，两个衣衫褴褛的少年默默穿梭于人群中，他们的目光游离，却透着一股与年龄不符的坚定。他们是谁？为什么会在这危险重重的街头流浪？

起始：毛岸英及其兄弟的险恶旅程

1930年11月，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在革命斗争中不幸牺牲，留下了三个年幼的孩子：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随着国内政治局势的日益紧张，湖南省的共产党地下组织深感孩子们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为了确保他们的生命安全，地下组织决定采取果断措施，将孩子们转移至更为安全的地方。

1931年春，湖南地下组织与上海的党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商讨如何将这三名孩子安全护送到上海。一位大约40岁的妇女被选中担任护送任务的负责人。护送过程中，妇女小心翼翼地避开国民党的巡逻和搜捕，选择隐蔽的路线，确保孩子们不会被发现或抓捕。这段旅程充满了未知与危险，每一步都需谨慎应对，以防任何意外发生。

抵达上海：大同幼稚园的暂时栖息

抵达上海后，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三兄弟被秘密安置在大同幼稚园。这所幼稚园位于上海一处相对隐蔽的区域，负责照顾孩子们的老师和工作人员都非常谨慎，以免暴露他们的真实身份。为确保安全，组织上只对外宣称这三兄弟是烈士的遗孤，并且安排了每月30元的生活费用，用于维持他们的日常开销。这一切安排都在严密的保密措施下进行，避免引起任何外界的怀疑。

在幼稚园的日子里，三兄弟逐渐适应了新的生活环境。尽管他们年纪尚小，但经历了失去母亲的巨大打击后，他们显得比同龄的孩子更加沉默和懂事。老师们虽然不清楚他们的真实身份，但也察觉到这三兄弟与其他孩子的不同之处。因此，他们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关怀。然而，这样的生活并未持续太久，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打破了这份短暂的平静。

毛岸龙，作为三兄弟中最年幼的孩子，在上海的潮湿气候和艰苦的环境下，身体逐渐虚弱起来。尽管幼稚园的工作人员尽力照顾他，但由于当时医疗条件有限，毛岸龙的病情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最初，他只是感到身体乏力，经常咳嗽，后来病情逐渐加重，发展到了无法下床的地步。幼稚园的老师们尽力寻找医生为他治疗，但由于当时上海局势紧张，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打压不断升级，医疗资源非常紧张，尤其是在秘密保护身份的前提下，更是难以获得有效的医疗救助。

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毛岸龙的病情急转直下。老师们只能尽可能地用民间的简单方法为他缓解痛苦，但这些措施并未能挽救他的生命。不久之后，毛岸龙因病去世，这一悲剧让所有知情者都感到无比的痛心。然而，由于形势的紧迫和保密的需要，毛岸龙的死亡情况并未被公开，甚至连病因也未能确切记录下来。组织只能在极其隐秘的情况下，为毛岸龙安排了简单的葬礼，他的遗体被悄悄埋葬在上海的一个无名墓地，只有极少数的人知道这个悲惨的消息。

环境恶化：被迫分离与再次安置

1932年，上海的局势愈发紧张，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打压已经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同幼稚园不得不宣布停办。这个原本作为避风港的地方，终于无法再继续承载那些秘密身份的孩子们。毛岸英和毛岸青的去处成了当务之急，组织内部经过多方考量，最终决定将他们暂时安置在董健吾家中。

董健吾一家起初对这两位寄宿的孩子还算热情，尤其是董健吾，他常年从事地下工作，深知照顾这些孩子的重要性。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董家的经济状况开始显现问题。上海当时的物价飞涨，生活成本不断攀升，而董健吾因为从事地下工作，收入并不稳定。家里的开销越来越紧张，尤其是董家本来就有几个孩子，加上毛岸英和毛岸青，董家的负担陡然增加。董夫人逐渐开始感到力不从心，两个寄住的孩子无疑加重了她的家务负担。

起初，董夫人还尽力维持家里的和睦，但面对日益增长的经济压力，她渐渐表现出了一些不耐烦。孩子们的衣食住行都需要花钱，而这些开销压在董家的经济状况上，显得格外沉重。毛岸英和毛岸青虽然懂事，但毕竟是孩子，难免在生活上需要照顾，而这种照顾在董家逐渐变得稀缺。

这种变化对于年幼的毛岸英和毛岸青来说，虽然无法完全理解背后的原因，但他们能明显感受到气氛的变化。曾经温暖的董家，逐渐变得冷清和疏远。在这样不被善待的情况下，两兄弟感到自己成了家庭的负担，最终决定离开这个他们曾经视作避难所的地方。

独立生存：街头流浪的艰苦岁月

在1930年代的上海，街头生活异常艰辛。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俩虽然年纪尚小，但他们知道，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生存下去。他们开始在上海的大街小巷流浪，尝试寻找各种谋生的机会。

然而，上海的街头并非只充满了困苦，更多的是潜在的危险。国民党的特务四处搜捕共产党人和他们的家属，街头的每一个角落都可能潜伏着危险。为了躲避特务的监视，毛岸英和毛岸青经常改变藏身的地方，白天在街头寻找食物，晚上则找一些废弃的房屋或角落栖身。兄弟俩学会了如何在这座城市中隐藏自己的身份，同时保持最低限度的生活。

就在他们在街头流浪了几个月后，1936年6月，中共地下组织终于得到了他们的消息。通过秘密网络，组织了解到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俩的困境，于是迅速展开行动，将他们从上海的街头解救出来。当时的毛岸英年仅14岁，而毛岸青也只有13岁，两个孩子已经经历了太多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

在找到他们后，组织的同志们立刻安排他们暂时住在一个秘密的安全地点。组织的领导考虑到他们曾经在董家生活，最初的计划是将他们送回董家继续生活。然而，当这一建议提出来时，兄弟俩出人意料地坚决拒绝了。他们回想起在董家受到的冷遇和不公正的待遇，毫不犹豫地表示不愿意再回到那个地方。

对于两个年仅十几岁的孩子来说，拒绝回到相对安全的家庭环境，选择继续面对不确定的未来，这无疑展示了他们的坚强与独立。组织的领导层看到了他们坚定的意志，也认识到，兄弟俩已经具备了远超同龄人的成熟和决断力。因此，组织决定尊重他们的选择，不再强行将他们送回董家。

转机与未来的希望：远赴苏联

1936年春天，上海的形势愈发严峻，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打压和追捕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这样的背景下，冯雪峰接管了上海的情报组织，他深知需要尽快为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俩安排一个安全的去处。经过一番周密的考虑和多方联系，冯雪峰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通过与国民党爱国将领李杜的秘密接触，他计划将兄弟俩送往苏联。

李杜是一位同情共产主义事业的国民党将领，他虽然身处敌营，但一直暗中支持中共的革命活动。冯雪峰与他进行了一系列秘密会晤，详细讨论了将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送出国的方案。李杜深知这件事的风险，但他毅然决定帮助这对兄弟。

在安排妥当之后，冯雪峰和组织的其他成员一同为兄弟俩准备了出国所需的文件和物资。这项任务极为隐秘，除了极少数核心人员外，几乎无人知晓。为了避免国民党的耳目，他们选择了一条迂回的路线，从上海出发，经过多个中立国家，最终抵达苏联。

1937年初，经过数月的旅途，毛岸英和毛岸青终于抵达了苏联，他们被安置在莫斯科郊外的第二国际儿童院。这是一所专门为来自世界各地的革命者子女设立的学校，汇集了许多类似背景的孩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毛岸英在儿童院中的威望不断提升。1939年1月，经过全院师生的投票选举，毛岸英被任命为儿童院的少先队大队长。这个消息传开后，整个儿童院为他感到骄傲，大家都相信，毛岸英未来必定能成为一位出色的革命者。

与此同时，毛岸青也没有落后，他在儿童院中同样展现了自己的才华。尽管性格相比哥哥更加内向，但他在学习和生活中同样表现得十分出色。

苏联的生活虽然和他们在中国的经历大不相同，但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俩从未忘记自己的家乡和父母的革命事业。他们时常在空闲时间与其他来自中国的孩子们交流，分享各自的经历和对未来的期望。虽然远在异国他乡，但他们始终保持着对祖国的关心和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

参考资料：[1]杨凤安,王天成,龚杰.毛岸英牺牲真相[J].时代潮,2004,0(19):4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