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楚教乱，又称白莲教起义，是指在清朝嘉庆时期，活跃在四川、湖北、河南及陕西的白莲教教徒为反抗清朝政府统治的武装起义事件。

白莲教起义从1796年延续至1804年，历时九年，地域波及中原、四川及长江中上游等广大区域，是清代中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

为剿灭起义，清政府调动十六个省、数十万兵力，前后投入超过两亿两白银，国库几乎一空，虽然清廷成功镇压川楚教乱，但也为清朝统治敲响丧钟，乾隆盛世的美梦彻底被击碎，从此清朝走向全面衰落。

关于白莲教，一般认为起源于唐朝的摩尼教（带有佛教性质，由波斯人创立，武则天时期传入中国），是一种秘密流传的民间宗教，杂拜各种鬼神，到了元代逐渐形成以崇拜弥勒佛和无生老母为主的宗教。

白莲教主要宣扬弥勒佛“改造世界”的传说，教徒们秉持“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周行天下”的平均互助思想。

这种思想给予教徒们极大的精神寄托，尤其是对于处在元末水深火热之中的流民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随着教徒规模的迅速扩大，他们开始通过武装起义来谋求自己的政治诉求，最早利用白莲教发起起义的就是元末江淮地区的韩山童起义。

在明朝统治的近三百年里，白莲教一直被视为异教，虽然不为正统宗教接受，但在民间却十分活跃。

可以说，终明一朝起义不断，比如永乐时期的唐赛儿起义、嘉靖时期四川蔡伯贯起义、天启年间山东徐鸿儒起义。

1644年满清入关，成为华夏新主，在清初统治几十年里，中原百姓生活相对安逸，社会阶级矛盾缓和，白莲教一度消弭。

康熙在位时期实行永不加赋，导致人口规模持续增长，从康熙后期到乾隆中期的一百年里，全国人口从六千多万增长至三亿。

除了人口暴增，土地兼并问题也日趋严重，形成“富者田连阡陌，贫无立锥之地”的局面，其中以中原地区尤甚，很多失去土地的农民沦为流民。为了谋生大量涌入地广人稀的川楚交界地区。

清朝流民形象

到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川楚地区的外省流民达到数百万之多，而川楚边境大部分为原始森林覆盖，土壤贫瘠，气候恶劣。

有限的山地资源在人们的过度开发下，土地林木资源不断耗尽，民众维持生计变得十分困难，这就为川楚民变埋下隐患。

不过最突出的矛盾当属湖北、四川的严重贪污腐败，湖广总督毕沅与湖北巡抚福宁朋比为奸，贪婪成性，有民谣称:

“毕如蝙蝠，身不动摇，惟吸所过虫蚁。福如狼虎，虽人不免，陈如鼠蠹，钻穴蚀物，人不知之”。

上梁不正，下梁自然歪，督抚以下各级官吏无不贪赃枉法，欺压百姓，底层差役压榨凌虐农民佃户层出不穷，对于搭棚居住的流民，更是敲骨吸髓。

在这种情况下，绝望中的流民便成为白莲教传播的对象。

而促使白莲教起义爆发的另一个因素就是川楚边境清廷统治薄弱。

川楚地域辽阔，地形复杂，这里定居村落房屋绝少，毗邻而居的都要相邻数十里，而庞大的棚户流民更是居无定所，迁徙无踪，当地保甲根本无法控制管理。

再加上清廷在川楚驻军数量很少，势力单薄，更无法有效维持当地复杂的治安状况，在这一系列因素综合发酵下，川楚教乱终于爆发。

公元1796年二月，湖北宜都、枝江一带的白莲教首领张正谟、聂杰率先发动武装起义。紧接着，湖北长阳、来凤、当阳、竹山等县白莲教教徒纷纷响应。

不过在这一众起义军中，最著名的当属襄阳教徒首领王聪儿。

王聪儿本是一名江湖卖艺的女艺人，她的丈夫齐林是襄阳白莲教领袖，不过王聪儿虽是女流，但却有勇有谋，杀伐果断，深受当地教徒信服。

不久齐林病死，王聪儿被推举为白莲教新领袖，当时白莲教起义虽然遍布湖北各地，但都是一群散兵游勇，互不相属，各自为战，不久就被清军各个击破。

唯有王聪儿的襄阳起义军采取流动作战的策略，成功抵御清军，力量得以迅速壮大，并成为湖北起义军的主力。

很快在湖北白莲教的影响下，四川各地白莲教徒也纷纷响应，当年九月，达州首领徐添德，东乡首领王三槐、冷天禄等均发动起义。

1797年初，王聪儿起义军从湖北转战于河南、陕西，后分三股进入四川，并成功击退包围王三槐的清军，实现与四川白莲教势力的会师，当年七月川楚地区白莲教连成一片，极大威胁清朝统治。

川楚教乱活动范围

这一年是嘉庆继位的第二年，不过大清的实际统治者仍然是乾隆，白莲教的迅猛发展彻底击碎了乾隆盛世的幻梦。

清军在面对这些散兵教徒的节节失利，让世人意识到这个在五年前翻越喜马拉雅山远征廓尔喀的强大帝国实际早已虚弱不堪。

嘉庆只得调集各省重兵镇压，并实行坚壁清野的策略，断其生路。

白莲教徒起义本身就是游击式战斗，在山野间流窜，无固定根据地，后勤补给全靠就近村落城镇取材。

清军此举使白莲教活动变得极为困难，只能化整为零，而清军则加大包围，逐个击破。

1798年三月，襄阳起义军在湖北郧西被清军包围，首领王聪儿等力战不过，跳崖牺牲，余部则潜回四川，与川地白莲教起义军再次联合继续斗争。

对于这场川楚教乱，嘉庆深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吏治的极端腐败和朝堂弊政。

尤其是以和珅为首的政治集团几乎把整个大清拖向黑暗的深渊，而乾隆的崇奢之风对败坏的吏治又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所以说，单靠纯粹的军事手段根本无法镇压白莲教，即便暂时取得了一些胜利，叛乱势力依然会死灰复燃。

嘉庆心里十分清楚，改革的关键在于吏治，而整饬吏治的关键在于惩办和珅。

和珅之所以跋扈擅权完全是有乾隆这个太上皇撑腰，嘉庆内心愤恨，但也只能等待时机。

1799年初，随着乾隆驾崩，川楚教乱迎来了转折点，蛰伏近四年的嘉庆终于得以独掌朝纲。

在他亲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算和珅，将其革职下狱抄家，乾隆死后的第十五天，和珅被勒令自尽，擅权二十余年的和珅一党彻底覆灭。

随后嘉庆腾出手来对付白莲教，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教乱之事归罪于和珅，将其罪过昭告天下，以此缓和社会矛盾，安抚民心。

第二件事就是严肃整军，撤换一批在川陕楚前线作战不力的二十三位一、二品大员，严查军内贪腐吃空饷现象，裁撤一批缺乏战斗力的绿营八旗官兵。

取而代之的扶植汉族地方武装团练，一定程度上提升军队战斗意志。

紧接着，嘉庆派心腹，军机大臣勒保为经略大臣，节制川、陕、楚、豫、甘五省，统一指挥进击。

从1799年至1800年初，双方战时陷入焦灼，白莲教起义军虽然一度势头很猛，几次重创清军，但随着清廷不断补充兵力，坚壁清野。

从1800年四月，起义军开始转入低潮，清廷则提出“随剿随抚，但治从逆，不治从教，剿抚并施”的策略，将参与谋反的乱民与普通教民区分处置。

通过对归顺的教民给予土地安置，以此分化瓦解白莲教势力，效果可谓立竿见影。

白莲教乱逐渐陷入困境，人数从十几万减至几万人，同时清廷通过筑寨堡、并村落，移百姓居其中，从而切断起义军同百姓间的联系，使之无法得到粮草与兵源的补充，力量日渐枯竭。

到1801年七月，起义活动基本被压缩至川楚陕边境的深山老林之中，人数不超过两万人，而围剿的清军，则超出十倍不止。

1804年九月，苟延残喘三年多的白莲教被剿灭，起义正式宣告失败。

白莲教起义虽然失败，但却极大消耗清朝国力，正如《清史稿》记载:

“川、楚之役，竭宇内之兵力而后定之。”

八年川楚教乱时间里耗费清廷数十万军力，十余名提督、总兵等高级武官及400余名中级武官阵亡，前后投入超过两亿两白银，相当于国库五年的财政收入，八旗、绿营等正规军的腐朽无能在这场战争中更是暴露无遗。

腐朽纨绔的八旗子弟

川楚教乱虽然平定，但却标志着清朝走向全面衰落。

讽刺的是，就在嘉庆平定川楚教乱不久，直隶、河南、山东诸省又发生天理教之乱，从此大清国力再无挽回之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