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79年，即康熙十八年的某一日，在清廷任翰林院编修的苏州人汪琬，和同僚聊起各自家乡的特产。众人纷纷吹嘘自家家乡特产，接着就轮到顺治十二年（1655年）中进士的汪琬来讲述了。
汪琬不紧不慢地讲述着，他提及苏州特产不多，不过有一样极为特殊，具体是什么呢，就是：
在古代科举那激烈的竞争里，最终脱颖而出、独占鳌头，荣膺第一名的便是状元。那可是无数学子梦寐以求、为之苦读多年的至高荣誉象征，代表着学识与才华的顶尖水平。
此言一出，满座皆惊。特产“状元”？这说法传入翰林院官员们耳中，他们身为大清帝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只觉分外扎耳。但细加思索，却也发觉其中并非毫无道理。
在历史的长河中，苏州古城宛如一颗璀璨明珠。若问这座古城有啥特别的特产，那非状元莫属。苏州曾孕育出众多状元，他们如繁星般闪耀，为古城添上了浓墨重彩的文化印记。
事实上，状元堪称苏州独有的特色“物产”。苏州与状元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状元如同从苏州这片土地孕育而出的独特标识，彰显着当地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才培养能力。
自唐朝晚期869年诞生首位状元，直至1905年科举终结，苏州下辖的苏州、吴县、常熟、吴江、昆山、太仓6个县区，总共涌现出45位状元，数量居中国城市榜首。中国有史可查的科举状元约600位，苏州就占了7.5%，堪称状元之乡。
【01】
今儿艾公子跟大伙聊的，是中国古代状元的地理分布情况，直白点说，就是古代中国哪个地方出的状元最多。而这问题背后，又藏着古代中国在政治经济、人口军事方面怎样的玄机，甚至是否还潜藏着危机呢？
中国古代科举制始于隋朝开皇年间，终于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存续 1300 多年，开科取士 709 回。不过，现存史料里有名有姓的状元仅 600 人（不算武状元），其中能查到籍贯的才 448 人。最爱君今儿的故事就围绕这 448 位状元展开。
要是能穿越回去，当看到清朝苏州进士汪琬那般“张狂”，唐朝北方士子定会满脸不屑。毕竟在大唐盛世，状元之位大多被北方人收入囊中，哪轮得到旁人这般高调。
下面为你呈现中国不同朝代状元在各个省份的分布状况。这一内容将清晰展示出各省份在不同历史时期于科举领域的表现，反映出当时地域文化、教育发展等方面的差异。
据现有资料统计，唐朝时状元们的家乡大多集中在黄河中下游的北方省份，彼时此地文风极盛。在已知籍贯的68位唐朝状元里，人数排名前三的省份依次为河北（15人）、河南（13人）、陕西（11人）。
从具体数据深入剖析，在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以前，能明确知晓籍贯的8位状元里，有7位籍贯都在北方。从数据统计的角度而言，唐朝前期状元分布的整体情况显示，北方人占据着显著的优势地位。
安史之乱成了中国北方文脉衰败的开端。自755年安禄山起兵后，中国文脉昌盛之所，慢慢从黄河中下游地区，往长江中下游地区转移，文化繁荣的重心自此有了显著的变迁。
安史之乱犹如一场巨大风暴，给中国人才地理分布格局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本相对稳定的人才分布态势被彻底打破，这场战乱之后，人才在地域上的分布呈现出全新的面貌。
安史之乱后，大概自唐武宗会昌年间（约843年）起，南方状元数量渐趋增多。从843年到907年唐朝覆灭的64年里，秦岭、淮河以南的南方地区陆续出了11位状元，约占该时期状元总数的31.4%。
晚唐之际，即便像广西这种在当时极为偏远的地区，也涌现出了两位状元。伴随中国历史大格局的变迁，南北文运此消彼长，状元分布即将迎来颠覆性的转变，一个新的时代就要来临。
【02】
安史之乱后的两百年间，科举榜单上南方人的身影日益增多，呈现出崛起之势。而这种情况，让某个人心里极为不痛快。
寇准（961 - 1023）是北宋华州（如今陕西渭南）人，生长于关中地区，他向来瞧不上南方人。北宋时，关中地区虽已从古代政治经济传统核心的位置逐渐衰落，但和同时代人一样，寇准觉得西北地区的关中才是中国真正的王霸之地。
西北，堪称天地间雄浑刚劲之域，尽显雄威庄严之态。自古以来，帝王霸业的兴起，多与西北这片神奇的土地紧密相连，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在北宋那个时期，以寇准为首的北方人政治团体，对南方文人抱持着极为排斥的态度。他们似乎在政治领域里，与南方文人之间划下了一道明显的界限。
彼时，赵匡胤家族和朝中主要大臣皆为北方人。虽说北宋经济已渐倚仗江南地区，可政治层面，北宋官场对南方人极为排斥。身为宰相的寇准，更是毫不避讳地公开表明态度。
南方那些地处偏远的国度，不适宜涌现过多的杰出人才。毕竟地域环境等因素不同，过多杰出之士集中于南方下国，或许会打破某种平衡，也不利于人才在更广阔天地发挥作用。
当时有种观念认为南方是下等之地，不宜让过多人通过科举入仕当官。有一回，主考官们一致把当科状元定为南方文士肖贯中，身为宰相的寇准火冒三丈，强行把状元换成了山东平度人蔡齐，还颇为得意，四处跟人炫耀此事。
嘿，咱中原这下可又添光彩啦！成功为咱中原地区拿下一位状元呢，给中原争了大大的面子！
北宋前期，因北方官员集团联合打压，朝廷选用人才时多倾向北方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南方士大夫群体鲜少崭露头角，大多籍籍无名，不少人处于被埋没的状态。
【03】
安史之乱后，大批人口往南迁，秦岭和淮河以南的长江流域人口不断增多，经济日益繁荣。反观北方，长期陷于战乱，饱受契丹（辽国）、党项（西夏）、女真（金国）的威胁，军事政治局势动荡，经济发展和文化教育全面落后于南方。
拿河北来说，唐朝时河北可是出状元的“大户”，有15人荣膺状元，在当时各省中拔得头筹。然而到了北宋，河北成了与契丹、女真人长期对峙的军事前沿，状元产出情况急转直下，人数锐减到只剩1人。
虽说有寇准这类北方重要大臣全力护持，但北方学子在科举比拼里慢慢处于下风的态势，已然有所显露。
这时，中国历史的天平发生了变化，不再倾向北方，而是渐渐朝着南方倾斜过去。曾经北方占据主导的态势逐渐改变，历史的重心正慢慢移向南方。
唐朝天宝六年，也就是公元747年，在人口数量方面有明显差异。彼时北方的户口数达492万户，而南方是257万户，南北人口数量比例约为65%比35%。
北宋元丰三年即1080年，人口情况出现显著变化。北方户口降至459万户，与之相反，南方户口增长到830万户。南北人口比例彻底逆转，北方占35%，南方占65%。
中国状元地理分布呈现出特定的迁移轨迹，其走向是自西向东、由北往南逐渐推进。这种分布的变化反映了不同时期地域在文化教育等方面影响力的动态转变。
经济方面，北宋朝廷的根本依靠是东南地区的财赋支持。北宋有名的大臣包拯（999－1062）曾明确指出这一情况，东南财赋对北宋朝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东南地区处于上游方位，是财富产出的关键之地，乃是国家赖以富足的源头，也是物资调配的重要所在，对国家的经济和资源调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时，位于长江下游的东南（江南）区域，已然成为北宋王朝的经济核心。并且经济繁荣的南方地区，在文化教育的发展水平上，也大幅领先于北方地区。
北宋时，南方的两浙、两江还有福建，州学普及程度都达到了 100%，县学普及率超 80%。而且全国 72% 的私人学堂都集中在这三地。南方政治稳、经济好、文化兴，这为其在科举上崭露头角筑牢了根基。
【04】
艾公子之前写过一篇名为《中国军事地理密码：“从西向东、从北向南”为何屡屡应验？》的文章。在中国古代历史进程中，经济和教育的中心有着极为显著的“十”字架迁移态势，即呈现出从西向东、从北向南的转移倾向。
唐宋明清这四个朝代里，状元所在省份排名前三的分别为：
在宋仁宗在位的1022年至1063年间，状元人数出现显著的大规模逆转。那时，能查到籍贯的北宋状元有57名。
北宋宋仁宗朝代之前，已知籍贯的27位状元里，南方人只有6个，所占比例为21.4%。
不过在宋仁宗当政时期起，北宋选出的30位状元里，南方人多达21位，所占比例大幅攀升，达到了惊人的70%。
在科举进士考试这场激烈角逐中，北方人表现不佳。除了偶尔能出个状元外，在进士录取数量方面，北方人近乎遭遇了“滑铁卢”，几乎没什么亮眼成绩。
在公元960 - 997年那会儿，北方籍进士在全国进士总额里的占比还有28.4%。可到了1101 - 1126年，情况发生巨变，北方籍进士的占比急剧减少，只剩下0.08%了。
南北状元的情况发生逆转，进士数量对比也愈发悬殊，这可把北宋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的大咖司马光惹火了。司马光这人脾气一上来可不得了，直接就跟欧阳修来了一场激烈的争吵。
那时，科举考试里北方读书人连年失利。身为北方人的司马光向北宋朝廷谏言，认为大统考、公开竞争的科举方式有失公平，部分北方的路（类似如今的省）甚至无一人考中进士。他提议科举应“吃大锅饭”，按各省户口数平均分配录取名额，即“逐路（省）录取”，此为中国最早分省考试制说法的源头。
司马光和欧阳修展开了一场激烈大辩论，这场辩论背后实则牵扯到状元分布所蕴含的深层次背景。其中的缘由错综复杂，反映出当时在状元选拔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值得探究的因素。
不过，身为江西人的欧阳修对司马光的观点极为不满。他专门上书与司马光争辩，指出科举考试采用匿名形式，中榜后才知晓中举人和状元的籍贯，这是“凭才取人、唯才是选”。实行匿名公平竞争，有能力者就能脱颖而出，怎能按省份搞平均分配呢？
欧阳修觉得，那时政治和科举中南方人常被歧视，如今南方人凭本事崭露头角，司马光等北方人就看不惯想阻拦，这太不公平。同为江西人的王安石很赞同此观点，所以王安石变法时，北宋科举依旧采用全国各省公平竞争考试的方式。
如今再看，司马光所主张的“分省录取”制虽有个人私心，却也如实反映出当时北方在经济文化层面，相较于南方已显衰落。所以，这一制度蕴含“补偿性正义原则”，并非毫无道理，就像现在照顾西部考生一样。
不过，欧阳修的观点并非毫无依据。公平竞争既契合“程序性正义原则”，又有助于国家在选拔人才时实现最优化，能把最适合的人才挑选出来为国家所用。
【05】
然而，政策走向的决定权掌握在政治斗争的获胜者手中。政治斗争分出胜负后，胜出的一方将对政策的走向起到关键的决定性作用。
王安石变法失利后，曾反对变法的司马光再度掌权。他对北宋科举录取制度进行变革，推行“逐路取人”（分省录取）制。也就是让北方的齐、鲁、河朔等路（省）和南方的东南诸路（省）分开考试，平均分配名额，保障北方进士录取数量。
虽说进士考试里有保障名额这种“大锅饭”待遇，但到皇帝亲自主考的殿试时，情况就变了。因为状元录取不看地域籍贯，南方人的聪慧才学一下子就把北方人比下去了，司马光曾满脸愤恨地讲。
福建人多狡黠阴险之性，行事往往暗藏心机；湖北人则较为率性随意，做事有时欠缺沉稳思量。不同地域之人性格特点差异明显，如此概括虽有片面之嫌，却也反映出一定的地域性格倾向。
这话的意思其实就是，南方人都狡诈，全都不可信。在司马光眼里，不光欧阳修、王安石这些江西人让他心里不痛快，所有南方人在他那儿都没好印象，在他看来，南方人统统都“狡猾阴险”。
唐宋八大家在地域上的分布情况，清晰体现出中国南北之间的分化态势。这种分布并非偶然，它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时南北在文化、经济等多方面的差异与分野。
唐宋八大家在后世声名远扬，其中唐代的韩愈是今河南洛阳人、柳宗元是今山西运城人，这两位是北方名家。而宋代的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来自今四川眉山，王安石是江西抚州人，曾巩是江西南丰人，欧阳修则是江西吉安人。
从某种程度来讲，唐宋八大家的籍贯能看出一个现象，自宋朝起南方文化实现了对北方文化的全面超越，籍贯地成了这种文化发展态势转变的一个直观体现。
据可考数据，北宋9630名进士里，南方诸省有9164人，占比达95.2%，北方诸省仅466人，占比才4.8%。从北宋中后期起，北方在文化教育和科举成绩上落后于南方的情况愈发严重。
【06】
科举考试的结果和状元的分布呈现出严重的失衡态势，这种不合理状况不断累积、发酵，最终如同被点燃的导火索，引发了一起性质恶劣、影响巨大的超级命案。
公元1397年，也就是明朝洪武三十年三月，科举会试放榜。此消息一经传出，北方学子瞬间沸腾起来，就像热油锅里溅进了水，瞬间炸开了。
此次科举考试结果揭晓，状元陈䢿来自闽县（如今的福建闽侯），榜眼尹昌隆是江西泰和人，探花刘仕谔则出自浙江山阴。值得一提的是，一同被录取的另外49名进士清一色都是南方人。
针对此事，北方的学子们十分恼火，他们觉得主考官刘三吾有问题。这刘三吾是湖南茶陵人，学子们认定他在考试中搞了鬼，故意偏袒、照顾南方考生。
事情越闹越大，朱元璋坐不住了，当即下令让前科状元张信和翰林院的精英组成联合调查组，对试卷重新评审。一番细致调查后，张信等人一致认为，刘三吾他们评卷公正无私，录取结果没有任何毛病。
朱元璋听闻张信等人复查得出的结果后，瞬间火冒三丈。原本平和的情绪被这结果点燃，愤怒如熊熊烈火般在他心中燃烧，对张信等人的复查情况极为不满。
朱元璋认为，北方地区历经女真人的金国、党项人的西夏以及蒙古人的元朝等少数民族政权长达200多年统治，刚被明朝这个汉人政权收复，人心未稳，部分人对地处南京的明朝“南方政权”存疑。刘三吾等人评卷或许公平，却违背收买北方士子人心的“政治正确”。
在政治利益面前，朱元璋舍弃了公平原则。他将政治需求置于首位，没有去维护公平的环境，而是让公平为政治让步，以达成他在政治层面的目标与布局。
朱元璋认为，当时明朝类似“南方政权”，若不“均衡”地关照下北方读书人，就很难有效赢得北方人心，这种情况对国家统一也颇为不利。
在这种情形下，朱元璋最终做出决定，把新科状元、福建籍的陈䢿，还有参与复审的官员、先前拟定的状元张信等二十余人统统处死。主考官刘三吾因年届85岁，才没被处死，不过被革去官职，发配充军了。
故而，陈䢿和张信这两位活跃于朱元璋时代的状元，一位新科夺魁，一位旧榜折桂，双双成了历史长河里含冤离世、最为憋屈的状元郎。
明朝洪武三十年（1397 年），朱元璋在处死陈䢿、张信等状元和南方士子后，于五月宣布重开科举考试。此次他亲自阅卷，把 61 个进士名额全给了北方人。同年六月，他亲自主持殿试，特意点了山东人韩克忠为状元，以此拉拢北方士子。
【07】
朱元璋离世后，到明宣宗宣德二年也就是1427年，明朝推行南北中卷制度。此制度把全国科举考试划分成南区、北区和中区，依据不同地区来进行录取。
清朝顺治时期，满清把中卷合并到南、北卷里，正式推行南北卷制度。到了1712年，也就是康熙五十一年，南北卷制度彻底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分省录取制度。
虽说明清那会儿推行了南北卷制度以及分省录取制度，可在决定进士名次的殿试阶段，依旧是公平比拼。在这样的状况下，南方学子的科举考试能力得以充分彰显。
明朝能查到籍贯的89位状元里，来自南方省份的人数最多。在众多省份中，下面这些南方省份状元人数尤其突出：
在人员数量方面，浙江有19个人，江西的人数为18人，而江苏则是14人。
清朝时期，长江中下游的东南地区愈发兴盛。在清代的114位状元里，江苏有46人折桂，浙江有20人获此殊荣，安徽也有9人成为状元，这充分显示出该地区在当时的人才优势。
在明清这两个朝代，原本在科举领域也有一席之地的北方地区，在状元前三甲的角逐中完全没了身影，彻底被挤出了相关优势区域。
东南地区，状元集中的倾向表现得更为突出，当地状元扎堆的现象格外显著，这种人才集中于科举榜首的态势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细数中国古代能查到籍贯的448位状元，各省中出状元数量居首的是江苏，有76人；其次是浙江，有64人。单江苏和浙江这两地的状元总数就达140人，占比31.25%。对于此情况，历代有这样的说法：
在这片广袤天地间，东南地区堪称人才的摇篮。众多杰出之士犹如璀璨星辰，从东南大地冉冉升起，似乎天下的英才都纷纷汇聚于此，尽显东南地区人杰地灵之态。
乾隆二十六年（1761 年），北方状元极为稀缺。乾隆皇帝看到阅卷大臣呈上的前十名试卷里，有个陕西人王杰排在第三，感触颇深。他特意把王杰从第三提为第一，关照北方学子。王杰由此成清朝陕西全省及西北唯一状元。
刘春霖可是末代状元。他在科举历史的终章处留下浓墨重彩一笔，成为封建王朝科举制度落幕前的最后一位状元郎，其经历见证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与科举制的兴衰。
1904年7月，北京举办了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场殿试。经过一系列严格考评，主考大臣把考评的最终结果呈交给慈禧太后，由她来“钦定”最终名次。
彼时，清廷陷入内忧外患之境。正筹备七十大寿的慈禧，本指望科举带来些祥瑞。主考官呈上头名试卷，竟是广东清远朱汝珍的。慈禧忆起被她命人推落井中溺亡的珍妃，又念及广东出了洪秀全、康梁、孙中山等“逆匪”，恼火不已，当即否决朱汝珍的状元之位。
随后，慈禧审阅第二名的试卷，发现考生是直隶（今河北）肃宁的刘春霖。彼时北京周边旱灾严重，刘春霖这名字十分吉利；而且“肃宁”让慈禧感觉有天下太平的意味。她龙颜大悦，立刻把刘春霖提为状元，广东朱汝珍就此错失状元，成末代榜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