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办法，是虚张声势
7月中旬，办事处成立时，汪精卫原来准备亲自到苏州监督宣誓，因他正准备去日本朝见天皇，临时派他老婆陈璧君为代表。同来的还有伪政府内政部部长陈群、宣传部部长林柏生及大批随员。
办事处所有的职员（日本人除外）都要宣誓效忠汪精卫和坚决实现和平反共建国国策，努力清乡工作。
在宣誓仪式前后，陈璧君、林柏生都在会上讲了话，无非还是强调"清乡工作的重要性，如何彻底肃清这一地区的新四军"等一类的话。
我印象最深的是陈璧君大喊大叫，要求大家打响第一炮，才有本钱可以向日本方面提出第二步要求（当时他们的第一步要求是建立起自己的武装部队，第二步是请求日本人把这个区的政权交出来，将日军调走，全部由伪军接防）。
我在这段时间内，随时与重庆方面取得密切联系。我与重庆联络的电台仍在上海，经常是由交通员来和我暗中联系。
当时办事处虽有大批日伪特务人员，但却无法搜集到这个区内新四军的活动情报。他们为此最感苦恼，彼此经常埋怨。
这时，我反而能得到这方面的一些情报：这便是国民党的特务人员和接近新四军的国民党部队及地方政府所得到有关新四军及其领导的地方武装游击队的情报。
报到重庆之后，蒋介石便叫戴笠告诉我。我得到这些电报后，又绕个圈子，通过我所运用的人报了上来，作为他们的东西，再送给日本人和李士群。他们据此，分派部队去进行所谓"清剿"。
我再三回忆，当时受到打击的还是以新四军领导的地方人民游击队较多。有时得到有关新四军部队的消息，重庆方面还指示我既要通知日本人，由日伪军去出击，同时又要与在这个区的忠义救国军阮亚丞（又叫阮清源）和郭墨涛两人所领导的两个纵队密取联络。当时阮等是经常派人和我往来，我一方面告诉他们要注意避免和日军发生冲突，免受损失；另一方面重庆方面还指示他们，要不着痕迹地对被日军攻击的新四军部队予以堵截和夹击。这些事有过好几回，但收效很小。
当时我很不了解，不知为什么，我每次通知忠义救国军、日军大部队出动的消息，新四军方面也能知道。因此，出动的日军总是扑了一个空，新四军部队往往在事前即安全转移，不知去向。
关于对这个区的新四军问题，我和李士群心中都很明白，蒋介石过去调集几十万大军趁新四军不备而突然围攻尚不能消灭，靠我们这点力量能做什么。我们最好的办法，是虚张声势，希望新四军部队从这个区内自动转移，不再来这里活动，或暂时停止活动，我们就可以交代下去了。
驻南京派遣军总司令烟俊六来了
只经过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在日、汪、蒋三方面配合行动下，原来在这个区内活动的新四军大部队，大部分开始向苏北地区安全转移。李士群和日本人便认为这是清乡实验区的显著成绩。敌伪报纸也大肆吹嘘"短期内取到了出人意外的空前巨大成就，实验区内共军绝迹"。
实际情况是这样：他们每次出动大部队搜寻不到新四军时，总是把那个地区的老百姓乱杀乱抓一顿，回来总是夸大捏造地说"歼灭了多少共产党军队"，用种种欺骗手法谎报战功。
我所认识的一些日军军官和伪军头子们，他们最希望这样做，并且愿意在他们大部队到达之前，新四军便转移了。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杀到一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自己不受到损伤和危险，回来便可宣传一番。
由于捏造这种假成绩也包括了日本军队在内，所以日寇方面同样宣传，同样向上级请功请赏。甚至使得日寇驻在南京的派遣军总司令烟俊六也信以为真，对这个区的成绩产生极大兴趣。
在8月底前后，这个日军统帅便决定亲自到苏州区来实地视察。这在当时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不但使李士群感到受宠若惊，认为是极大的荣幸，就连那些日本顾问们也是兴奋异常。
在得到这一消息时，大家都手忙脚乱、慌慌张张地作各种准备。李士群认为这是向日酋献媚的最好机会，他平日是很难得这种机会去接近这个日军统帅的。
办事处的人员忙了几天几夜，赶紧编造出一份成绩表、工作报告和计划之类的东西。秘书们为李士群准备好了口头报告的材料，李自己仔仔细细地阅读，并找我研究。那无非是老一套称颂"在日军顾问指导下，皇军有力支持下，短期内消灭了区内共产党"等令人作呕的奴才语气，向主子表达一下敬意和感谢。
在那几天中，日伪特务更是紧张万分。他们生怕发生一点点意外，事先便连日连夜搜查居民，严密检查来往旅客。他们唯一担心的事，是怕遇上共产党的便衣队混进城来，只要有人向这个敌酋放上一枪，便会弄得前功尽弃，不知有多少人会要被关进牢房，当然，也不知会有多少无辜人民要被屠杀掉。
烟俊六到达苏州那天，李士群邀我和汪曼云以及办事处全部职员、日军顾问等几百人，提前两三小时到车站恭迎。临时还在各处检查一番，一切认为都准备妥当，他才放心。
前后由铁甲车严密保护着的专车，徐徐驶入站台时，一片狂欢声才把这个敌酋惊醒。他慢慢地起身整装时，李士群想抢先上车去迎接，结果被站在车门口的日军挡驾；他只好退回来，和大家一起弯腰肃立。
烟俊六好像有意来测验一下奴才们的耐心，他故意慢腾腾地挨了很久才走出来。
他刚一露面，又是一阵欢呼。李士群这才赶忙走上去向他行礼，接着是介绍我和几个重要职员和他见面。
他在车站附近检阅了一队日军之后，便由日伪人员簇拥着来到宫巷办事处。李士群亲手把许多表报恭恭敬敬地呈送给他，他连看都没有看一下，就交给他的侍从参谋。李士群原来准备的长篇口头报告，一看他这种神气，也只好改为简单的颂词。不过总算还听到了他的几句赞许和勉励的话，李便感到极大满足了。
在盛大的午宴之后，这个敌酋便在前呼后拥中驱车在苏州城内绕了一圈，还到几处名胜古迹地方玩了一下，最后在城郊附近兜了一会，便算是实地视察完毕。
李士群忙了几天为他准备的住宿处，他连去看一看都没有，径到日军小林师团长那里去过夜。没有给奴才赏一点面子，使得李很为难堪。
烟俊六这么匆匆地看了一下之后，第二天临走还是表示相当满意。他认为经过清乡以后，这个地区的情况比过去的确不同得多。过去他一贯瞧不起汉奸和伪军，总认为他所统率的皇军了不起；没有料到过去两三年一直闹得不宁静的地区，只两个来月的工夫，果然在他视察时再没有发现路上有人开枪向他射击，他认为这就很不简单了。
经过烟俊六到苏州打打气以后，日伪军官们对在这个区内的工作更加"积极"，在这个区内的人民也就更加遭殃了。
虽然日伪军出动更为频繁，但我却没有听到真正消灭过新四军的部队；偶尔缴到办事处来的一些破旧枪支，不久又有些伪县政府请求发还。原来是这些出击的日伪军，把一些地方上的伪军少数部队也当成新四军的游击队而加以清剿掉了，像这种所谓"出于误会"的案件是经常发生的。
汪精卫﹣﹣舞台上的小丑
到了9月中旬，汪精卫刚率领大批汉奸去日本朝拜天皇回来，他一听到烟俊六都这么重视苏州清乡实验区的成绩曾亲自光临视察，便立即决定也要到这里来视察，很早就通知李士群。自然，李又得大忙特忙准备一番，希望汪这次视察比烟俊六更要满意；并准备发动大批人民来一次空前热烈的欢迎。
由于汪精卫决定乘坐日本天皇送给他那架专机到苏州来，苏州机场就要重新整理一下。在他到达的那天早上起，便把机场通往州机场就要重新整理一下。在他到达的那天早上起，便把机场通往城内的那条道路封锁起来，不准人民通行。沿途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如临大敌地作好森严的警卫。
李士群听说新四军要派便衣队来活动，很难保险不出问题。当时苏州城内也常发现新四军的标语，证明的确有新四军的人员在活动。万一出了差错，不仅无法向日本方面作交代，连汪精卫也会被弄得狼狈不堪；岂止前功尽弃，还得丢官撤职，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我和汪精卫认识了一二十年，还从来没有看到他穿过军服。这天，专机着陆后，舱门打开，出我意外，汪竟穿着大元帅戎装，佩着上将领章。他为了表示他的政府和军队都是国民党的正宗，所以在领章前端加上一个青天白日的国民党小党徽，和后面代表官阶的三角金星并列。
伪南京政府的国旗除在青天白日满地红上面加上一面三角小黄旗，上写"和平反共建国"六个字，以示与重庆国民党的有所区别外，其余都是一样的。到了1943年，三角黄色小旗也取消了。
据陈公博告诉我，取消这面有六个字的小旗，不是意味着南京政府不反共，因为国民党本身就是反共的；同时，也由于伪南京政府已追随德意、日轴心国家正式向美英等国宣战，今后任务不只是反共而且要反英、美等国，范围更大，所以不要那六个字了。从此，南京和重庆两方面的标帜便完全是一样了。
汪精卫尽管是文人出身，但他到南京后，却完全要模仿蒋介石，把党、政、军三方面大权一手抓，什么都由他领导。他模仿蒋介石到了那样的程度，连称呼上也要一样。他不喜欢人家叫他"主席"，而喜欢别人叫他"委员长"或"领袖"。伪军官兵听人提到这些称呼时，也规定要"立正"以示敬意。
李士群是很会讨汪精卫欢喜的。他自从得到汪要到苏州视察的消息以后，便和我商量，叫我专负责一方面的工作，那便是给汪隆重地安排一次军事大检阅，让汪多过一点"委员长"的官瘾；并请我担任检阅的总指挥官，因他和汪曼云都是文人，对这一手是外行。
我听说这次随同汪到苏州视察的人员中，有几个日军顾问，他们当中除了汪的最高军事顾问影佐帧昭是少将外，其余的几个都是大佐、中佐，而我在苏州时经常穿军服却是佩戴中将领章。
这天，我便故意降低两级挂上一副上校（相同于日军大佐）的领章。我的用意是感到一个中将要向这个比自己低一级甚至几级的日本军官去敬礼实在有点丢人。当时驻在苏州的第二军军长刘培绪本来是少将，他看到我临时把官阶挂低两级，也赶忙买了一副中校领章挂上。
李士群看到非常奇怪，他劝我不必这样，以免引起日军顾问不愉快，我没有理他（胜利后，我看到当时重庆一些报纸描述这次汪精卫苏州大检阅时说我挂了一副中校领章向日本军官敬礼等情况，实际上我挂上校领章）。
这次受检阅的伪军，除了第二军一部分比较整齐点外，其余是些保安团队，一共凑了几千人。汪精卫到办事处稍事休息，一听到李士群报告给他安排了大规模的军事检阅，立刻就要进行这一个新鲜的项目。检阅仪式开始后，汪在得之余，几乎当场闹出一场天大的笑话来。
原来汪一向穿惯便衣，过去向人答礼时，总是用手把帽子摘下来，频频点头；这一天，他看到队伍经过检阅台向他敬礼的时候，站在台中央的这位大元帅，却慌手慌脚地把右手向上一抬，又准备去摘那顶镶着金边的军帽。
我看到他这一动作，真急出一身冷汗，怕他当场出洋相，给这些日本军官作为笑话传开出去，更怕这些受检阅的伪军士兵笑出声来，给我这个总指挥官也丢脸。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那只手，看它怎么摆弄。幸好，他手触到那硬绷绷的帽檐，又看到旁边的日军顾问等都是在行军礼，他才把手从帽顶边沿落到帽檐侧面，很不自然地停了下来，总算没有出 H .
可是香港等地一些报纸还是添油加醋地把他这次大检阅情况，描绘成为一个舞台上的小丑一样，弄得笑话百出。
连演三天的丑剧
这次随同汪到苏州视察的随员中，除日本顾问外，还有他的伪宣传部部长林柏生、次长郭秀峰、伪外交部次长兼翻译周隆庠、伪航空署署长陈昌祖、高级随从参谋黄自强，以及大批中日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从他所带的这些随员中也可以看得出来，此行是为了对外进行宣传的。
检阅仪式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完毕后，我和李士群都请汪去休息。这时，他表现出了平日极少见到的兴高采烈的神情，马上又要集合全体官兵来讲话。我们看到他那么有兴趣，一点不觉得疲乏，只好依了他的。
汪精卫一向爱讲话，这次讲话也没有用讲稿，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多小时。除了一开始便称赞嘉奖了"这个区短期内取得这样巨大成绩"和一再强调"这次清乡是以苏州区为实验反共场所，应当在全国发扬这种精神"等一类汉奸常谈外，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说这些话时，把两手一伸开，放大声音说："请大家不要忘记，我们从事和平反共建国，都是赤手空拳而来。我们以前是一无所有，现在有了这种力量，这不是偶然的。这是由于大家有'革命'的精神和信心，由信仰而产生了一股巨大的力量。同时，也是我们的尊敬的'友邦'和'友军'给了我们以极大支援的结果。请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了这些，都是来之不易。"
他停了一会，又说："我们不仅要用这种力量首先消灭共产党和它的军队，更要用这种力量来完成对我国的建设。"
最后，他大声疾呼，要所有的在场中日人员都要"爱中国，爱日本，爱东亚！"
当他汗流满面地结束这段讲话时，差一点又准备摘下大元帅的军帽来答礼。
那天晚上，他余兴未减地又听了汪曼云向他作的长篇报告，他还不时地要我和李士群作了一些补充，又翻阅了许多报表，直到半夜才去休息。
第二天，他按照预定计划，巡视这个过去最不安静的一段地区，从苏州循公路北行，到长江边的常熟，这比烟俊六视察的地区要大得多，也麻烦得多。
李士群把我安排和他同乘一辆汽车，因此谈话的机会很多。我大半是和他谈谈过去的旧事，听听他许多幻想和谬论。
当时，他对日本人的确寄予很大希望。他一再叮嘱我，不但要巩固这些清乡"成绩"，还要扩大这些"成绩"，只有这样才能在日本人方面取得进一步的信任，好提出第二步要求；所以必须趁这个机会建立自己可以控制的军队，把日军防务接收过来，才能逐步实现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独立自主。我听了这些，虽然暗地感到可笑，完全如同白日作梦，但他说起来却头头是道，很像满有把握一样。
他在闲谈中也提到他去觐见日本天皇时受到日本朝野一致欢迎和相互赠送礼物的情况。在他当时心目中，是得到了日本对他的平等待遇，而感到沾沾自喜。
我在汽车上和他谈话时，我还认为他怕司机听见，有些话不得不那么说。到了常熟以后，当只有他一个人和我闲谈时，我便把我这几个月来受到日本人的闷气向他吐出来，因我和许多大小汉奸在背地里谈到日本人欺人太甚时，彼此都爱吐一吐自己的怨气。我以为他可能也有些这类不满日本人的话会和我谈出来，结果恰恰相反。
当他听了我许多埋怨日本人的话以后，便尽力劝我"不要小不忍则乱大谋"。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说："我们国家太没有力量，国人太不争气，事事都不如别人。过去我们没有抗战前，名义上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我们不是一样要受日本人和英、美、法等国人的气，特别是日本人的气我们受得最多。你总不会都忘记，何况今天我们要想希望他们帮助我们，并且是依赖他们来实现我们的'反共建国'国策，哪还能不受点气呢！"
他还说过："过去受许多强国的气，今天只受一个国的气。蒋介石搞了那些年，弄得损兵折将，焦头烂额，结果是内外不讨好。共产党一天天坐大，今天还不能不和共产党讲合作，英美还是给他气受，他过的日子不会比我们好。今天我们能把日本人拉下水来帮我们来反共，这又有什么不合算哩！"
他的这些话，当时是我所没有料到的。从此以后，我也不愿再在他面前去谈日本人的事了，知道他的确死心塌地地甘愿当日本人的奴才。
他在这个地区视察时，因每到一地，都先由汉奸们作过充分准备，强迫老百姓要倾家而出、扶老携幼来欢迎他，所经之处，也连夜加以整理，但无论怎样，也无法掩盖这些劫后土地上满目疮痍的痕迹。
我们从常熟过白茆口、支塘等地，许多地方都鹄立着一群群面黄肌瘦、衣不蔽体的人民。他们有气无力地挥舞着花束和小旗，用不响亮的零零落落叫喊声来迎接这个他们所痛恨的卖国贼头子。
汪精卫和那些日本顾问及随行人员，对于那些欢迎他们的叫花子一样的队伍，感到极大的兴趣。林柏生马上叫摄影记者把这些镜头拍成电影和照片。隔了两天，在敌伪的报纸上便把这些情景形容成为"万人空巷，夹道欢迎，欢呼领袖之声，响彻云霄"的空前盛况了。
伪主席出巡这个地区的丑剧，一连演了三天。我整天陪伴着他，感到疲乏不堪；而他却致勃勃，越来越精神抖擞，毫无倦容，返回苏州时，又去逛了一下林园名胜。
临走，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说："希望大家继续努一把力，这是一切美好的开端，我们今后一切都寄托在这个上面。只有尽力加强我们的反共力量，才能有远大的前途。"
他回南京后，便发表了一篇视察感想，更是大吹大擂一番。没有好久，就因这篇讲演而吸引了大批日、德、意等国记者的好奇心，由汉奸记者和他们组成一个有近30人的所谓各国记者参观团，到这里进行参观访问。他们也是异口同声地称赞这个地区的"反共成绩"，把这个地区形容得比天堂还美丽。
到了10月初，周佛海不甘寂寞来凑过一次热闹，他是以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身份来这里视察的。因为他看到日酋和汪逆都这么重视这个区的工作，也很想插一手，分一点功劳，便把他的财政部税警总团抽调一部分参加这个地区的工作。
这虽是伪军中装备最精良的武力，却不受李士群的欢迎。李背地里向我表示很不愿意周来与自己争功劳。
他们两方面都与我很要好，都把自己内心的话告诉了我。我为了要增加他们之间的矛盾，对两方面的意见都赞成。周调税警总团来我是极力同意，李要拒绝我也支持。为了这件事，这两个汉奸头子更弄得不痛快，结果还是派来了一部分税警团。
清乡清到了大马路上
汪精卫对苏州区的清乡工作真有着特殊的兴趣，到1942年1月间又来过一次，4月间又第三度到来。还到无锡去看过一次，并在无锡的欢迎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1943年7月间，苏州区成立两周年时，他作第四次的巡视。每次来时都是穿军服，有时还穿白色海军上将服装，照例都得检阅一下军队。他对这个实验区的成绩很重视，经过他一再视察之后，总结出一套经验，决定扩大清乡区的范围。
从1942年以后，成立了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苏北行营，以臧卓为主任。行营设在苏北泰兴，所辖有苏北盐城、高邮、如皋等十几个县的范围。它一方面是负责堵击从江南地区撤出向苏北转移的新四军，另一方面是准备向苏北解放地区推进。
臧卓经常和苏州办事处联系，他也和李士群一样捏造成绩，谎报战功。特别是有一次在如皋搬经镇和新四军第一旅打了一仗，日伪军伤亡了近千人，他反而吹嘘是一次大捷，把抢得附近各地人民的粮食说成是虏获新四军的军粮。汪精卫便立刻传令嘉奖。以后又配合江淮地区清乡部队，出动过日伪军两三万人，从高邮、六合、津浦线以东出发，准备围攻以吁胎为根据地的新四军第五支队，结果攻了半个多月，弄得损兵折将大败而回。
援道那次亲自率领了1万多伪军，便被打死打伤了好几千人。他到上海休息时见到我，连说："你们苏州区真太幸运，没有和新四军打过硬仗。这回可把我们打惨了，连皇军都不顶事，半个多月都拿不下这个县。"我问他以后打算怎么办？
他摇摇头说："只好暂时维持维持现状，看看以后日军能不能再增加一两个联队，否则是没有办法的。"
当时江南地区虽没有新四军的大部队活动，可是城市内却比以前更不安宁。新四军的便衣队经常进到上海、南京、镇江等大城市去活动。汪精卫又决定在大城市也设立清乡区。上海市的清乡委员会主任便由伪市长陈公博兼任，负责"清剿"上海市区和市郊的新四军便衣队。
汪精卫强调这是第三期的清乡运动。而上海一些人见到我便常常开玩笑说："你们天天喊清乡，清了几年，越清越近，现在要清到大马路上来了，这是怎么搞的？"马路上来了，这是怎么搞的？"
为了苏州区的清乡工作，李士群和江苏省长高冠吾经常争吵不休。高认为李为了表现自己的成绩，便不顾省政府的困难，经常侵犯到他的权力。李认为高不认真协助，常对清乡工作掣肘。两人常常吵到汪精卫面前。
汪为了表示重视清乡工作，决定统一事权，而将高冠吾调职，于1943年1月间以李士群兼伪江苏省省长和伪江苏保安司令及伪江苏国民党党务办事处主任，把党政军大权全部交与李，让他更好地进行清乡党党务办事处主任，把党政军大权全部交与李，让他更好地进行清乡工作。李请我担任他的保安副司令兼保安处处长，协助他整编和指挥全省的保安团队。
约在1943年春间，汪精卫又亲自设计了一种"清乡纪念章"，明令颁发给担任清乡工作的日伪军官和参加清乡运动的大小汉奸。这个纪念章中间是井田嘉禾，四周缀有"确立治安，改善民生"八个小字，分为金、银、铜三种，我也分到了一枚金质的。
一个鼻孔出气的蒋汪
蒋汪两方面在反共问题上，除了在军事上是采取一致行动外，其他方面也总是一个鼻孔出气的。我在上海时，经常听到一些大汉奸们对蒋介石所发动的"皖南事变"赞不绝口，认为这是最"高明"的措施；同时也常常听到他们埋怨蒋介石的军队太不中用，那次干得太不彻底，没有一下子把新四军"消灭干净"，在江南留下了这一条"祸根"，使他们常常为此而弄得大伤脑筋，日夜感到不安。
我在那几年中，几乎经常在他们办的报纸上看到一些什么"渝共冲突激化"和"渝共两军时有摩擦"等一类消息。在刊出这些新闻的时候，他们总是站在蒋介石一边，替蒋介石作辩护，毫不掩饰地表明出重庆和他们是一家人。
我印象最深而且当时连我也感到有些奇怪的是：有一次他们的报上登出的一条消息，完全是转载重庆军事当局某负责人的一篇发言，说：重庆方面的军官，一再受到最高当局之严格训令，绝对不准向共军歧视和攻击，除非共军首先向渝军进攻，在不得已之情况下，始可进行自卫。他们就是这样用种种卑劣手法，企图欺骗沦陷区的人民。
除了上述这种情况外，他们更阴险而可耻的做法是极力地进行种种挑拨离间的伎俩。
我在和他们接触时，特别是后一时期我的身份公开了以后，成了重庆政府派在那方的代表时，李士群等人，便常常告诉我一些他们捏造出来的所谓情报，如说：某地的新四军正准备进攻重庆国民党军队，某些新四军领导的地方武装部队要打忠义救国军。当然，我很清楚他们这些人说这类话的目的，是希望我转告重庆，让国民党军队去攻打这些抗日部队。
我除了从他们口中听到这类谣言外，还常常在他们所办的报纸上看到这类消息，如有一次在上海的《中华日报》的第一版上刊出"新四军设立苏浙司令部"的新闻中，便说新四军最近得到一大批新式武器装备所部，已决定在某地设立苏浙司令部，以加强该地农民自卫团等组织，主要是决心对抗在苏浙一带的忠义救国军和渝方（他们称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在这些地区的游击队。
另外，在这些报上和他们的口中还经常说，共产党正极力援助各地的民主运动，拉拢各方面势力，主要目的是要促使国民党统帅部迅速改组，并以此压抑国民党之行动。还说什么国民党听信共产党之言坚持抗战，如不觉悟，将与共产党同归于尽等等。当时我听到和看到的这类话几乎是无日不有，这里只举出几个简单的例子。
总之，他们是绝口不谈新四军是真正的抗日部队，而把这支他们所畏惧的强大的人民武装抗日力量，总是说成"与国民党抢地盘，争天下"。
虽然他们公开地这么宣传，但背地里我和陈公博、周佛海、叶蓬，甚至李士群等个别交谈时，他们却都感到共产党的可怕；总认为他们与蒋介石迟早一定能够达成合作协议，而共产党是将来汪蒋公开合作、实现"全国统一"的最大障碍。
那种日子，实在不是人过的
我在这一段清乡工作期间，主要是听从重庆的指示，加上我个人还浓厚地存在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再加上我本心不是去当汉奸，因此我受不惯日本人的气，看不惯那些日本顾问骄横跋扈、盛气凌人的态度和那些日本部队官兵对待中国人的神气，感到实在不好受。
有一次，在苏州附近一处封锁线出入口的日本哨兵，在检查行人时，对中国妇女极尽调戏侮辱之能事。连陪同在一起站岗的伪保安队士兵都看不过意，便出来讲人情。日兵一听大怒起来，立刻对这些士兵予以辱骂殴打。双方在冲突时，保安队士兵的枪走了火，射穿了一个日本兵的手掌。这还得了，伪军居然开枪打伤了"皇军"，这样一件事，立刻闹得天翻地覆。他们杀死了保安队的士兵还不算，几个日本军官还气势汹汹地吵到办事处来。
那天，李士群正巧不在家，我不得不出面与他们去周旋。无论怎样说都不行，他们一定要我向他们赔礼道歉，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我实在弄得忍无可忍，正要发我的牛脾气时，我的翻译一再劝我一定要忍耐，否则就要吃眼前亏。
我只好极力忍住性子，但在道歉时，我还是忍不了，便一面装笑脸，一面向这几个日军骂了一顿娘。
好在当时他们没有带翻译，也听不清楚我是在骂他们祖宗三代。
这可把我的翻译急坏了，他忙问我怎么翻译？我说"随便你敷衍几句吧！"
结果他们认为胜利了，才满意地离开。
像这样一些事，经常发生，我背地里不知哭过多少次。那种日子，实在不是人过的。我在那段时间内，曾几次打电报到重庆，坚决请求准许我不再干这个职务，而每次戴笠的回电总是勉励和安慰我，叫我应当以"国家为重"，说什么"胜利在望"；还特别提醒我"不要忘记领袖所寄托的重任"等等。我因有使命在身，又不能和他们闹僵，便只好消极应付，希望早点胜利。
汪精卫后来看出了我的心思，加上先后投到他身边的国民党将领越来越多，如像郝鹏举、张岚峰、孙良诚、庞炳勋、吴化文、孙殿英、李长江、杨仲华、赵云祥、刘相图、潘干丞等人，都还带了些部队过去。这些人虽然和汪过去的关系不很深，但都非常肯卖气力；日本人也认为他们表现得很不错，很器重他们。
我在苏州虽然是李士群的副手，和汪精卫的关系也很好，但因表现不够积极，所以等到清乡工作告一段落时，汪接受了李士群的建议，以他另一个副手汪曼云代替他的工作担任了行政院直辖的清乡事务局局长，继续主持清乡工作。
我一直到1943年9月间，李士群死了以后，由陈群兼任江苏省省长时，才正式免去我那个挂名的保安副司令兼保安处处长的职务。因为从1942年冬以后，我基本上不在苏州，已把家搬回上海，只偶尔应李的邀请，去参加一下什么纪念性一类活动，对许多具体的工作都未过问。
那个时候我主要的任务是和日本人进行勾结，身份也逐渐公开，只始终保持了一个伪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名义。
【唐生明（1906年10月10日—1987年10月24日），字季澧，湖南省东安县人，原长沙警备区代理司令、国民党中将。1926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四期，毕业后先后在武汉任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学生队副总队长和警卫二团团长，第三十五军独立团团长。1928年任蒋介石的侍从参谋。1929年任第四路军新编第八师第一旅副旅长兼第二团团长，护党救国军第十二军第一师副师长兼旅长。1930年任第四集团军第八军副军长、代理军长。1931年宁粤合作后，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1932年秋，入陆军大学第十一期学习。1935年秋毕业后，任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抗日战争爆发后，任长沙警备副司令、代司令，常德桃源警备司令等职。1940年秋，奉蒋介石之命打入汪精卫汉奸政权，以设法掩护在上海、南京活动的军统特务和竭力限制江南新四军的发展。曾任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清乡委员会副秘书长和军务处处长等职。抗战胜利后，历任国民政府国防部中将部员、总统府中将参军、第一兵团中将副司令官。1949年8月，积极参与湖南和平解放活动。11月，所部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任副司令员。旋赴香港经商，1956年由香港回北京，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是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1987年10月24日在北京病逝，终年8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