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76年1月18日，元军统帅伯颜率部攻占皋亭山，距南宋京城临安(今杭州)仅30里。临安城内，太皇太后谢氏已与右丞相陈宜中商定求降事宜，但陈宜中却不敢赴敌营谈判。拖至天黑，陈宜中私自逃走。第二天，在众多官员纷纷出走之际，谢氏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41岁的文天祥在国家即将崩溃的前夕，挺身而出，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以全部精力，承担起挽救危亡的责任。他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奋战到生命的最后时刻，用生命谱写出“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不朽业绩，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具体典范。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生于宋理宗端平三年(公元1236年)，是江西吉州庐陵县富川镇人。他的父亲文仪，守着祖上留下的财产，尚能维持生计。但文仪是一位博学多识，且有独立见解的学者，他虽没有做官，却被乡邻视为道德楷模。因而，文仪生计虽不成问题，却为国家的命运担忧。

宋理宗皇帝推崇朱熹理学，但在政治上却并无远略。理宗绍定五年(公元1232年)，蒙古汗国的大汗窝阔台遣使赴宋，商议共灭金朝的问题。南宋朝臣中有人提醒皇帝说：“当年徽宗与金朝订盟，共同夹击辽朝，结果辽虽被宋.金消灭，金人却又成宋的威胁，若不是天照应，宋就被金灭了。现在金朝已不足与宋为敌，却可作宋的屏障。希望能以前朝为鉴，不要与蒙古结盟。”

可是理宗却以为灭金可以一洗当年徽、钦二帝被俘的耻辱，更以为可以得到黄河以南的土地，就同意与蒙古结盟。到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宋军与蒙古军一起攻进蔡州，金哀宗自杀，金朝灭亡。

但蒙古骑兵转眼间就攻四州，侵江淮，果真直接威胁到宋朝的生存。所幸宋朝军民尚能艰苦奋战，而蒙古各路军队又未能作战略配合，所以，在文天祥出生的这一年，蒙古与宋的战争尚呈胶着状态，边境上虽有战争，江南地区还称平静。

宋理宗

朝臣之中，醉生梦死者还在搬演争权夺利的老戏，理宗皇帝则仍以随事敷衍的态度处置各种问题。面对这一切，文仪自觉无能为力，但他却希望儿子能有所作为。

由于文仪对文天祥寄有深望，故而他很重视对儿子的教育。首先，文仪要求天祥能通读儒家经典，各类史籍及诸子百家之言。要求天祥能熟练掌握作文、赋、诗的技巧。

其次，文仪要求天祥对所学的知识，能够做到“化学、来新”，也就是要能贯通所学，求学术上的新见解。这就又要求天祥能自己独立思考，不依傍前人，不阿附潮流，自己根据掌握的证据作判断。最后，文仪将儒家理想中的价值取向和人格特征，作为人生最高准则灌输给天祥，希望天祥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人生追求。

天祥的母亲，在教育儿子的问题上，与文仪步调一致，但她以慈、以善的身教方法，大约使天样更能感受到儒家理想人格中所有的仁爱精神。

正是在这种家庭教育下，文天祥在少年时就已经不同凡响，他自己后来回忆说：“某少也驱驰，尝有意于事功，鸡鸣奋发，壮怀不已”。这几乎把一个既有远大志向，又尚存几分自负的儿童推到了人们面前。

据说，文天祥八岁时，曾到本县学宫参观。当他看到欧阳修、杨邦义、胡铨的塑像时，又得知此三人都被朝廷谥为“忠节”，就大声说：“人若死了而不能被大家如此祭祀，算不得男子汉。”一个八岁的孩子，能够以先贤作自己做人的楷模，这孩子的早熟和自负是可以想见的。

好在文天祥的早熟和自负以学养为基础；以高大的人格为标准，以励行励学为依归，所以他不是一个一脸老气的模范儿童，而是一个有自己目标的攀登者。

文天祥18岁时，参加了县学的考试，取得了第一名。20岁时，进入庐陵白鹭州书院，师从欧阳守道继续攻读。这时，文天祥已经学有所成，而欧阳守道虽曾中过进士，却是一位有独立见解，而又爱护后学的教育家。他很欣赏文天祥的学问和人品，师生之间，争论起来激烈如仇，但最终都能以达到共识而开怀大笑。

在日常生活中，则情如父子，极为亲密。欧阳守道主张以“有益于时用”为读书目的，所以他常能启迪文天祥注重时事，注意实学。而文天祥由家庭教育中养成的远大志向，也正好因此而落到关心国计民生具体问题的实处。

家学渊源和师授，使文天祥从小立志作番事业的志向，最终定位在“为国宣劳”上。文天祥21岁时，就怀着“为国宣劳”的抱负，走进了考场。理宗宝佑三年(公元1255年)，文仪带着文天祥及其弟文壁，到临安参加进士试。

第二年春天，文天祥和文壁顺利通过了礼部考试，取得了参加殿试的资格。五月八日，主考官王应麟在集英殿主持殿试。殿试的题目是以皇帝的口气提出的四个问题：如何解决天灾？如何招致人才？如何加强国防？如何对付蒙古？文天祥看到题目后，略作思考，即挥笔直书，他未起草稿，一气写下万余字。

王应麟等看到他的答卷时，都被这篇文字的大胆犀利和说理充分震憾了。按宋代考试规则，考生的名字在试卷上是被贴住的，所以王应麟等人不知道作者姓名。王应麟虽喜欢这篇文章，可不敢将其放置第一，就取在第七名。

当理宗审阅时，也被文天祥的试卷所感动，他下令将这份卷子置于第一名。王应麟见状，立刻顿首为礼，并对理宗说：“这份卷子说道理有镜鉴的作用，其人忠心则如铁石一般，臣敢祝贺陛下得到了人才。”

及至在大殿中宣布考试结果时，当礼仪官唱到文天祥的名字后，理宗看到一位身材修长，容貌白净秀美的青年稳重地应声而出，不禁笑容满面，文天祥遂以状元一举成名。

文天祥考为状元，并非是在试卷中颂扬皇帝英明伟大，而是要求皇帝“法天不息”，痛改积弊。

文天祥认为：为什么天灾频起？这是因为皇帝及各级官员贪残害民，民间积怨已久，所以天降灾祸，以告诫皇帝。解决之道是行爱民育民的政策。为什么人才匮乏？这是因学风不好，不少人以空谈性理而得官，实际上却对国家和人民的疾苦毫不关心。有才能的人自然不被重用。解决之道是重实绩，怎么增强国防？这需要从制止浪费入手。皇帝、官员少些吃喝玩乐，把财政经费用到国防上，就有办法。怎样对付蒙古？这应该先采取措施，稳定国内的政治、社会状态，稳定才能自强，自强才能防止外敌入侵。

文天祥的见解以事实为基础，以易经的理论为宗旨，可说有理有据。而理宗此时也正需要表示一下自己是求治明君，所以，理宗大度地将文天祥定为状元。

理宗虽认为文天祥言论可取，但毕竟是将这言论用作装点自己，故并不急于使用文天祥，而恰在此时，文仪去世，文天祥按礼仪要守丧三年，所以文天祥一举成名后，没有马上做官。

当文天祥6岁时，蒙古汗国的大汗窝阔台去世，此后汗国内部政治混乱，诸王纷争，这就使宋朝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宋理宗如果能利用这难得的时机，认真整顿吏治，发展生产，宋朝尚有可能与蒙古抗衡，但理宗却苟安一时，任用内侍董宋臣，营造自己的安乐乡。

宋朝遂日益衰弱。文天祥守丧期满后，以陪弟弟文壁参加考试的名义，赴临安寻求出仕的机会，文壁此次考试得以通过，登进士第。文天祥以前科状元身份，被委任为宁海军节度使的签判。

文天祥对这项任命不满，遂请求辞官。但要求补行考中状元后因父亲去世而未举行的朝门谢恩礼。文天祥五月提出申请，朝廷七月才答复，不许辞官，但可行谢恩礼。

在此期间，文天祥已回庐陵，待他得知要行门谢礼后，九月又动身入京。当文天祥人京时，理宗皇帝因蒙古兵进攻潭州，正被董宋臣怂恿着准备迁都。文天祥行过门谢礼后，就不赴任，而是准备了一份建议，送交皇帝。

在这件上书中，文天祥建议：减少繁琐的行政程序，集思广益；建立方镇(军区)以负责防敌；建立民团，以扩充兵源；破除资格之见，选拔有真才实学的人。

最后，文天祥要求“斩董宋臣以安社稷，以一人心。”他不求官职而畅论时事，并直接地、公开地与皇帝亲信为敌，这当然不会受权要的欢迎。文天祥上书后，权要们根本不理睬他，他等了一段时间，便还乡而去。

景定元年(公元1260年)，文天祥25岁了，可能是因为家产已空，文天祥不能不谋差事为生，但更可能是因为他报国心切，不忍心终老林下，便再次求职，这次，朝廷给了他个拿俸禄，却没有职权的闲差，让他主管建昌(江西南城)仙都观。

这一年，也就是蒙古汗忽必烈即位、建年号中统的一年。忽必烈接受了蒙古汗国内汉族大臣的主张，准备以汉地的传统统治方式来治理国家，蒙古汗国克服了内部危机，开始以新面貌出现在中原地区。

文天祥在建昌无所事事，心情郁闷，但第二年，江万里升为同签书枢密事，是所谓的执政大臣。他同欧阳守道关系颇深。可能是出于这层关系，文天祥调任秘书省正字。

这个职务照例由前科状元担任的，主要任务是管理皇家图书档案的文字勘正。文天祥学识渊博，对这种文字工作自然胜任有加，故而颇得好评。数月之间，即兼景献太子府教授。因充殿试考官，升著作佐郎，署理刑部郎中。

一身数任，展示出他处事干练的能力。景定四年七月，文天祥得知皇帝要让董宋臣主管景献太子府事，便立即上书皇帝说，董宋臣此人不可重用，自己亦不能与此人共事，只有请皇帝收回成命。否则将辞职还乡。

这次上书又没有结果，文天祥便收拾行装准备还乡，丞相贾似道为表示器重他，急忙下公文调他为瑞州(江西高安)知州。文天祥开始了地方官的生涯。

瑞州在景定元年曾被蒙古军攻破，蒙军退走后，宋朝派驻的官员很不得力，当地的军队军纪也很坏，所以，当文天祥到任时，残垣断壁仍四处可见，老百姓仍生活在惶惶不安之中，文天祥接任后，首先整顿军纪吏治，使军人和官吏不敢随意侵剥百姓。

然后他巡行辖境，安抚百姓，鼓励百姓安心生产。他对州的财政也进行清理，禁绝下属贪污，并筹集了一笔款项，设“便民库”，供百姓借贷以恢复生产。文天祥在处置行政事务的同时，还很注意进行正风俗、正学风的教化工作。瑞州碧落堂，是诗人杨万里住过的地方。

杨万里不仅有诗名，更因主张抗战而知名，文天祥将碧落堂加以修复，用以表彰爱国志士。另有一个纪念余靖、苏辙、杨万里的祠堂，在战火中焚毁。文天祥也拨款重建，以号召读书人作正直之士。文天祥到瑞州一年，政绩十分可观，官员中不少人对文天祥的才能表示敬佩，丞相贾似道便有心拉拢文天祥。

景定五年十月，理宗崩逝，贾似道将太子赵褡拥上帝位，史称度宗。度宗是理宗的养子，能登帝位全靠贾似道帮忙，故而对贾似道“称师臣而不名”。贾似道每次朝见，度宗都“必答拜”。贾似道俨然就是真皇帝。

贾似道是位善弄权术的人，他喜欢用小利收买人心，也肯做出礼贤下士的样子牢笼一时“名士”。故而他趁新帝即位，召还文天祥，任命为礼部郎中，不久又让文天祥做江西提刑。

文天祥掌管一个地区的司法，权力增加了，但与不法官员的矛盾也加深了，文天祥为平反一件冤案，只做了二个月的提刑，就被考核为不称职，只得返乡。文天祥还乡后，在距家不远的文山辟出一块土地，准备修一座别墅。

因财力不足，修别墅的进展很慢，但他给友人写信，总是夸赞文山的风景优美，所以后人又称他为“文文山”。

文天祥于度宗咸淳元年(公元1265年)被罢官，到咸淳三年九月，才被重新任命为“尚书左郎官”。待文天祥十二月到临安后，朝廷又任命他兼任数项职务，颇有要重用其才的架势。但朝廷这边任命，从监察部门却发出弹劾文天祥的奏章，刚到临安赴任的文天祥，立刻就被罢官。

转年冬天，朝廷再次任命文天祥为福建提刑，文天祥还未赴任，就被监察官奏罢。这种近乎对文天祥公开嘲弄的举动，说明朝中不少官员已不能容忍正直的文天祥。

咸淳五年四月，由于江万里出任左丞相，文天祥被任命为宁国府(安徽宣城)知府，34岁的文天祥这一次没有闻召即赴，直到11月，他才到宁国府上任。

文天祥看到素称名城的宁国府民生凋敝，不禁悲从中来，他迅即了解情况，设法改善百姓的生活。他认为这里之所以几乎没有人烟，关键是朝廷赋税太重，于是他立即设法，请求减免百姓赋税，当朝廷同意减免赋税的命令下来时，文天祥已受命赴京任职，宁国府的百姓感谢他任职仅一月有余，就办了一件大好事。在他走后都争着出钱为他建生祠，以纪念这位好官。

文天祥回京后，任军器监，管理制造武器，同时兼崇正殿说书，学士院权直。前一兼职是为皇帝讲解经典；后一兼职是暂时充任为皇帝起草诏书的工作。文天祥借为皇帝说书之机，向皇帝直接进言，期望皇帝能推行儒家提倡的仁义之政，能真正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度宗虽不喜欢他的直言，但被他精深的理论知识和诚恳的态度感动，居然容忍了他的直言。

但是文天祥与丞相贾似道的冲突，却越演越烈。贾似道在理宗时，曾瞒着皇帝与蒙古忽必烈议和。答应以长江为界，每年送蒙古银、绢各20万两、匹。忽必烈才主动退兵。

忽必烈登基后，派郝经赴宋要求贾似道履行和约，贾似道令人经郝经扣押，以掩饰自己私自议和的真象。贾似道敢于欺骗理宗，对度宗则更是玩弄于股掌之间，朝中大事全掌握在贾似道手中，文天祥对贾似道的权奸手段看得很清楚，也决不阿谀贾似道，咸淳六年(公元1270年)，文天祥又被赶回了家乡。

第二年，忽必烈改蒙古国号为“大元”，迁都燕京，加强了对宋的军事压力。文天祥在文山得知元军紧逼襄阳.樊城，感到国家日益危险，便积极寻求出山报国的机会。到咸淳九年(公元1273年)，江万里出任湖南安抚大使，可能是因江万里请求，朝廷起用文天祥为湖南提刑。

文天祥接到任命，欣然出山，一路急行赶至衡阳赴任。这年夏天，他到长江拜会江万里。江万里见到文天祥年近40，几经挫折，但言谈之间，唯以国事为忧，不禁十分感慨，他对文天祥说：“我已是七十多的人了，据我观察，当今时事和政局，将会有大变故，能承担起责任救世者，可能就是你了。”

江万里的这番鼓励，使文天祥深为感动。他决心把个人荣辱置之度外，真正为国家人民做几件好事。

文天祥在湖南掌司法期间，虽有过任江西提刑时因平反冤案丢官的教训，却仍以“公道”“直道”为准则，认真处理各种案件。当他在湖南遇到农民武装袭击官府事件时，他一方面积极参与军事镇压活动，另一方面，他又力主加强军纪，不许军人随意指良为寇，他说百姓是因饥荒、官吏贪污等原因被迫“弄兵”，故而对放下武器的农民应该宽大。

由于文天祥在提刑任内能秉公执法，湖南的百姓对他的评价还不坏。不过文天祥自己对做提刑官已有些内疚，他向朝廷提出请求，希望能回江西任职，理由是便于照顾母亲。朝廷这次未刁难他，将他调为赣州知州。

文天祥到赣州后，总结在湖南镇压农民的经验，认为对人民“不可以威刑慑，而可以义理动”。文天祥就十分关心百姓的疾苦，认真解决农民的生活问题。他要求所属各县，将不合理的规章“可革者革”力争使官员不与百姓争利，这样，“诸县民皆乐业。”治安状况也转为安定。

文天祥在赣州任职近一年，当地的经济状况就大有好转。这是文天祥出任地方官以来，任职时间较长，业绩也较明显的一年。文天祥自己也颇满意。但是，文天祥虽致力于地方行政事务，却也没有忘记国家大局。他注意到国内政局一无起色，元朝的军事压力也日益紧迫，国家的前途使他忧心。

不过，他可告慰自己的是：自25岁开始任职以来，虽然屡遭挫折，但只要接任一职，就能胜任一职，且能为百姓做点好事，而更为重要的成功则在于保持了自己的人格，没有向权奸和佞人低头。这就可算是兢兢业业为国，力行善政为民了。

咸淳十年(公元1274年)七月，度宗死去。贾似道立4岁的赵悬为帝，理宗皇后谢氏以太皇太后名义临朝。南宋政权的最高层，除孤儿寡母外，就只有一个奸滑而自私的贾似道主政。

此时，元军已攻克襄樊，进逼武昌，南宋派赴前线的将领，大多畏战投敌。到12月，贾似道亦知危机无可逃避，遂诏告天下，令各地起兵勤王。但南宋许多官员已经明白：所谓号召勤王，不过是贾似道为增加自己与元军议和的筹码，于是多取观望态度。真正有所行动的，只有文天祥和原来驻防鄂州的张世杰。

文天祥于第二年正月十三日接到勤王诏书，悲愤交激，涕泣不能成声。他立刻募集人员、粮草，组织军队。为鼓励大家，他将家属送到弟弟文壁处，拿出所有财产充作军饷。

由于文天祥个人在人民中很有声望，而农民又素来痛恨元军的人侵，文天祥在三天内就募集到三万余人。

与此同时，文天祥还组织起由现任中下级文武官佐、退职官吏、太学生、贡士、幕客及地方豪杰为主要成员的司令部，这时有人对他说：“元军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内地，君以乌合万余赴之，是何异驱群羊而搏猛虎？”

文天祥答道：“国家有急，征天下兵，无一人一骑人关者，吾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殉之，庶几天下忠臣义士，将有闻风而起者。”

可见文天祥在组织勤王兵时，就已经抱有必死的决心。他不是预计成败，有必胜的把握。更不是为求个人一时名声，而是为实践“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理想，为体现人生追求的价值观念。从这一时刻起，他就使自己的人格升华到儒家理想人格典范的高度。

文天祥组成军队待命时，贾似道在朝野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亲率13万精兵溯江而上，到芜湖地区预设战场。抗击顺江而下的元军。贾似道为人喜欢铺张，打仗也只求表面好看。他征调的船只首尾相接，在江面上有百里之长，但这些船只中，有的仅是为贾似道享乐服务。仗还未打，宋军人心已不一致。

贾似道

贾似道任命的主将孙虎臣在前锋刚与元军接触时，就携妾乘舟逃走。贾似道闻讯，亦丢下部队逃向扬州。13万大军被断送。三月初，元军占领建康(今南京)。

文天祥的部队早已集结，但并未能迅速赶赴前线。贾似道因战败于二月被免职，新丞相陈宜中却拒绝用文天祥这支军队。直到七月，元军在镇江击败张世杰，临安城内更觉恐慌，朝廷才征文天祥率部至临安。

文天祥的部队经几个月训练，已经军纪整肃，士气高昂，与作战疲软，军纪败坏的朝廷军完全两样。陈宜中等人想夺取文天祥的部队，文天祥坚决不同意。这是因为文天祥已经觉察到：朝廷中的权臣与太皇太后，都是在作投降的准备。所以不肯交出军队。迁延至10月，朝廷令文天祥率部防守平江(今江苏苏州)并支援常州。

文天祥派赴常州的队伍，归统带淮兵的张全指挥。张全将文天祥所部放在前线作战，自己却隔岸观火，听凭赣州民军独自作战。

结果，由尹玉率领的五百民军在元军合围下，英勇冲杀，最后只有几人突围，其他人全部牺牲。由朱华率领的一部，在与元军作战失利后的撤退中，竟遭到张全部队的砍杀。

常州作战虽然失利，但文天祥所部英勇奋战的事例，却说明文天祥在组织、训练部队和使用军事人才上，有独到之处。

此时，一面是元军以三面合围的态势近逼临安，一面是陈宜中等人频繁地议降活动。文天祥在平江只能坐看敌军完成其战略行动。陈宜中等人的军事布置，是以保证议降为目的，文天祥在平江即将遭受元军进攻时，突然又接到命令去救援独松关，但实际上文天祥部已根本不可能在独松关陷落前赶到。但文天祥仍接受命令，离平江赶赴独松关。军至半途，知独松关已失，文天祥率部回到临安。

不久，元军攻克常州、平江，临安已在元军的包围中。文天祥主张坚守临安，太皇太后谢氏和陈宜中等则仍幻想以“奉表称臣、岁纳银绢”为代价议和。但元军统帅伯颜根本不想保留宋朝，他只答应宋朝皇帝投降，并要求宋廷派丞相到军中谈请降的事宜。

陈宜中力主投降，却又顾及自己的生命，到元军兵临城下时就弃城逃走，剩下的几位执政大臣本来就是些唯唯诺诺的官僚，一到关键时刻，都怕承担责任。他们乃共同请求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负责议降事宜。

太皇太后谢氏即下诏予以任命，但文天祥只接受赴敌营谈判的任务，并未接受丞相职务，因为文天祥认为，在危亡关头挽救君主的生命，是臣民不可推御的责任。与这个责任相比，个人荣辱和生命，都不算什么。他愿承担责任，却不要什么职务和名声。

宋恭宗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正月20日文天祥与左丞相吴坚、临安府知府贾余庆等到伯颜的营帐谈判。文天祥一开口，就使伯颜大惊失色。他对伯颜说：“投降议和的事是前丞相办理的。我不知道详情。朝廷虽拜我为相，我还没有接受，所以，我只是来商量事情，并不是来投降。”伯颜只得说：“丞相来谈大事，这很好。”

文天祥挫折了伯颜的骄气，使宋、元两方的其他人员都感到震惊。文天祥遂掌握了谈话的主动权。他要求伯颜退兵，申明宋还有一战的能力，议和只能是在双方平等的基础上进行。

他最后说：“我是宋朝状元、宰相，但欠一死报国，刀锯斧镬，我是不怕的！”伯颜被文天样气势所伏，居然没有敢以恶语相对，反而用劝解的语气，请文天祥息怒，表示事情还可再议。

伯颜

伯颜在与宋廷来使的周旋中，早已知吴坚、贾余庆等是软骨头，遂决定扣押文天祥，叫吴坚等回临安城主持投降事宜。文天祥被元军扣押，谢太皇太后便又任命贾余庆为右丞相，于21日送降表给伯颜。

伯颜让文天祥也参加受降仪式，文天祥当场痛骂贾余庆等卖国，痛骂伯颜失信。伯颜见文天祥在这种场合仍然不计个人安危，便对文天祥表示敬佩，下决心要劝他投降。

但文天祥却毫不动摇，矢志不降。伯颜就将文天祥与宋朝降臣贾余庆等一起送往燕京。为软化文天祥，伯颜特许他与自己的旧部十余人同乘一船。

文天祥等行至镇江，元军元帅阿术要见见宋朝降臣，文天祥也被迫同去。阿术置酒款待这批高级战俘，贾余庆等在席间争着与阿术交谈，只有文天祥一言不发。

阿术说：“那个不说话的文丞相，肚子里有主意。”文天祥心中此时想到的就是逃走。由于北上元军在镇江耽搁下来，文天祥与其部属就有了逃走的机会。经过多方设法，文天祥等人在百姓的帮助下，逃到了宋军据守的真州(江苏仪征)。

文天祥组织勤王军，本想在战场上与敌人决一死战，可是因朝中大僚们以投降为唯一战略，使文天祥几无放手作战的机会。但他坚决主张抗战，并能够将农民在短期内训练成新军的举动，为他赢得了声誉。他以右丞相之身，拒不降敌的举动，更是使宋朝军民敬佩。

真州守将苗再成见到文天祥后，十分热情。文天祥向苗再成部的将领进述了在临安被扣的经过，苗再成即建议由文天祥出面，号召驻守淮西的夏贵、淮东的李庭芝合同作战，攻取镇江，将伯颜部截在江南，然后会合各地军队围歼之。

文天祥接受这一建议后，就派使者分头与夏贵、李庭芝联系。但夏贵已降元，李庭芝则怀疑文天祥是元军故意放出来的奸细，要求苗再成杀死文天祥。苗再成只得骗文天祥出城，要他自寻生路。文天祥只得又在元、宋军队犬牙交错的状况下，转至通州(江苏南通)。他受到通州守将杨师亮的热情接待，使他能有机会将自己赴敌谈判以后所作的诗歌编成《指南录》，并以一篇序言简述了自己近二个月的历险过程。

文天祥在通州得知：他在赴伯颜军中前，建议让吉王赵罡、信王赵呙出走一事，竟然实现。二王已在张世杰、陆秀夫等的拥护下，在温州设元帅府，号召继续抗战。

于是，文天祥就由海路经台州(浙江临海)赶至温州。但这时张世杰已将二王带至福州。文天祥就一面写奏章给吉王，一面就地召集旧部。不久，张世杰等人即遣使与文天祥商量吉王称帝的事。文天祥欣然同意，并写表劝进。

吉王在福州称帝，改元景炎，史称端宗。端宗仅9岁，朝政由张世杰掌握。

宋端宗

张世杰是北方人，随军投向宋朝，他以战功升为军官，因抗战坚决而著名。他是军人，在当时环境下不宜自己任丞相，就把前相陈宜中拉出来为左丞相。他与文天祥在临安曾有接触，对文天祥的人品有所了解。

故端宗登基后，他要求文天祥到福州会面，并以皇帝名义授文天祥为右丞相、枢密使、都督诸路兵马。但文天祥却最终以枢密使、同都督诸路兵马的名义，到南剑州(福建南平)开设同都督府召募士兵。

文天祥之所以不愿在朝中主持全局，原因有三。

一是张世杰虽力主抗战，却只想割据岭南，对收复江淮、浙东失去信心。

二是陈宜中忌恨文天祥，在张、文两人之间挑拔是非。

三是文天祥力主恢复浙东，如自己身在后方，就不足以鼓舞士气。

这样，文天祥带着一批爱国志士，到了南剑州。他在南剑州组织督府军，很快就有了成效。

不到二个月，数万人马已集结在一起。景炎元年(1276年)11月，张世杰等严令文天祥率部到汀州，防止元军由江西人福建。文天祥到汀州后，派部队攻击江西宁都，进占瑞金、永丰，准备夺回赣州。但由于张世杰不战而放弃福州，福建局势大变，文天祥的进攻计划亦受挫。

福州陷落后，张世杰挟小皇帝乘舟浮海，由泉州至潮州，又至惠州，但张世杰已失去陆战勇气，他从此率船队飘浮海面，在战略上将自己置于釜底游鱼的境地。

文天祥整顿督府军后，于第二年二月转至广东梅州(广东梅县)，五月，就北越梅岭，开始恢复江西的失地。文天祥军旗所向，立即得到民众响应。崇仁、龙泉、永新、萍乡、会昌、兴国等县城纷纷树起南宋的旗帜，各处义兵都派使者到文天祥处，请求受其指挥。

文天祥将督府移驻兴国，江西抗元形势出现新高潮。湖南民众也起而呼应，衡山、湘潭、攸县、新化、宁乡、益阳7县恢复。甚至远在江淮地区的各地义军，也派人联络，准备在督府军麾下统一作战。

元军在文天祥的攻势下，迅速调集兵力，在江南地区的部队几乎全部动员起来。元军一路大军救赣州，击永丰，一路直扑兴国。向文天祥的同督府发起攻击。文天祥各部声势虽大，但毕竟民军多，正规军少，相互间也缺乏配合作战的经验，加上后勤保障不足，故被元军各个击破。

当元军元帅李恒等突袭兴国时，文天祥率督府人员向永丰转移，但永丰的数万之众又被元军击溃，文天祥只得从永丰向东南撤退。李恒等从兴国方向追上来，文天祥因队伍中有不少百姓，行动迟缓，走至空坑，就被元军追上。

文天祥的部属赵时赏自称是“文丞相”，元军一时不辨真伪，文天祥得以脱身。但其妻、妾和一子二女被敌人俘获，一批僚属或战死，或被俘，督府军几乎全军覆没。

文天祥在江西失败，张世杰等人则浮海至砜川(在今北部湾)。景炎三年(公元1278年)四月，端宗病死。张世杰等扶赵为帝，把船队移至厓山，厓山位于新会县南80里处的海上，张世杰依山将船队锚固，准备死守。但这种办法，实际上是一种避战的办法。

文天祥空坑之役后，又集余部人汀州作战，但新败之后，部队没有战斗力，他在元军的打击下，不得不走江西、进广东。他于景炎三年(1278年)三月到海丰，五月知道赵称帝。六月即上书请求晋见皇帝。

张世杰以加封他为太保、信国公的诏书和三百两犒军银回答了他。文天祥由此知道张世杰拒绝与他共同作战。这时，文天祥的母亲和长子又相继亡故。

在国事无望、家事绝望的困境中，文天祥仍坚持重人江西作战的计划，但为避免与张世杰部冲突，他移军潮州。十二月，元军统帅张弘范率军直击潮州，文天祥率部转移。20日，文天祥在五坡岭进食时，被元军偷袭。他自杀未果，被敌军俘获.

张弘范是元初杰出的政治家，他能理解文天祥追求其理想人格的信念，故对文天祥优礼有加。1279年正月，张弘范领兵攻厓山，把文天祥带到了前线。

张世杰的船队有千余艘船，其中不少是大型楼船，船城之中有军民20余万。元军只有八百余艘船，且士兵不习水战，双方要在海上进行战斗，张弘范并没有必胜把握，他便请文天祥写信劝降。文天祥拒绝了这一要求，拿出一首诗送给张弘范。张弘范读到：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飘零雨打萍。

皇恐滩头说皇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诗中虽有不少感慨，但浩气沛然，张弘范不觉说：“好人好诗。”也不再逼迫文天祥。

张世杰将船只绳缆相连的办法，使元军一时不敢轻视。但张弘范逐步控制了水源、粮道，宋军就显得十分被动。

二月初六日，风雨与大潮同至，张弘范指挥元军分四路进攻宋军，一时间“炮火雷飞箭星落”，宋军虽奋力抵抗，但毕竟久居海面，战士疲劳。元军则气势益盛。战至黄昏，陆秀夫背负赵哥投海。

张世杰乘船突围，后遇大风，亦跳海殉国。文天祥在敌营被关在船舱中，听说宋军败亡，恸哭不已。他认为宋军败在奸臣误国，发出“我欲借剑斩佞臣”的吼声。

张弘范回师广州后，对文天祥更加优待。他宴请诸将时，请文天祥到席，并敬酒给文天祥。他说：“国家亡了，忠孝的事您都做了。即使现在杀身为忠孝，谁还来记载此事？您不如改心易虑，以事大宋者事大元，大元贤相，非文丞相又是谁呢？”

文天祥沉静地说：“国亡而不能救，做臣子的到死都有余罪，何谈逃死而怀二心的事。殷亡国以后，夷、齐不食周粟，也不过是自己尽自己的责任，没听说因为国之存亡就改易其忠心了。”

“这不是要谁来记载的事。”张弘范听罢，神色亦肃然而有敬意。

张弘范将文天祥坚拒劝降的表现及自己不主张杀文天祥的意见上报元世祖忽必烈。元世祖就命令把文天祥押至大都。

文天祥四月离广州，六月至建康。在建康停留了二个多月后，才继续北上。元军怕江南民众营救文天祥，沿途严加防范。但仍有仁人志士与文天祥联络，要把他夺出虎口。可惜未能成功。十月初二，文天祥到达大都。

文天祥初到大都的前几天，被安置在接待投降官员的“会同馆”中。元丞相孛罗亲自布置了对文天祥的劝降攻势。他要接待者待文天祥如上宾，以美食相款。文天祥却只吃老部下张弘毅送来的东西，对元朝廷的款待视如不见。

孛罗又下令将文天祥的二个女儿送到会同馆与父亲见面。但这种“示以骨肉”的做法没有收效。于是，宋朝的一位状元宰相留梦炎又奉命而来。两位状元宰相相见面，文天祥痛斥留梦炎没有面目见人。留梦炎悻悻而去。

宋朝的德祐皇帝虽只9岁，也被派来劝文天祥投降。文天祥见到小皇帝已易服装，改称瀛国公。仍不由自主地下跪痛哭。但文天祥却不容小皇帝开口，只是说：“圣驾请回。”

小皇帝也无功而返。权倾朝野的平章政事，西域人阿合马以为别人无能，遂亲到馆中会会文天祥。他大模大样地对文天样说：“你知道我是谁？”文天祥平静地说：“听说是宰相来了。”

阿合马问：“既知我是宰相，你为何不跪？”

文天祥反问道：“南朝宰相见北朝宰相，为什么要跪？”

阿合马冷笑道：“你知道你为什么会来此？”

文天祥高声答道：“南朝早用我为相，北可不至南，南可不至北。”

阿合马连碰钉子，遂对左右说：“这人生死是我掌握吧！”文天祥大笑道：“亡国之人，要杀便杀，道什么由你不由你。”

阿合马再也坐不下去，恨恨地走了。文天祥随即被送到兵马司衙门囚禁。

在兵马司，文天祥被囚在一间宽八尺、进深三丈二的土牢中，并被带上木枷。如此近一个月，才取下木枷，另以铁链系颈。孛罗等人认为文天祥被囚近一个月，应该有屈服之意，就把文天祥召至枢密院审问并继续劝降。

文天祥与孛罗、张弘范等人激烈辩论，拒绝承认元世祖是中国之主，申明国家重于皇帝的道理，表示绝不随谢太皇太后等投降。

经过这场论战，孛罗想杀掉文天祥，但元世祖和张弘范却仍期望文天祥能投降，并以文天祥投降作为平息南方民众反抗的工具。这样，文天祥就被长期关押。

文天祥身处土牢中，冬天阴冷，夏天闷热，虫叮蚊咬，衣食不全，每天还要种菜、服劳役，但他仍挤时间编写了《指南后录》，创作诗歌近二百首，还写了题记。为南宋末年的历史留下一些宝贵的资料。

有天他突然发现：自己在狱中没有生过病。他将这个现象分析后，认为是实践了孟子“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的教导所致。就是以天地间的正气培植自己的精神，邪气自然不能入体。他将这个认识写在了《正气歌》中，为后人留下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

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十二月，元世祖因得知民间抗元力量活动频繁，就急于利用文天祥。他询问群臣，知道文天祥在狱中尚有会客、通信的便利，也提供笔墨、书籍以供写作，就觉得文天祥应该知恩。他想用直接任命文天祥为丞相的举动，一举征服文天祥。

十二月八日，元世祖召文天祥到皇宫，左右要文天祥下跪，文天祥仅长揖为礼，元世祖也不强求。他对文天祥说：“你以事宋的态度事我，我就任命你为中书宰相。”

文天祥答道：“天祥是宋状元宰相，宋亡，只有死，不可生。”

元世祖沉吟半晌，令人传话说：“你不做宰相，做枢密使如何？”文天祥淡淡地答：“一死之外，没有什么可做的事。”

元世祖遂令人将文天祥押回牢房。第二天，元世祖又集群臣议文天祥事，大臣们都说应该杀文天祥，元世祖即批准了。

元世祖派使者鸣金击鼓迎文天祥出狱，文天祥平静地对狱卒说：“吾事了矣。”遂将自己早写好的绝命词系在衣带间。刽子手们给文天祥带上刑具，将他押至柴市。大都百姓闻讯，都在沿途观看，文天祥神色自若的表情，使他们惊叹不已。

元世祖的使者宣谕百姓说：“文丞相是南朝忠臣，皇帝要任他为宰相而被他拒绝，所以顺从他的愿望，赐他一死，这不是一般的死刑。”使者又对文天祥说：“丞相现在有什么话说，若回心转意还可免死。”

文天祥却说：“死则死耳，还说什么。”他到刑场后，问身边的人，那边是南方？当有人指点后，他面南写诗两首，然后拜了两拜，从容就义。

大都的百姓都感动地落泪。大都的人民，历经辽、金、元三朝，对宋朝没有什么感情。他们落泪，实在只是被文天祥的个人人格所征服。

文天祥死后，大风突起，风沙扑面，天色昏暗。这使迷信的元朝君臣十分恐慌，遂下令全城戒严。

第二天，文天祥的夫人欧阳氏被允许收领遗体，她在衣带中找到了文天祥的绝命词，文天祥写道：

吾位居将相，不能救社稷，正天下，军败国辱，为囚虏，其当死久矣！顷被执以来，欲引决而无间。今天与之机，谨向南百拜以死。其赞曰：孔日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宋丞相文天祥绝笔。

天祥以自己的生命，实践了“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理想。在文天祥之前的历代宰相中，还没有人如文天祥这样，拜相于亡国之际，奋战于国亡之后；拒降于金殿之上，就义于柴市之中。但正是这样，他的爱国丹心才光照后世。他也成为中华民族在民族危亡之际的精神楷模和典范，他的伟大人格永存在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中。他那心忧天下、坚韧不拔“士气所磅礴，凛然万古存”的民族气节，构成了我国爱国主义思想宝库极为珍贵的一颗光耀千古的璀璨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