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马一生的许世友，历尽党和军中诸多风雨，深谙政治的讲究，对党性原则，贯彻始终。

1967年1月28日，有人不顾中央军委的决定，包围了京西宾馆。

当时，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住在京西宾馆，正准备与造反派决一死战。

许世友说，“我革命了大半生，战场上枪林弹雨都不怕，今天来抓我，我更不怕。”

周恩来怕这样会引起大祸，立即让徐向前去做许世友的工作。

许世友性如烈火，早已是众所皆知。

然而对于徐向前的话，他还是能听进去。

67年有人到京西宾馆抓许世友，周恩来担心出事，让徐向前前去劝说

找徐向前劝许世友

1967年的1月28日，有人忽视中央军委的明确决定，一股势力围困了京西宾馆，使得正在此地举行紧急会议的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等领导人无法安全离开。

情况更为复杂的是，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也正住在该宾馆。

在这紧急关头，竟有来自南京的造反派组织派遣了近七百人，目的直指许世友。

面对如此危机，许世友命令工作人员关闭所有电梯，并指示若造反派冲破防线上楼，便从高处倾倒开水以阻止其前进。

许世友表示：“我革命了大半生，战场上枪林弹雨都不怕，今天来抓我，我更不怕。谁敢抓我，我就向谁开枪!”

这让周总理深感忧虑，担心出大事。

在了解到情况后，周恩来急忙联系了老战友徐向前元帅，希望他能劝说许世友。

许世友虽然以火爆著称，但对徐向前元帅却格外尊重，他的话语有着不同寻常的分量。

周总理对徐向前说：“徐帅，这下得看你的了。”

与绝大多数的革命者一样，许世友也是从尘封的旧军队步入革命队伍的熙攘之中。

不过，关于他的从军初衷，恐怕有许多细节尚未为人所知。

有意思的是，他的军旅生涯，竟是从一个僧兵开始的。

讲到僧兵，或许会让人觉得这是些半吊子的武人，然而许世友的这支队伍并非寻常之辈。

当时的北京政府，也就是后来常被提及的“北洋政府”，有意组建了一个名为“湖北第一师别动队”的武装力量，其下属的便是那支名声大噪的“少林寺僧兵武装”。

少林寺自古以来便有出僧入世、执兵挥戈的传统，因此这支队伍的核心成员几乎全由僧兵构成，妙兴大师，少林寺的住持，更是亲自担任团长，领导着这群特立独行的战士。

许世友的人生轨迹，终因一次偶然的邂逅而彻底改变。

他的同乡王树声引导他投身于一场更广阔的革命斗争。

1927年11月，他们一同参与了轰动一时的黄麻起义，这一行动不仅标志着许世友从一个僧侣战士到革命的领袖的转变，也预示着一段传奇的开始。

在王树声的影响下，许世友成为了“乘马六乡农民义勇队”的大队长，带领着1000多名战士，奔赴战场。

这支队伍，后来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骨干力量，为鄂豫皖苏区的创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1931年后，红四方面军的核心领导由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组成，而许世友作为鄂豫皖革命队伍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与徐向前的交情尤为深厚。

徐向前不仅对这位身怀绝技的革命军人赞赏有加，还在许世友的一生中施以深远的影响。

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许世友以他那无畏的勇气与非凡的指挥才能，屡次在刀光剑影中挥洒自如。

他的军事生涯从一个普通的班长起步，一步步递升，历任敢死队队长十一次，无畏地冲锋陷阵，从未畏惧过硝烟滚滚的战场。

他的身上负伤无数，轻伤累累至难以计算，重伤更是屡遭不幸，甚至一度被误认为阵亡，装进了棺材，这段经历可谓奇特至极！

他的军事功绩极为显著，从粉碎红枪会的阴谋，到生擒岳维峻——国民党陆军第三十四师师长，许世友及其带领的部队功不可没。

然而，除了战场上的铁血丰碑，他对革命前辈与战友的守护，同样令人称道。

无论是保护王近山、周志坚等革命老前辈安然度过难关，还是护卫陶勇、张震的子女以及粟裕的母亲安全，许世友都表现出了他那珍贵的人格魅力和深厚的责任感。

推心置腹交谈

徐向前对许世友的影响，不止于战略军事上的指导。

外人或许难以触及这层关系的深度，但历史的风云早已佐证了这份深厚的友谊。

鄂豫皖地区作为红军根据地之一，历来被誉为强悍，然其内部，却亦是风云变幻，不乏内忧。

红四方面军，虽然战力显赫，却不幸地深受张国焘一手遮天的影响最为严重。

这里，就如中央苏区一般，经历了肃反等血腥事件，许多革命者未能死于战场，反倒殒命于同志之手。

在这一过程中，甚至连徐向前的夫人也遭受了不白之冤，命丧黄泉。

到了1937年春，延安的天空下，党中央发起了针对张国焘的错误清算运动，旨在正本清源。

然而运动中却不免泛起了“极左”的波澜，导致包括许世友在内的部分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遭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许世友性格刚烈，面对这种非议与误解，心中难免郁结。

他深感这种批评失之偏颇，乃与数人悄议，欲离开延安，回到大巴山区继续打游击战。

然而离开延安，无疑等同于自诩“逃兵”。

这场“密谋”未能细密到底，参与者之一的王建安心存忐忑，最终将计划上报给了组织。

于是许世友及其他几人便已被标签为“反革命”并遭到拘禁。

那个曾经铁骨铮铮的将领，一夜之间变成了阶下囚，这种突如其来的变故让许世友悲愤难抑，从此，那间简陋的囚牢再也难得平静。

毛主席在得知许世友因密谋逃跑而被捕的消息后，不禁大为震惊。

他随即找到了时任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希望能从他那里得到更多的细节。

董必武在详细梳理了所有相关材料后，向毛主席如实汇报了整个情况。

主席听后，心中自有定夺。

毛主席深谙内部纷争的危害，因此，他对许世友等人的所谓“串联逃跑”，持有自己的看法。

在他眼中，这并非是出于反党反革命的动机，而是因为清算运动中未能将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战士与张国焘的行为严格区分，导致了对这些战士的批判过度扩张，这是组织上的失误，而非个人的本意。

据此，最高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依据毛主席的指示，作出了相对合理的裁决。

然而，在阴冷的牢房内，许世友的脸上覆盖着深深的愤懑，而牢房外的毛主席，则在思索着挽回这位良将的对策。

不久，毛主席便派徐向前去探望许世友。

徐向前不仅是红四方面军的资深领导，更是许世友的上级和老师，可以说，许世友正是徐向前手下的得意门生。

在那次探视中，两人推心置腹地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

徐向前在谈话中多次强调：“毛主席对你老许一直十分关心，这次的事情，主席也深感不妥。”

事实上，每当许世友因事激动，他人都望而却步，唯有徐向前能与他深谈。

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徐向前在无形中重塑了许世友的思想观念。

许世友作为一名军人，本能地直言不讳，但在红军中，他学会了守口如瓶，从而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保存了自己。

尤其在红四方面军期间，每当他人议论是非，如许继慎等人在不同场合公开批评张国焘时，许世友总是选择避开争论。

或是独自一人喝酒直至酣睡，或是以一句“老张毕竟是党派来的，代表了党的意志”来结束无益的争辩。

这种行为展示了他不对上级的指令妄加评论，若有问题，面对面解决后仍坚决执行命令的军人本色，成为了他军事生涯中的亮点。

徐向前的得意虎将

在许世友那颇为跌宕起伏的军人生涯中，他与许多后来名声显赫的人物共事，如张国焘、饶漱石、康生等，这些都是历史上声名赫赫的角色。

然而，许世友与他们的交往，仅限于军事上的携手，并从未涉足政治漩涡之中。

这或许是他能够多次躲过劫难，维持军人本色至终的原因之一。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央领导曾有意将许世友提拔为军队总长，然而，这位铁骨铮铮的将军却以一贯的坚持与直率拒绝了这一提议。

在新老交替的政策推动下，他选择了从一线岗位上退下来，尽管曾是军委常委，他同样拒绝迁居北京或在中央政府任职，显得与世无争，但实则坚守自己的信念。

在政治风云最为变幻的年代，许世友在北京参加重要会议期间，突遭造反派的冲击。

正当他准备坚决应战之际，从徐向前传来的电话坚决制止了他的决断。

这一幕无疑展示了徐向前在许世友心目中崇高的地位，也彰显了两人深厚的友谊。

同样的，在徐向前的心目中，许世友一直是他的得意虎将。

在1931年的黄安战役中，黄安战场上的一颗棘手之钉，国民党蒋介石试图通过其深入我们的鄂豫皖苏区，成为了红军必须拔除的钉子。

在围剿黄安守军的战斗中，许世友的英勇表现尤为抢眼。

政委陈昌浩站在前线指挥所，紧紧盯着战场的动向，突然激动地向徐向前问道：“徐总，你看，一直冲杀在最前面的那个人是谁?”

徐向前拿起望远镜，透过镜头，他看到了许世友那魁梧的身影。

炮火连天，弹雨如注，而许世友手持闪烁着寒光的大刀，所向披靡，他的每一次挥刀都让敌人胆寒，无不倒地或者惊慌逃窜。

他的身后，是一群如同他一般无畏的红军战士，他们跟随着许世友的步伐，左冲右突，仿佛进入了无人之地。

徐向前轻声回答：“那是三十四团的团长，许世友。”

陈昌浩听后，感慨颇深地说：“这许世友，每逢战斗便是冲锋在前，真正的猛将。”

徐向前的语气里既有些许埋怨，也流露出自豪：“许世友这个人，打起仗来总是奋不顾身，带头冲锋。批评了多少次，他总是不听话。”

于是当徐向前调往山东工作时，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许世友。

这位老将军没有辜负徐帅的期望，无论是在清河根据地，还是后来的胶东根据地，以至于在胶东保卫战中破坏敌人重点进攻，许世友都表现出了非凡的军事智慧与斗争魄力。

可以说，许世友的军事生涯是在徐向前的深远影响和精心培养下开花结果的。

他不仅在战场上留下了自己的传奇，也在军事和政治的泥潭中，保持了那份难能可贵的纯粹与清醒。

这种坚持原则的精神，使他成为了中国军史上一个不可多得的真正军人。

参考资料：

湖南省韶山管理局. 毛泽东的故事人生[M]. 2019

许世友与徐向前的革命友谊2013.10.16天津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