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美无缺，使以今日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毛泽东

然而曾国藩一介文人，既不是出身行伍，也无带兵打仗之经验，却凭一己之力平定规模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成功挽救濒死大清王朝。

那么曾国藩到底凭借什么致胜法宝创造这一军事奇迹，下面让我们走近曾国藩其人，回味那段烟尘往事。

公元1811年，曾国藩出生于湖南湘乡的一户普通地主家庭，父亲曾麟书是一名塾师秀才，曾国藩共有兄妹九人，曾国藩排行老大。

作为曾家长子，曾国藩自然被父亲言传身教，接受传统儒家文化教育，他三岁读《五经》，六岁入家塾读书。

但从其童年经历来看，曾国藩并非资质聪颖之辈，从1826年考秀才，考了七次才考中。

传说一天晚上，他在家里读书，有一篇文章他重复读了很多遍，可就是背不下来，夜已经很深了，他仍然一遍又一遍的背。这可急坏了潜伏在他房间屋檐下的小偷。

本来小偷想等他睡觉之后再行盗窃，可是曾国藩背不下来也不睡觉。

贼人实在等不下去了，干脆从房梁跳下来，指着鼻子对曾国藩说:“就你这么笨还读什么书？我听几遍就会背了！”于是将那篇文章从头到尾背诵了一遍，然后扬长而去。

不过毕竟是传说，可信度不高，相较多数人，曾国藩还是聪慧的。

1834年参加湖南乡试，考中举人，此后连续两次京城会试落榜，直到1838年才成功登第，后殿试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从此正式踏上仕途之路。

幸运的是，曾国藩入仕伊始便拜到军机大臣穆彰阿门下，成为其得意门生。

穆彰阿，满洲镶蓝旗人，时任军机大臣、翰林院掌院学士、文华殿大学士等职，掌管中枢，极善揣摩上意，深受道光帝宠信，权倾朝野。

曾国藩凭此关系，再加上为人深沉，办事老练，深受器重。

从1840年后的十年里，从区区翰林院检讨，一路升任翰林院侍讲、侍读、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礼部右侍郎、兵部左侍郎、工部左侍郎等职，实现十年七迁，从七品小官升至二品大员的官场奇迹。

正当曾国藩仕途一片坦荡之时，一场规模空前绝后的农民运动改变了他的命运，

1851年洪秀全、杨秀清在广西金田村发动起义，建号太平天国，不到一年时间席卷南方数个省份，人数多达十余万人。

尽管清廷从全国各地调集大量八旗、绿营官兵前来镇压，但这支腐朽堕落的政府军根本不堪一战，清政府无奈之下只能下诏鼓励地方自己组织团练，寄希望于汉族地主武装来遏制太平天国势力发展。

当时曾国藩因母亲去世在家丁忧，由于朝堂大员的身份，使他成为湖南士人争相结交的对象，并形成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经世士人群体，这为他组建湘军提供了丰厚的社会资源。

1853年初，曾国藩借清廷寻求力量镇压太平天国的时机，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人际关系，建立一支地方团练，人数不超过一千人，称为湘勇，不久获准在衡州练兵。

不过练兵不是小事，曾国藩和湘军领导层均出身于耕读世家，自幼读书，手无缚鸡之力。

如今文人投笔从戎，还是领兵将帅，除了向清廷上书借用军事将领，只能事必躬亲，“凡枪炮刀锚之模式，帆樯桨橹之位置，无不躬自演试，殚竭思力。”

不过曾国藩面临最大的难题还是军饷，湘军作为地方私人武装，朝堂不会为其开支，只能由他自己解决，可是凭他一己之力哪能凑的齐军饷。

为留住湘勇，曾国藩除了发高于绿营兵一倍的饷银，还要买洋炮火器，刚开始以保卫家乡的名义向乡绅摊派，但所得不多。

后来只能向咸丰求了几千张朝堂“监生”文凭和虚衔官职的空白任命状。然后明码标价出售，以吸引南方各地士绅出钱。

靠着这种连哄带蒙的方式，曾国藩终于在1854年建成了一支人数达1.7万并装备有几百门洋炮的湘军。

不过这样一支带有浓厚民间自卫队性质的非正规军依然饱受非议。

首先湘军士兵大多是乡里农家子弟，不懂枪炮，未接受过系统军事训练。曾国藩又是个文人，让一个毫无带兵经验的书生去领兵打仗未免有些荒唐，因此被当时很多人讥讽为“儒生带乡奴”。

那么这支整装待发的军队是否会创造奇迹呢？

1854年二月，曾国藩整装待发，湘军倾巢出动，率大小船舰240艘，水陆大军17000人，挥师东下。

同时他发表《讨粤匪檄》，大骂太平天国“荼毒生灵，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

可以说，曾国藩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动员广大知识分子参与到对太平军的斗争当中，为日后的胜利打下坚实的基础。

然而这支湘军的表现却令人大跌眼镜，两个月里岳州、靖港（长沙一带）水战中屡次被太平军打败，曾国藩羞愧得投水自尽，所幸被幕僚救了上来。

好在后来太平军兵力收缩，才使湘军有喘息之机。从七月起，湘军攻陷岳州，又连取武昌、汉阳，此后大军顺流而下，到十二月攻陷田家镇（鄂东），进围九江。

朝廷大喜，任命曾国藩署湖北巡抚，赏穿黄马褂，曾本人也洋洋得意的说:

“长江之险，我以扼其上游，金陵所需米、石油、煤等物，来路半断绝，东南大局似有转机。”

然而曾国藩未免高兴的太早，1855年初，洪秀全调翼王石达开赴西线战场，阻击曾国藩。

这位比曾国藩小近二十岁的年轻将领有着出色的军事才能，他到任后修整军备，打造战船，在做好充分准备后，率水军出战，利用湘军骄狂特点，佯装失败，将其引诱至湖口。

然后发动火攻，湘军大小战船拥挤在湖口顿时大乱，溃不成军，此役湘军被烧毁战船100余艘，曾国藩悲愤之下再度欲投水自尽，被部下救起。

此后石达开乘胜追击，三月，武昌失守，到1856年初江西八府，五十多个州县全部被石达开攻占。

曾国藩被困在南昌，对外联络全被切断，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哀叹江西败局“为军兴以来各省所未见”，两年多努力几乎前功尽弃。

但好在“天无绝人之路”，石达开被调回天京参加解围战，1856年九月，太平天国领导层发生内讧，爆发震惊中外的天京事变，南昌终于解围。

1857年二月，曾国藩父亲去世，曾国藩不得不回籍奔丧，在战争失利、亲人故去的打击下，曾国藩身心俱疲，向咸丰上疏请求在家休养。

在家蛰伏的一年半时间里，曾国藩并未气馁，而是痛定思痛，总结教训，苦苦思索破敌之法。

经过长期思考，他总结出以下结论:

“太平军山川形势，颇能谙习。虽不读书，罔知兵法，然皆背谲诈机警，逞其毒焰，竟能成燎原之势者。”

也就是说，太平军虽然出身农民，不知兵书，但脑子却十分灵活，极善打运动战，并从中找到清军弱点，攻而克之。

那么自己反其道而行不就可以了！

所以曾国藩认为应以静制动，即“硬结寨，打呆仗”，每到一个地方就要先扎营，然后修墙挖沟。

因为太平军最擅长打野战，湘军正面对抗不是对手，湖口之战已证明了这点，而通过“硬结寨”的方式，湘军就可以切断城内太平军的补给，从而转守为攻，做到以己之长克敌之短。

正所谓《孙子兵法》言:

“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

战争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胜，而非奇谋妙计。

1858年七月，曾国藩接咸丰谕旨，重新出山，此后他重新编练湘军，定下两条战略任务:一是建立水军，控制长江，保证军队的后勤运输和调兵。二是从西向东，攻克安庆等长江中下游沿岸大中城市。

安庆作为南京屏障，一旦被攻克，湘军即可迅速直抵天京。

1859年末曾国藩二度出师，这次他稳扎稳打，每到一个地方先扎营，然后修墙挖沟，不知道的以为他率领的是一个大型施工队。

当时的英国人嘲笑他的做法，但曾国藩依然故我，这一方法确实奏效，1860年二月，曾国藩在太湖击败陈玉成，六月曾国藩率数万湘军合围安庆。

他在城外挖掘内外两道宽8丈、深3丈的壕沟，内壕用来围城，外壕用来阻拦援军，此后太平军援军多次援救均被打回，在围困一年多后，城内弹尽粮绝最终被攻克。

他后来对自己的战术总结说:

“十余年来，但知结硬寨，打呆仗，从未用一奇谋，施一方略制敌于意计之外。”

随着曾国藩的不断胜利，其权势地位也水涨船高，1860年六月被授两江总督，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江南军务，1861年底加太子太保衔，掌管苏、皖、浙、赣四省军务，巡抚、提镇以下悉归节制。

曾国藩大权在握后，有了更强的指挥调度力度，定三路大军进军之策:

“以围攻金陵属之国荃，而以浙事属左宗棠，苏事属李鸿章，于是东南肃清之局定矣。”

1862年3月，湘军两万余人从安庆沿江东下，五月底直抵天京城郊，李秀成率十万太平军阻击，与湘军交战四十天未能取胜，在此后一年多时间里，江苏、浙江均落入清军之手。

1864年初，湘军三路大军完成对天京合围，经过半年的拉锯战，天京城内弹尽粮绝，洪秀全在绝望中病死。

七月，天京城墙被轰塌10余丈，大批湘军蜂拥而入，此时城内的三四千太平军将士早已饥贫交加，根本无力抵抗，他们或战死或被烧死，无一投降，至此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太平天国运动正式被剿灭。

曾国藩作为消灭太平天国的主力，对大清有再造之恩，不久被清廷封一等毅勇侯爵，世袭罔替，奠定晚清中兴第一名臣地位，所谓“文足安邦，武能御侮，清之不亡，赖有此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