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9月，毛主席紧急将汪东兴从江西调回了中南海。

汪东兴回来后，仍任公安部副部长兼中央警卫局长，继续负责中央领导人的安全警卫工作。

在与汪东兴的工作交接中，主席亲自明确交代了三件事，让汪东兴来负责。

第一件事，考虑到当时我国与苏联之间的紧张关系，存在潜在的威胁及核攻击的阴影。

尽管我们尚未掌握核武器，但中央已前瞻性地着手规划防御核打击的工程。

特别是关于保护中枢机构的安全措施，汪东兴需亲自监督，确保万无一失。

第二件事，针对近期有报告指出，在警卫团的外层防卫队伍中，可能存在敌对组织渗透的情况，其真实性亟待核实。

此任务紧迫且敏感，需汪东兴立即启动调查程序，彻底查清真相，并采取必要措施应对。

最后第三件事，也是非常关键的一项任务。

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存在一些不良思想倾向与不当行为。

针对这一情况，毛主席计划实施一次“小整风”。

起因是在1960年春末，毛主席开始了一次全国性的视察之旅。

而在这次视察期间，毛主席的随行人员在天津、武汉、上海等地，接受了当地赠送的布料、自行车、手表等物品。

毛主席察觉到这一情况后，就在9月底紧急召回了汪东兴，委托他负责整风教育，以纠正这种不当行为。

汪东兴自1958年6月起担任江西省副省长一职，原规划在当地服务三年。

根据文献记载，1960年9月末，他正在九江地区参加农林垦殖研讨会。

突然接到毛主席的电话后，汪东兴立刻返回南昌，并预订了次日前往北京的车票。

记录显示，毛主席在获知汪东兴将于9月28日清晨抵京的消息后，立即吩咐道：“通知他马上来中南海，我要见他。”

当天，毛主席与汪东兴谈话说：“我身边工作人员中有些作风不正，存在一些不健康的思想，需要进行教育，进行一次小整风，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搞好团结，做好工作，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谈话结束后，汪东兴原本是计划先回一趟江西，处理交接事宜。

但毛主席特别指示他，要立即着手整风准备工作，可先通过电话遥控安排江西的工作事宜，之后再找合适时机返回处理余下事务。

由此也可见，毛主席对于这次整风行动的重视。

10月3日下午，汪东兴向毛主席报告了他对小整风工作的意见。

他提出，要开启小整风，关键第一步是强化学习，深化理解。

在此基础上，大家应坦诚交流，相互启迪，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不戴帽子，不打棍子，每天搞半天，争取50天完成小整风。

此法也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

因此10月6日早晨，汪东兴就召开了毛主席办公室党支部的扩大会议。

宣布了小整风的计划，并转达了毛主席的指示。

毛主席也指出：“你们没有犯什么路线错误，只不过是生活作风、思想意识上的缺点，只要认真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检查一下就完了嘛。如果有人对你批评尖锐一些，也没有什么不好，就是让你不舒服几天、几十天，将来你会感觉到对自己是有帮助的。”

毛主席还借助自己亲身经历中的教训与感悟，来劝导教诲大家。

听过毛主席这一番恳切之言，大家纷纷积极响应，都积极参与了这次小整风活动中去。

正是由于毛主席对此次整风运动的高度重视，一部分工作人员也由被动接受转为主动参与。

最终，都能够积极且严肃地投身于批评与自我批评之中。

不仅对近期的事件进行自我反思，就连多年前的细节，也毫不避讳地坦诚分享。

真正做到了事无巨细，开诚布公。

例如，有人回忆起在郑州时，曾收到当地政府部门送来的消暑西瓜与冰棍；

前往山东访问时，收到了几包“大公鸡”牌香烟；

上海之行，每人分到了几只螃蟹。

此外还有人提到，按照规定，在外差旅期间每位同志，需每日上交四角钱及一斤粮票作为餐饮费用。

但有些时候，地方政府招待的餐桌上，不乏鸡鸭鱼肉等丰盛佳肴。

这样的特殊款待，显然超过了大家所缴纳的伙食费标准。

1959年6月，毛主席在武汉期间，肥皂用完了，其秘书就拜托武汉的同志帮忙买几块肥皂。

肥皂送来后，随行的工作人员也按价买了一块。

但由于肥皂是定量供应的，所以超出配额外的购买也算是一种特权行为。

基于此，这位工作人员也主动进行了自我反省。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表面上看似无伤大雅、无需担责的小事，也一丝不苟地进行了追查。

譬如，有位同志回想起，陪同毛主席前往绍兴出差的经历。

在返京列车卸载行李时，意外发现了几坛额外的绍兴陈酿。

当时所有工作人员都不清楚酒的来源，推测可能是当地同志搬到车上去的。

虽然这些酒最终都送到了厨房，并未私分，但大家还是决定为这件事承担责任。

这些大家曾经不以为然的小事，在经过检查和反思后，也有了新的认识：“事情虽然不大，却不能开这个先例！”

在整风运动开展的同时，毛主席还强调了一定要退赔。

因退赔工作涉及到评估价值、确定退还方式等复杂程序，故而持续时间较长。

甚至在小整风运动结束之后，退赔进程仍在继续。

毛主席对于退赔的态度异常坚决。

无论所涉物品数量多少、价值几何，一律要求列出清单，逐一进行核查并确保退还款物到位。

此举不仅仅局限于对1960年，接收的地方物资进行退赔，还追溯以往，对过去相似的情况一并开展清查与退赔。

在韶山毛主席纪念馆中，珍藏着一些珍贵的历史遗物，其中有一张记录布料的字条。

据曾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这张字条与退赔事件有关。

字条上详尽地列出了时间、布料的名称、尺寸、单价、总价，以及接收布料的工作人员姓名。

而所有记录的收受时间，均为1960年6月。

除此之外，纪念馆还保存着一份“算清”清单，是一张手绘的表格。

上面列有姓名、物品名称、数量、单价、合计以及备注六栏。

在清单的下方，还有汪东兴留下的批示：“请王荫清、安科兴同志按照上述数目向每人算清。”

清单中的物品种类，包括自行车、衣料、手表、收音机、饼干和肉松等。

而备注栏中，则特别标注了天津、上海、武汉这三个城市。

这是当时对于廉洁自律的严格要求，和对不正之风坚决纠正的历史见证。

透过退赔单据上记载的细节，以及诸如“一切已清偿完毕”、“交予安科兴同志处理”等字样，可以明确得知：至1960年11月7日，相关人员已就一些物品，完成了具体的退赔事宜。

而从“算清”清单透露的信息来分析，整个退赔流程并非一次性完结，而是采取了边审查边退款的方式。

由一点也可以看出，毛主席对于退赔工作的严格要求，以及坚决的态度——退赔到底、绝不含糊。

根据“算清”清单所示，有部分人需要退还的款项达到了上百元。

可毛主席身边的很多工作人员职级并不高，月薪只有几十元。

加之还需定期支付包括伙食费在内的各类生活开销，突如其来的退赔要求，无疑是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经济负担。

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就主动帮助他们完成退赔。

在毛主席遗物中，有一份中央办公厅行政处财务组的报告记录，日期标注为1962年7月18日。

该报告是呈递给汪东兴的，汇总了从1961年11月至1962年6月，毛主席的个人生活经费收支状况。

在支出项目中有一项“杂费（退赔）”，金额达到了5040.46元。

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礼仪之邦，礼物交换是人际交往中传递情谊与尊重的传统习俗。

亲朋之间相互赠送礼物，被视为增进情感的正常表现。

但是对于领导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而言则不同。

这种私人交往中的礼尚往来，可能涉及到纪律范畴，直接关系到党风廉洁的问题。

毛主席在此方面，展现了他的远见与魄力。

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国之后，面对身边或党内可能出现的不正之风与腐败苗头，他总是及时发声警示，并且雷厉风行地制定执行相关政策，坚决遏制不良风气的蔓延。

更重要的是，毛主席身体力行，以身作则，从自我约束做起，树立了一个高标准的行为典范。

早在青年时代，毛主席就给自己定下来“三不谈”的原则：不谈金钱，不谈身边琐事，不谈格调不高的东西。

1929年2月9日，毛主席率领军红四军的精锐，抵达江西瑞金大柏圩，在当地的王家祠安置下来。

夜幕降临之时，毛主席正与朱德在昏黄的油灯旁，紧张地规划军事部署。

突然，一名警卫员敲门告知，有数位商人留下一包裹和一张字条后匆匆离开。

毛主席接过包裹，当众打开，发现内含数百枚银元。

字条上书：“红军首长敬启：未能远迎贵军莅临，心中惶恐，聊表寸心，本镇商号特献银元四百五十，望勿推辞，收下为盼……”

落款署名是“大柏圩商户郑某、陈某、曾某”。

阅读字条后，毛主席神色凝重地对朱德说：“这些商人显然误将我们视为国民党反动军队的一员，担心我们会如那些军队般侵扰商铺，损害他们的权益，这是敌人恶意宣传的结果。我们初抵赣南，必须严格执行保护商人权益的方针，维护社会秩序，稳固我们的革命根基。”

即使当时红军的生存环境极其艰苦，物资极度紧缺，毛主席依旧坚决拒绝接受这笔意外之财。

当晚，他与陈毅等人不顾风雪交加，手持马灯一家接一家地探访，终寻得赠银的商户。

陈毅将银元原封不动地摆在桌面，向店家解释：“我们特意来访，是要归还这份心意，请务必收回。”

商人们惊慌失措，连忙回应：“长官，万万不可嫌弃，我们还能再添！”

毛主席温和地坚持道：“各位老板，这些银元我们不能收，请拿回去吧！”

随后，他耐心地向商户们阐述了红军的铁律与政策，用实例证明了红军与旧军队的本质不同。

商户们听罢释怀，满心欢喜地收回了银元，对红军有了全新的认识。

也正是因为红军有着严明的军纪，秋毫无犯，才得到了老百姓的真心拥护和爱戴。

1959年秋分时节，毛主席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它来自湖北灵泉寺，是一盒香甜可口、酥脆无比的东坡饼。

灵泉寺，位于湖北省鄂州市西山之上，是隐匿于苍翠古木间的千年古刹。

不仅以其庄严的建筑闻名，更因其特产的东坡饼享誉四方。

历经战火，西山及其灵泉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遭受重创，庙宇损毁，自然风光惨遭破坏。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与地方政府投入了资金，对包括灵泉寺在内的诸多历史遗迹，进行了修复，使之重现昔日光彩，西山风景名胜区也因此焕发出新的活力。

在住持融广法师的带领下，灵泉寺不仅召回了因战乱流散的僧侣，还积极开展生产自救，极大地改善了寺内僧尼的生活条件。

同时，地方政府的持续资助，确保了寺庙的基本需求得以满足。

融广法师深切感受到了党和国家，对宗教文化的尊重与支持，内心充满感激。

1959年9月，为了表达对党和国家关怀的感激之情，融广法师精心策划。

他指示寺内僧人选用上乘原料，遵循古老技艺，亲手制作了12枚精品东坡饼，并托付鄂城县京剧团的同志代笔书写了一封信，一并寄往北京，呈交给毛主席。

出乎融广法师意料的是，这封满载心意的信件很快得到了回复。

回信来自中共中央办公厅，信中提到：灵泉寺僧人手工制作的东坡饼已收到，随信附上了相应的饼款，并表达了对寺僧们的感谢。

同时，信中重申了中共中央关于禁止向中央领导赠送礼物的规定，希望灵泉寺以后不要再寄了。

参考文献

[1]李丽,夏博文.1960年毛主席对身边工作人员的“小整风”[J].党的文献,2020(02):117-121.

[2]佟明增.以“小整风”经常“拂尘”[J].共产党员,2017(06):25.

[3]武健华.毛主席亲自领导身边工作人员的“小整风”[J].百年潮,2011(07):46-50.

[4]吴文元.值得仿效的“小整风”[J].政府法制,2009(3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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