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许多人物因其杰出的成就而被铭记，而唐绍仪（1862年1月2日——1938年9月30日）无疑是其中一位独特的存在。他不仅是清末民初的一位政治家，更是一位在外交舞台上留下深刻足迹的杰出人物。
早年经历：在变革中崭露头角唐绍仪，字仲华，号瑾堂，出生于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三日（1862年1月2日），原籍广东。他的成长背景是在动荡不安的晚清时期，国家面临内忧外患，社会变革的浪潮汹涌澎湃。唐绍仪从小聪慧过人，考取了秀才，后来又考入了省立高等学校，接受了新式教育。
同治十三年（1874年）唐绍仪成为第三批留美幼童，赴美留学，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成为了第一批接受西方教育的中国学生之一。在美国的经历让他深刻认识到，只有学习西方的先进制度与科技，才能挽救正面临崩溃的祖国。
政坛崛起：清末的最后一搏回国后，唐绍仪先后在清政府的多个部门任职，逐渐崭露头角。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光绪帝驾崩，慈禧太后也随之崩逝，清朝进入了最后的混乱时期。唐绍仪则在这段时期积极参与政治改革，力图推动清朝的现代化。
美国以部分庚子赔款退还中国政府，唐绍仪被派为专使，赴美活动。在美期间，他鼓动美国财团到东北投资，并以考察财政为名，访问欧洲日本等八国。但日本拉拢美国抢先签订日美协议，使唐绍仪的计划落空。
唐绍仪
光绪三十四年九月（1908年10月），唐绍仪从上海经日本到美国，后从美国到欧洲。次年7月回到北京，作为清政府特使秘密访问美国，推动中德美联盟和裁厘加税事，虽获美国总统接见，但未取得进展。
宣统元年（1909年），唐绍仪被任命为“内务部次长”，负责内政和外交事务。他的出色表现引起了当时政府的重视，尤其是在处理与外国列强的关系方面，他展现出了高超的外交才能。宣统二年（1910年），唐绍仪被任命为邮传部尚书，不久即辞职。
辛亥革命后的外交之路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朝灭亡，中华民国成立。唐绍仪于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3月23日，唐绍仪出任内阁国务总理后，认为“孙中山的思想，袁世凯的实力”是中国统一的发展基础。一周后，在黄兴、蔡元培的介绍下，唐绍仪加入了同盟会。他努力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尤其是在《辛丑条约》签订后，国家面临巨大压力的情况下，他采取了一系列务实的外交政策。他主张通过谈判解决争端，而不是通过武力对抗。在他的努力下，中国逐渐在国际上获得了一定的尊重与地位。6月初，直隶省议会选举王芝祥（适加入同盟会）为直隶都督，袁世凯不予承认，并抛开总理附署权，公布另任命令。唐绍仪见《临时约法》已遭到破坏，彻悟袁世凯种种行为，存心欺骗民党，遂于6月15日愤而提出辞呈。
唐绍仪的政治生涯并非一帆风顺。民国时期政局动荡不安，各地军阀割据，中央政府的权威屡屡受到挑战。他在担任总理期间，面临着来自各方的压力，包括国内的反对派和外国列强的干预。
在民国二年（1913年）的袁世凯政变后，唐绍仪的政治地位受到严重影响。虽然他依然坚持自己的外交政策，但随着国家的进一步分裂，他的影响力逐渐被削弱。民国五年（1916年）5月，段祺瑞组阁，以唐绍仪为外交总长。9月17日抵达北京就任，9月25日遭到督军团的通电反对，于是于9月29日辞职。同年6月，袁世凯暴毙。黎元洪继任总统，但皖系军阀段祺瑞大权在握。唐绍仪顿觉中国又有了希望，希望就在于孙中山能够成为领袖，领导人民走民主的道路。他力主恢复旧约法和国会，站在孙中山革命派的立场上，多次拒绝北洋军阀的拉拢。
唐绍仪和孙文
民国八年（1919年）初，第二次南北和谈，北洋军阀政府与护法军政府谈判议和，唐绍仪担任南方总代表。他维护孙中山的护法旗帜，但其主张被北方代表拒绝，同时也为把持南方军政府的桂系军阀所不容，因此被撤掉总代表之职。南北和谈历时年余，终未达成协议。5月4日，北京爆发五・四运动，运动期间唐绍仪表现出很大的热情，通电北洋政府表示支持爱国学生。他去电巴黎，要求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他的女婿顾维钧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民国十一年（1922年）8月5日，唐绍仪再度成为总理。但本次国务总理唐绍仪并没有到任，9月19日，这次的内阁便倒台了。
最后的岁月：因对日暧昧而遇刺身亡唐绍仪在最后岁月选择了隐退，他回到故乡广东，过起了平静的生活。民国二十年（1931年）3月16日，唐绍仪兼任中山县县长，集中精力实施建设模范县的计划。该计划包括基本建设、发展实业、加强农渔业和乡村建设、引进外资和发展教育诸方面，而以开辟唐家无税商港为重点。他多次邀请粤省要人和专家前往唐家湾考察，还编印《中山县发展大纲》，散发到港澳和海外，想方设法从各方面筹集奖金，一时间，此地成为“粤中最繁盛之区，收入甚钜”。他在任上比较注意为政清廉，革除官吏衙门陋习，并微服察访，及时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有布衣县长之称。但唐绍仪遭到广东军阀陈济棠的排挤。5月，任广州国民政府常务委员。
抗战军兴后，日本对华处进行军事打击外，还想方设法拉拢亲日著名政治人物，如殷汝耕、德穆楚克栋鲁普、溥仪、汪精卫均先后成为日寇拉拢的对象。作为两度担任总理的唐绍仪自然也是日寇的拉拢对象。日本有了一个所谓“南唐北吴（吴佩孚）”计划，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还组织了一个对华特别委员会，负责做唐绍仪、吴佩孚的工作，计划由唐绍仪组织全国性伪政府，取蒋介石地位而代之。日本许多特务首脑如谷正文、土肥原贤二等和汉奸陈中孚、温宗尧等频繁往来于唐府。当时国民党特务已经掌握到“伪华中新组织有成立之讯，其名义为华中临时政府，以与华北伪临时政府相呼应，系采三权分立制，人选有总统唐绍仪、行政院长为梁鸿志、司法张耀曾或章士钊、立法院长温宗尧、交通由梁鸿志兼、外交陈箓、军政周凤岐、财政陈锦涛、内政陈中孚、教育陈群并兼上海或南京市长，成立后更进一步而与华北伪组织合并。”特务乃通过各种途径警告他们切勿为日人所利用。广州抗敌后援会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3月上旬去电唐绍仪，请其脱离恶势力的包围，刻日南归，唐绍仪不予答复。到了3月19日，广州各界人士及社团在省民众教育馆二楼开会，会上由广州市各社会团体联衔电催唐绍仪南归，电文说：“请公善保晚节，否则自堕名誉，遗臭万年”，并汇去旅费2万元。唐仍置之不理，旅费也不肯收。唐绍仪对于自己出处的荣辱得失，有充分考虑；但是又以身居日寇包围中的孤岛上海而不愿得罪任何一方，便采取与各方暧昧不明的态度，这就不能不引起多方揣测，置自身于险境。
对于日方和唐绍仪妄图借谈判逼蒋介石下台、分裂抗战阵营的阴谋，蒋介石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觉性。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9月11日，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因我内部文人态度含糊以及唐绍仪老奸巨猾施展阴谋”。将唐绍仪称作“老奸巨猾”，由此能看出蒋介石在这个时候对唐绍仪的厌恶到了怎样的一种地步。
戴春风
国民党首先通过唐绍仪的亲朋好友，如其女婿诸昌年和旧友罗家衡等人，前往上海进行劝说，希望唐绍仪能够认清形势，不要被日本人的甜言蜜语所蒙蔽。同时，国民党还通过在香港的青帮头目杜月笙，向唐绍仪传达了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居住的建议。此外，国民党政府还利用了戴笠军统的情报网络，对唐绍仪的行动进行了严密监视。
军统局长戴笠对此高度重视，他通过各种手段，试图掌握唐绍仪与日本人接触的具体情况，并评估其可能的变节风险。
首先，戴笠通过军统的情报网络，对唐绍仪的一举一动进行了严密的监视。军统在上海的特务们，利用各种手段，包括但不限于跟踪、监听、甚至是在唐绍仪的公馆内部安插眼线，以确保对唐绍仪的行动有实时的了解。
军统局本部知晓唐绍仪喜好古董，于是花费重金买下一对宋瓷花瓶。特务谢志磐被先行派遣至唐公馆，告知对方有一批古董想要低价出售。唐绍仪听闻后极为欣喜，便商定在9月30日让古董商送货上门。
9月30日上午9点，军统上海站行动总队长赵理君亲自上阵，乔装成古董商人，带着几件古董，与助手谢志磐、李阿大一道，坐着轿车来到唐府。唐府的仆人将客人迎进客厅等候，随后便上楼去通报唐绍仪。仆人离开之后，赵理君悄悄把客厅里的火柴藏了起来。唐绍仪跟着仆人下楼后，吩咐仆人给客人敬烟倒茶，可仆人找不到火柴，只好转身离开客厅，前往储藏室寻找。就在这个时候，唐绍仪正全神贯注地鉴赏那些古董，喜爱得不得了。李阿大瞅准时机，抽出斧头，朝着唐绍仪的后脑狠狠劈去，看到唐绍仪倒地，赵理君便指挥大家撤退，一边走还一边假装和屋里的人告别，以此来迷惑院子里的保镖。
唐绍仪
唐绍仪的遇刺不仅是一起暗杀事件，更是一枚政治炸弹，其爆炸的冲击波在国内外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唐绍仪作为民国首任总理，其政治影响力不容小觑。他的遇刺，使得本就复杂的中日关系更加紧张。
一方面，日本方面对此次暗杀行动感到震惊，他们失去了一个可能的傀儡人选，这对他们的在华政策无疑是一个打击。另一方面，唐绍仪的死也使得国民党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一个潜在的政治威胁，但同时也暴露了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和斗争。
一些国民党元老十分不满没有掌握唐绍仪失节确证，就将其杀害。消息传出后，上海舆论一时大哗。10月5日，重庆方面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孔祥熙等名义，特地颁布《唐绍仪褒扬令》，同时拨付治丧费5000元，并令将唐绍仪生平事迹“宣付国史”，以平息风波。国史馆撰写的《唐绍仪传》，称唐绍仪晚年被日本人拉拢，要其充当傀儡，“终不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