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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战争的烈火考验、锤炼了邱一涵一颗坚强妻子的心，一颗伟大母亲的心，一颗真正共产党人的心。”

这是张震将军在评价邱一涵同志时说的一句话。短短的一句话，足以让我们看到一个伟大的女性形象。

1907年12月27日，邱一涵出生在湖南平江的一个农村家庭，原名邱信贞。这是她的父亲为她起的名字，寄托了一位父亲对女儿的期望，希望她能够忠信、坚贞。尽管在后来邱信贞改为邱一涵，但她始终铭记着父亲对自己的热切期望，坚守忠信、坚贞。

邱一涵出生在动荡的年代，但由于家庭条件不错。因此，她的童年还算过得可以，没有受到什么苦难。

邱一涵的家庭是典型的红色革命家庭，父亲邱紫霞是平江早期的共产党员，曾担任过铜鼓县苏维埃政府的财政部部长，兄长邱炳则担任过湘鄂赣县的财政部长，是一名烈士。

从小受到父兄的熏陶，邱一涵的心中从幼时起便种下了一颗爱国的种子。除了父兄的影响外，邱一涵也受到了各种对待女性的不平等“条约”，如三从四德、裹小脚……邱一涵便裹过小脚。

封建思想给女性带来的不仅是行为上的不便，更蚕食和束缚了女性的思想和精神的独立。这些痛苦让邱一涵追求民主、独立的思想变得更加坚定，也成为了她日后参加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

1924年，17岁的邱一涵正式参加了革命活动，打土豪分田地，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这也为她日后开展群众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928年，邱一涵认识了经常在平江一带活动的袁国平，袁国平此时担任着湘鄂赣特委常委宣传部长。

两人一见钟情，又有着相同的革命理想，很快便谈起了恋爱。第二年，邱一涵和袁国平结婚，此后，两人一起携手参加革命。在明知道战争随时可能带来生命危险的情况下，邱一涵却坚持跟丈夫一起参加到真实的战斗中，不惧生死。

1930年，邱一涵参加红军，并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她帮助丈夫一起开展宣传工作，起草宣言、各种文件，动员爱国青年参加革命。此外，邱一涵还在当地开展妇女工作，并凭借优秀的表现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在中央苏区的历次反“围剿”斗争中，邱一涵还在前线救下了一位受伤的战士，这也导致她的右手手臂严重受伤残疾。右手残疾给邱一涵的生活和革命工作带来了很多不便，但这并没有打击她的革命热情，邱一涵开始用左手练枪、练字。

1934年10月，受到“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中央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失利，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踏上了长征之路。

当时，参加长征的女同志只有30名，邱一涵便是其中之一。这些女同志都是有着三四年以上的革命工作经验，工作能力很强，她们组成工作团编在卫生部，帮忙照顾伤员。她们被编成两个班，吴仲濂担任一班班长，邱一涵是二班班长。

长征途中凶险万分，不仅要忍受极端天气和自然条件带来的不利局面，而且还要面对敌人的前后围堵。邱一涵跟其他女同志们一起在长征中展现出了强大的战斗精神。而邱一涵与其他女同志还有不同的一点，她以前缠过小脚。这意味着她在爬雪山、过草地途中的困难程度要远远大于其他同志。

尽管如此，邱一涵凭借顽强的毅力，坚持不掉队，一直跟随红军走完了长征之路。不仅如此，邱一涵还和其他女同志一起做政治思想工作和宣传鼓动工作，同时还帮忙抬担架、拿药箱……

在回忆起当年长征的艰苦生活时，邱一涵曾这样说：

“前有敌人阻拦，后有敌人追击，两侧也常有敌人袭击，上面还有飞机轰炸、扫射。我们经常处在四面包围的情况下。为了保存力量，避免和敌人正面接触，绕道曲折前进，每日连续行军，很少休息。但我们还是经常碰到敌人，进行战斗。”

进入广西境内后，敌人的飞机向邱一涵所在的部队投下了炸弹。当时，炸弹就在她身边炸开，她直接被掀翻在地，耳朵也震得聋了。但等敌人的飞机走后，她便二话不说，继续帮忙抬着担架向前走。

在整个长征途中，邱一涵离不开的就是木棍，她经常拄着一根木棍跋山涉水。不过，这也没能阻挡她滑倒。

在爬夹金山这座雪山时，这里地势险峻，天气多变，自然条件十分恶劣。邱一涵右手已经残疾，还拖着一双小脚，摔倒在雪地里，怎么爬都爬不起来，当时恰好袁国平路过看到，急忙把妻子扶了起来，放到了马背上。

邱一涵见状，挣扎着起身，说什么也不愿意骑马，坚持把马让给了一个伤员——时任军团教导营总支书记的唐亮。而她则拽着马尾巴坚持着走过了雪山。

邱一涵好不容易咬着牙走过了长征路，不料却被人说她拉马尾巴就是在“搞特殊”。不少女同志听到后纷纷为她鸣不平，邱一涵则毫不介意，她表示：“长征途中，很多同志永远牺牲在了雪山里，他们连拉都拉不到。跟他们比一比，这些声音又算得了什么呢？”

邱一涵在长征途中拉着马尾巴的场景令唐亮终生难忘，他曾激动地说：“没有袁国平和邱一涵，我是爬不过雪山的。”

1906年，袁国平出生在湖南邵东的一个贫苦农村家庭。1922年，袁国平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校期间，学校进步的革命氛围和徐特立、毛泽东等人的影响，袁国平开始积极参加革命活动，通过这些实践活动，袁国平逐渐成为了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1925年，袁国平顺利考入了黄埔军校，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在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中都能够看到他的身影。

长征途中，袁国平出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当时，实施战略转移的命令一下达，便在军中引起各种讨论的声音，广大指战员更是没有做好思想准备，有很多疑问。

袁国平立即开展政治思想工作，鼓舞士气，深入军中开展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因此，在长征途中与敌人战斗时，袁国平率领炮兵营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红军主力转移提供了重要的火力掩护。

1934年11月，袁国平又亲自率领第十团组成先遣队，抢先渡过湘江，帮忙架起浮桥，使得主力部队得以通过。在执行这项任务时，我军战士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也由一开始的8.6万人减到了3万多人，红三军团的兵力损失过半。然而，更艰难的战斗还在后面。

紧接着，红军便开始了突破乌江封锁线的战斗。渡江前夕，袁国平发表讲话，极大鼓舞了红三军团的战士们，他们个个斗志昂扬。战斗开始后，袁国平和彭德怀更是亲临前线指挥作战，这带给战士们更大的信心和勇气。

最终，在炮兵的掩护下，红军最终冲过了乌江。

1935年，中共中央决定北上，过草地。由于军队物资紧缺，出发前，袁国平再次对全体官兵进行了思想教育，要求大家“发扬阶级友爱，克服困难”。

当军队行至黄河岔时，红十二团已经断粮，战士们饿得都走不了路了，而后面还有敌人追击。在这一形势下，袁国平向军中发出了“每人献出一碗干炒粮援救十二团”的号召。大家纷纷响应，其妻子邱一涵更是将身上仅剩的一点口粮全都捐了出来。此后，她就靠着吃野草，艰难地走出了草地。

战士们眼中，袁国平就是军中必不可少的宣传鼓动家。每一次陷入绝境的时候，正因为有了他的精神鼓舞，战士们才能够坚持下来，每一个战士脑海中始终记着袁国平的一句话：“熬过艰苦就是胜利。”

长征胜利后，袁国平奉命参与创办红军学校，邱一涵则在抗日军政大学担任教员。这一时期，夫妻俩得以过上了一段短暂的平静生活，远离战火和硝烟。

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中共中央命令，袁国平和邱一涵又进入新四军工作，袁国平出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邱一涵奉命担任新四军教导总队政治处宣传科科长。此后，夫妇俩一起在新四军中参加工作。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进入敌人险境遭到重重包围，在遭到重创的情况下，袁国平主动站了出来，率领一部分队伍进行突围。激战中，袁国平不幸身中四弹，倒在血泊中。

大家当即将身受重伤的袁国平放到担架上，抬着一起突围。袁国平不愿自己成为部队的负担，多次命令战士们“不要管我，你们赶紧突围，快点走。”然而，战士们始终不愿抛下首长。

最终，为了不拖累大家，袁国平将身上的笔记本和仅剩的钱交给了战士们，并叮嘱他们“这个钱是党费……”

说罢，袁国平便用枪匣里仅剩的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就这样，年仅35岁的袁国平壮烈牺牲，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他践行了自己战前立下的誓言：

“如果我们有100发子弹，要用99发射向敌人，最后一发留给自己，决不当俘虏！”

袁国平牺牲时，邱一涵正在上海接受治疗。当袁国平牺牲的消息传来时，邱一涵悲痛不已。为了缓解内心的痛苦，邱一涵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只能通过缝制大大小小的口袋寄托自己的思念之情。

袁国平牺牲给邱一涵带来了巨大的打击，但这并没有打倒她。此后，她不曾考虑过自己的感情生活，而是将所有的精力全都投入到了革命工作中，先后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华中雪枫大学政治部主任等重要职务。她的工作能力和态度受到了大家的认可和欣赏，粟裕称赞她是“一位好政治部主任。”

在校期间，邱一涵加强军校的教育工作，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为我党培养出了大批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和技术人员。

1944年，彭雪枫壮烈牺牲，邱一涵听说噩耗后，立即去看望彭雪枫将军的妻子林颖。两人一见面就抱头痛哭，邱一涵十分理解并心疼林颖，因为她也曾经历过这样的痛苦。

等林颖情绪稳定下来后，邱一涵才安慰道：

“林颖，你还记得雪枫生前说的话吗？我们共产党人一切都是党的、人民的，连我们自己的生命也是属于党的，属于人民的。让我们坚强起来吧！我们共勉！”

林颖在邱一涵的帮助下，慢慢地走出了失去爱人的痛苦。邱一涵主动承担起了照顾孩子的责任，精心照顾着彭雪枫的遗腹子、刚刚一岁多点的彭小枫。邱一涵把彭小枫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给予了他所有的母爱。

而令人心碎的是，邱一涵自己的三个孩子却命运多舛。大女儿雅音被送到外婆那里，逃难途中，因外婆病逝，雅音13岁时便做了童养媳。二女儿被送回了老家，却因为幼时生病没钱治病而夭折。儿子浣郎（袁振威）8个月大时被送回了湖南老家，由奶奶抚养长大。

1946年，邱一涵诊断出患有癌症，被秘密送往上海接受治疗。期间，她仍然放不下工作，还继续做着我党在上海的地下工作。

后来，党组织将她已经七岁的儿子从湖南介绍上海，因生活贫困，小浣郎长期跟着奶奶以乞讨为生。党组织找到他时，小浣郎已经奄奄一息。幸运的是，在党的安排下，小浣郎不仅治好了病，还被送到了母亲的身边。

1948年，邱一涵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线，来到大连工作，儿子进入了“三八”子弟小学读书。

当时，邱一涵并没有告诉儿子父亲已经牺牲的消息。因此，在儿子反复追问“我爸爸是谁，在干什么”的情况下，邱一涵随口说道：“你爸爸是炊事员，在前线打仗。”

然而，邱一涵在学校因爸爸炊事员的身份受到了同学的嘲笑，他哭着向母亲抱怨“爸爸没出息”。邱一涵板着脸，认真地教育儿子“当炊事员一样光荣”。

不久，袁振威便被母亲转到了普通学校上学。邱一涵更是多次告诉儿子“要靠自己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邱一涵继续奋战在祖国建设的最前线。尽管身患癌症，遭受病魔带来的痛苦，但她始终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1956年11月2日，邱一涵在南京病逝，终年49岁。南京市民在得知邱一涵病逝的噩耗后，痛哭不已，纷纷前来送这位老红军最后一程。

安葬时，唐亮、钟期光、宋时轮三位开国上将亲自为她扶灵，几十位将军前来参加吊唁活动。根据邱一涵生前遗愿，她和丈夫袁国平合葬在了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的望江矶。

邱一涵病逝后，她的儿子袁振威年纪还小，由时任江苏省省委书记江渭清代为抚养。

自袁国平牺牲后，邱一涵的身上始终带着一张丈夫的照片，她的卧室里也一直摆放着丈夫的半身照。邱一涵以这样的方式表达对袁国平的思想，而袁国平也以这样的方式陪伴着妻子度过一个又一个黑暗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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