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格林沁（公元1811年-1865年），科尔沁左翼后旗人，成吉思汗胞弟拙赤合撒儿的第二十六代孙，受封扎萨克博多勒噶台亲王，世袭罔替，是满清统治集团最受信任的蒙古藩王。

他曾数次挽救清廷于水火，1855年击溃太平天国北伐军，化解京师危机，1859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于大沽口挫败英法联军，取得对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开战以来首次胜利，被称为“国之柱石”，与曾国藩合称“南曾北僧”。

1865年僧格林沁奉命剿灭捻军，在山东曹州高楼寨中伏遇害身亡。同治与两宫太后亲临祭奠，赐谥号“忠”，配享太庙，绘其画像于紫光阁。

与曾国藩、左宗棠等汉人地主阶级不同，僧格林沁作为晚清满蒙统治集团少有的最能打的将军，在历史上有着特殊地位，被后世称为马背上的王爷、满清帝国最后的武士。

僧格林沁是成吉思汗铁木真二弟拙赤合撒儿的二十六代孙，虽然是黄金家族的嫡系后裔，但到他出生的时候家道中落。

父亲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四等台吉，空有贵族身份，却生活拮据，甚至在僧格林沁小的时候家里一度窘困到需要他为富人放牧补贴家用。

如果按部就班的生活下去，僧格林沁大概率会庸庸碌碌过完自己的一生，然而不久后却得到命运女神的眷顾。

当年僧格林沁的族父索特纳木多布济，娶嘉庆第三女庄敬和硕公主，被封为科尔沁左翼后旗扎萨克多罗郡王。

只可惜索特纳木多布济两人无后，为了延续香火，道光皇帝不得不在族中为其挑选继承人，年少的僧格林沁因仪表过人而被选中，成为索特纳木多布济的继子。

1825年索氏病逝，僧格林沁理所当然的承袭爵位，成为科尔沁第十一代扎萨克多罗郡王、御前行走。

从四等台吉到多罗郡王，僧格林沁不仅轻松完成身份阶层的跨越，还为日后在晚清政坛大展宏图奠定坚实基础。

清朝入主中原以来，满洲贵族为压制汉族地主反抗，长期以来实行满蒙联姻结盟政策以维护统治，尤其是科尔沁蒙古贵族早在皇太极时期就已被纳入麾下，同满洲贵族姻亲关系更加久远可靠。

而僧格林沁成为御前行走，不仅有了更多和皇帝接触的机会，更是凭借其忠心机敏赢得道光的恩眷。

1832年，道光将火器营交给僧格林沁掌管，以此磨炼其能力。两年后他被授御前大臣、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兼正蓝旗蒙古都统，年仅二十三岁的僧格林沁成为正一品大员，挤身于清廷统治阶级高层。

虽然上述职务不像内阁大学士、地方督抚听上去那么显赫，但御前大臣统辖内廷事务，侍直于皇帝左右，足见道光对其信任，另外都统是八旗最高军事长官，非满蒙亲贵不能担任。

可以说，一个人的能量大小不取决于职务品级高低，而是与权力核心的远近。

僧格林沁很好的利用这一点，忠实执行道光各个决策，赢得其赞许。

在此之后的十几年时间里，僧格林沁一直担任御前大臣，并先后兼任总理行营大臣、镶白旗满洲都统、正黄旗满洲都统、镶黄旗蒙古都统等职。

到1850年道光驾崩时，僧格林沁成为十大顾命大臣之一，跻身清政府核心决策层。

咸丰继位后，僧格林沁先后镇压科尔沁左翼后旗佃农抗租起义、密云县土匪作乱，得到咸丰垂青，《清史稿》称其“出入禁阉，最被恩眷。”

19世纪50年代的清朝社会阶级矛盾突出，各地农民起义、匪患不断，最有名的当属太平天国运动。

1851年初，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发动起义，建号太平天国，短短数月间席卷西南中南各省，1853年3月攻占并定都南京，与清政府形成南北对垒之势。

5月，洪秀全派得力干将林凤祥、李开芳率军两万余人北伐，虽然北伐军数量不多，但清一色由从广西出来的太平军老兵组成。

这些老兵各个身经百战，对天国拜上帝会的信仰几乎到了狂热地步，在信仰的支持下，北伐军作战勇敢顽强，战斗力十分彪悍，目标直取北京。

在五个月时间里，北伐军克安徽、攻河南、下山东，到10月下旬长驱直入至天津静海和独流镇。

太平军的迅速进军让清廷十分震惊，为了解救京师危局，咸丰将这一重任交到僧格林沁手中，并亲自将清太祖努尔哈赤使用过的宝刀授予他，以示信任。

放眼晚清满洲贵族，皆是庸碌之辈，咸丰启用僧格林沁很大程度上是平衡曾国藩等汉族地主武装集团，幸运的是，僧格林沁没有辜负咸丰和满洲统治集团的信任。

僧格林沁临危受命后，改变清廷以前正面硬刚的打法，他认为北伐军无后援保障支持，孤军深入已是强弩之末，不需和其正面死磕，只要围追堵截，打消耗战即可。

事实也正如其所料，僧格林沁在紫荆关设防，将其拦截在静海一带，随着冬季的到来，以南方人为主的太平军既不适应严寒的气候，也缺少御寒的衣物，战斗力大打折扣。

僧格林沁看准时机，主动出击，在天津南王庆坨与北伐军开战，北伐军损失惨重，退到河北连镇一带，北京危机正式解除，咸丰大喜，赐其“湍多巴图鲁”称号。

此后僧格林沁继续采取步步为营的策略，不断蚕食太平军生存空间，由于天京方面组织援军未果，致使北伐军濒临绝境。

1855年3月僧格林沁攻占连镇，俘获林凤祥，随后南下收复山东，6月在山东冯官屯引水淹城剿灭李开芳部，生擒李开芳。

林、李二人都是太平天国名将，骁勇善战，僧格林沁在两年中大小数百战，全部歼灭，无一漏网，威震海内，与南方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曾国藩齐名，并称“南曾北僧”。

同时僧格林沁凭此功劳被咸丰加封为博多勒噶台亲王，世袭罔替，僧格林沁成为晚清时期唯一以蒙古外藩身份荣膺“铁帽子王”，从此跻身顶级勋贵阶级。

僧格林沁不仅在与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力挽狂澜，在对待西方列强侵略的态度上也保持强硬。

1856年英法帝国主义为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

英法联军先是攻占广州，然后沿中国海岸线一路北上，于1858年5月攻占天津大沽炮台，并扬言打进北京。

鉴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利，咸丰在惊慌失措之下急令大学士桂良为钦差大臣，赶往天津议和，此举遭到僧格林沁的强烈反对，他向咸丰奏请撤回谈判代表，主张调用全国军力，驱逐侵略者。

但朝野上下主和派占据主导地位，最终清廷与英法签订《天津条约》。

在这场战争中，咸丰对大沽失守及清廷将军的拉跨表现十分失望，条约签订不久后，咸丰便任僧格林沁为钦差大臣，前往天津大沽督办军务。

僧格林沁上任后吸取第一次大沽口战役失败的教训，积极筹建港口防御工事，整肃军队，做好反侵略的各项准备。

果然英法因不满足从《天津条约》攫取的种种特权，利用换约之机再次挑起战争。

1859年6月，英法组织由一艘巡洋舰和十三只炮艇组成的舰队从上海沿水路北上，再次兵临天津，第二次大沽口战役爆发。

僧格林沁督军力战，英勇抵抗，发炮反击，战斗异常激烈，直隶提督史荣椿、大沽协副将龙汝元战死殉国。

但在僧格林沁的组织下，清军保持充分的火力和灵活战术，取得最终的胜利，击毁英军战舰三艘，法军舰四艘，毙伤敌军五百人，英海军司令何伯受重伤。

大沽口保卫战被认为是自西方列强入侵以来中国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清廷对僧格林沁大加奖赏，就连远在德国的马克思都给予充分关注与肯定。

英法联军惨败大沽口的消息传回欧洲，社会哗然，议会内部一片战争喧嚣，叫嚷要对中国“实行大规模的报复”。

1860年2月，英法当局派遣两万远征军大举侵华，4月占领舟山，6月攻占大连、烟台，封锁渤海湾，8月在天津登陆，攻占大沽，并向北京挺近。

清廷上至咸丰，下至百官，无不惊慌失措，千钧一发之际，僧格林沁再次站了出来，统率驻京满蒙八旗精锐倾巢出动，阻击联军，临行前，僧格林沁在咸丰面前立下军令状:

“奴才等现在督带官兵退八里桥以扼赴京道路，倘该夷由通州上犯，奴才等惟有与之以死相拼。”

此时英法已进攻至八里桥一带，这里距京城仅不到10公里，是进入京城的咽喉要地，僧格林沁在此严阵以待。

从兵力配比上看，清军共三万，其中满蒙骑兵一万，步兵两万，英法联军七千多人，包括七百余名印度锡克骑兵。

9月，英法向清军阵地发起进攻，僧格林沁率满蒙八旗铁骑在多线冲锋，同时命三千骑兵从敌军后面突袭。

战役伊始，满蒙八旗一如他们的祖先，勇猛进攻，依靠传统骑射击垮敌军。

然而现实给了他们当头一棒，纵使他们速度飞快，甚至冲到敌军阵前四五十米的位置，但毫无例外的全部倒在联军的排枪下，一发发炮弹在他们的阵地遍地开花。

清军顶住炮火，挥舞弓箭马刀向敌人冲击，但几乎都成了炮灰。

清军狼狈之际，印度骑兵从阵中杀出，他们的速度比清军预料的要快，所骑的欧洲马无论从体型还是爆发力均强于蒙古马。未等清军反应过来，就已冲到面前。

在这种降维打击下，战争仅持续两个小时，清军就已溃不成军，僧格林沁腹背受敌，但即便如此，僧格林沁依然挥舞黄旗，镇定指挥，就连法军司令蒙托邦都不禁感叹，清廷竟有如此勇猛的将军！

只可惜僧格林沁的英勇挡不住清军兵败如山倒，在这场冷兵器和现代武器的对决中，三万清军伤亡过半，而英法联军方面，仅付出五人死亡，三十四人受伤的代价，僧格林沁带领少数残余逃跑。

至此清廷失去保卫京师的最后屏障，随后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第二次鸦片战争最终以清军的惨败告终。

毫无疑问，僧格林沁等主战派大臣成为被弹劾的对象，咸丰迫于朝堂压力革去其王爵，仍留钦差大臣职。

僧格林沁被革职没多久，于1860年9月被恢复王爵，率一万余人赴山东与捻军作战，1862年清廷授予其节制直、鲁、豫、鄂、皖五省兵马之权。

在此期间，僧格林沁多次打败捻军，收降捻军十几万人，打散十几万人，但捻军流动作战，时聚时散，僧格林沁疲于奔命，清军损失惨重。

1865年4月，僧格林沁被捻军诱至山东曹州高楼寨，随后陷入重围，虽然成功拼死突围，但身负重伤。

逃至曹州西北的吴家店一片麦田时，伤势过重坠马，被赶来的捻军仅十六岁的士兵张皮绠斩杀，晚清一代风云人物就此草草收场。

不久僧格林沁战死疆场的消息传回京师，清廷上下一片震惊，皆以失去“国之柱石”而惋惜，从此满洲贵族再无可战之人，地方军权完全落入汉人地主武装集团手中。

僧格林沁灵柩返回北京后，清廷以亲王规格为其举行葬礼，同治辍朝三日，并和慈安、慈禧两宫太后亲临祭奠，绘像于紫光阁，配享太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