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荒野湘西绝粮
不久，滞留在湖南原地待命的人员接到到贵阳集结的命令，于是，我们又上路了。在撤往贵阳的路上，可以说是历尽了千辛万苦。由于战局不利，败退的军队和逃难的老百姓混在一起，造成了交通拥堵，秩序混乱。一路上停停走走，前进的速度很慢。如果碰上日本飞机来轰炸，还要疏散隐蔽。当时没有预警信号，日机何时来根本不知道。有时正在行进中，日机突然降临，大家就拼命向公路两侧的树林或山坡跑去，如果来不及，就只得就地趴下，弄得十分狼狈。到了城市，有了预警信号就好多了。但我们经过的地方大都是小城市，没有防空警报器，而是用不同颜色的灯笼来发布信息。灯笼有红、绿两种颜色。挂灯笼的高杆都竖立在城市的高敞处，让大家都能看见。在高杆上挂出一个红灯笼是预备警报，挂出两个红灯笼是警报，挂出三个红灯笼是紧急警报。如果看见高杆上挂出了一个红灯笼，那就是防空部门告诉你，日本飞机要来了，就得马上进防空洞。通常会有一些戴着红袖箍的防空人员一边敲锣一边喊："鬼子的飞机就要来啰！快进防空洞啰！"大家听见喊声就纷纷带着细软，扶老携幼走出家门，钻进防空洞。顿时，大街上空无一人，变得十分冷清。每到这时，我们也跟着大家进入防空洞。防空洞里一片漆黑，空气污浊、稀薄，令人窒息。如果看见高杆上挂出绿灯笼，就是警报解除了。这时，戴红袖箍的防空人员又一边敲锣一边喊："鬼子飞机走啰！解除警报啰！"听见喊声，大家纷纷从防空洞里钻了出来，大街上又热闹起来了。到大街上去看灯笼、听锣声就成了大哥、二哥和我的任务。
我们坐在载有军用物资的卡车上一路西行，越往西走越荒凉，有时一连几天看不见人烟。日本飞机倒是不来骚扰了，但是大家的吃住却成了问题。周围没有集镇，到哪里去住？周围没有人烟，到哪里去搞吃的？没住的地方问题还不太大，可以找地方搭帐篷休息，没有吃的可就是大问题了。从辰溪出发时，大家都购买了一些食物，以备路途之急需，我们家也准备了一些大饼。可是由于对西行途中可能会遇到的困难估计不足，没有储备足够的食品，因此到了湘西以后，大家就断粮了。父亲很着急，在这荒野之地，根本就无法搞到吃的。大家饥肠辘辘，整天围着父亲，请他想办法。父亲感到责任重大，万一在途中饿死几个人，自己没法向总库长交代。在荒原行进的第四天夜里，大家又累又饿，已经有几个人晕过去了。父亲命令车队停止前进，与几个部门的领导商量解决办法，但是，商量到后半夜也没有想出办法。
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正在这一筹莫展之时，父亲突然看见前方影影绰绰有一队人马缓缓向这边走来。负责保护物资安全的警卫连韩连长警觉了起来，他对父亲说："长官，前面过来的这队人马恐怕是土匪，怎么办？"父亲说："不要慌，作好战斗准备！"警卫连的士兵都子弹上膛，严阵以待。那队人马越走越近，但因天色昏暗，看不清是什么人。父亲对韩连长说："立刻让他们停下来。"韩连长上前大声喊话："前面的队伍听着，立刻停下来，不要再往前走了！"这队人听见喊话，立刻停了下来。他们看见士兵端着枪对着自己，很害怕。队伍中走出一个人来，看起来像是这队人马的头领，他大声喊："不要开枪！不要开枪！"韩连长问："你们是什么人？"对方回答："我们是马帮。"原来，这是一队由侗族人组成的马帮，一共有四十多人，二十多匹马。马背上驮着药材、茶叶、烟叶、兽皮、麻、桐油、猪肉、粮食等物资到内地去交易。问明了情况以后，父亲大喜，立刻找到了马帮的头领跟他商量："我们的人已经几天没有吃东西了，你们能不能卖一些粮食和猪肉给我们？"头领说："我们的粮食和猪肉驮到内地去就是要卖的，卖给你们也是卖，有啥不能卖的？不过价钱方面你们不能亏待我们哟！"父亲说："这没有问题。"于是父亲从马帮手里买了二百斤粮食、十斤猪肉。马帮还额外送了一些青菜、萝卜。
警卫连炊事班拿来了行军锅及各种炊具，马上埋锅造饭、炒菜炖肉，荒原上飘起了一股诱人的饭菜的香气。不一会儿，饭菜做好了。大家拿着餐具围坐在一起，炊事班开始分菜分饭，不够吃的还可以再添。大家边吃边笑，几天的愁闷一扫而光。这时，一轮红日冉冉升起，将荒原上的层林染成了金黄色，形形色色的怪石、野花，仿佛有神仙点化，一下子都冒了出来，令人目不暇接。悠悠的彩云在天际缓缓飘移，渐渐形成了一条五彩缤纷、变幻无穷的彩带。往西望去，弯弯曲曲的公路一直通向远方的群山，那将是我们要去的方向。大家吃饱了肚子，三三两两在荒原上散步，心情好极了。大哥带着我们去采野花、捡怪石，忙得不亦乐乎。偶尔，会有几个西逃的难民从我们旁边经过。我们很奇怪，为什么这条公路上看不到大批的西逃难民？后来父亲告诉我们，大批难民从另一条路到四川去了。经过短暂休整，我们上了车，车队又出发了，一直向远方的群山驶去。一片乌云在群山间涌动，变幻成各种形状，一会儿像挺拔的高山，一会儿像狰狞的怪兽，一会儿又像汹涌的浪涛。前面迎接我们的，又将是怎样的艰难险阻呢？我们无法预测，也难以想象。
我们的车队穿过了湘西的崇山峻岭，于一九三九年夏进入了贵州。贵州多山，多雨，贫瘠。有一句俗语这样描绘贵州："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人无三分银。"我们刚进入贵州就碰上了霖雨天气，车队无法顺利前进，只好走走停停。后来又遇上大雨，为了避雨，车队在一个寨子停了下来。这是一个苗寨，很大。看见车队停下，苗民打着伞、穿着蓑衣蜂拥而上，向我们兜售商品。男苗民穿着黑布衣服，戴着黑布头巾；女苗民都穿着花布衣服，戴着银头饰、银项圈。经父亲与寨子里的头人商量以后，我们从车上下来，分别到苗民家里休息、吃饭、住宿。苗民见我们是军队的人，不敢怠慢，纷纷把最好的房间腾出来让我们住，做了很多好吃的东西给我们吃，招待得十分周到。我们在苗寨一连住了三天，三天后，天放晴了，我们离开了苗寨继续西行。为了感谢苗民的盛情款待，我们支付了优厚的饭费和房费，并以高于市场的价格向苗民购买了一些食品和日用货品，以备路上之急需。
我们经过的地方，都是穷乡僻壤，人烟稀少。贵州的公路路况很糟，几乎没有平坦的路面。由于贵州属于高原地区，地势起伏很大，因此公路随着地势时高时低，而且弯弯曲曲，拐来拐去，一不小心就容易翻车。有些公路在半山上，汽车在这样的路上行驶，更是险象环生。我记得有一个叫"二十四道拐"的地方，就是事故多发地。我们坐在车上提心吊胆，往车外一看，一边是高山，一边是悬崖，汽车在蜿蜒的公路上行驶，随时都有翻车的危险。司机发话了："这里是二十四道拐，经常出车祸，大家可要注意啦！"司机是库房在当地招募的，对这一带很熟悉。他一只手把着方向盘，另一只手指指点点，告诉我们什么地段最危险，什么地段翻过车。他神情自若，一点也不紧张，可是我们都为他捏一把汗。汽车拐来拐去，拐了二十四个弯，终于开出了这个危险地段，我们悬着的心总算放下来了。经过十多天的艰难行驶，我们一路上可以说是有惊无险，终于平安地到达了总库在贵阳的基地，与总库长率领的先头部队会合了。父亲向总库长汇报了一路的经过，将湘西绝粮、苗寨避雨的事作了重点汇报。总库长听完了汇报以后说："你们辛苦了。一路上你处理问题很妥当，你能平安地把人员和物资带回基地，很不简单，我要向上级为你请功。"总库长还问起了五弟的事，父亲把抢救的情况和送盘尼西林的车因大雨被堵在半路上的事说了一遍，并向总库长表示感谢。总库长皱着眉头说："怎么会这样？真是天公不作美呀！老赵，节哀顺变吧！"
乡民怨怒闯基地
我们到达贵阳后，很快就安顿好了，所有人员都住在基地里。基地原先是一个旧兵营，离市区很远，房子也很旧，大部分是平房。兵营后面有一栋两层楼的小楼房，楼上楼下一共有五六间房，是原来的军官宿舍，条件较好。我们一家就被安排住在楼下，总库长和夫人住在楼上，平时办公也在这栋楼里。基地外面不远处有一个集镇，每逢赶集的日子，四乡的农民都来赶集，很是热闹。特别是库房驻扎在这里以后，前来赶集的老乡就更多了。碰上赶集，母亲就带着我们到集市上去逛，买回一些生活用品，库里的人来赶集的也很多。
有一天，一个头上缠着白布的老乡在很多人的簇拥下气势汹汹地闯进了基地，哨兵拦也拦不住。哨兵找来了韩连长。韩连长问："你们是什么人？胆敢擅闯军事重地，你们想要干吗？"头缠白布的老乡说："我要找你们的最高长官。"韩连长问："你找最高长官有什么事？"老乡说："你们的士兵买东西不给钱，还打我，把我的头都打破了。"韩连长听了，觉得事情非同小可，便立即报告了总库长。
总库长让闯进基地的老乡都在外面等着，单独接见了被打的老乡，问明了情况。他对老乡说："这件事我们会严肃处理的。那个打你的士兵你认得吗？"老乡说："认得。"总库长说："那好，你也到外面去等着。"总库长立刻命令紧急集合。总库全体人员站好队以后，总库长让被打的老乡到队伍前来指认。老乡立刻就认出了那个打他的人，他指着警卫连的一个排长说："就是他！"总库长指着这个排长命令道："出列！"这个排长向前走了两步，脸都吓白了。总库长问他："你为什么买东西不给钱，还要打人？"这个排长低下头说："我错了！"总库长勃然大怒，伸手给了他一大耳光，骂道："混账东西，错了就完了？你违反军纪，军法难容！"转过头向韩连长命令道："拉下去，重责二十军棍，以做效尤。"韩连长向总库长敬了一个军礼，说道："是！"立刻派人把那个排长拖下去了。行刑时，总库长命令库房所有人员列队观看，也让所有闯进基地的老乡在一旁观看。母亲不让我们去看，但我们还是偷偷地去了。
只见行刑者让那个排长趴在一条长凳上，用绳子捆住手脚，然后两个行刑者轮流挥动军棍使劲地打，被打的排长疼得"哎哟！哎哟！"地乱叫，不断求饶。总库长在一旁监刑，一直不动声色。旁观者没有一人敢出来求情。等打够了棍数，这个排长已经被打得皮开肉绽，动弹不得，由几个士兵抬回营房，敷药治伤。总库长又代那个打人的排长向被打的老乡付了商品钱，并赔了医疗费，然后亲自把老乡送出了基地。库房是军事单位，责打下属和士兵的事经常发生，简直就是家常便饭。警卫连的士兵、库里的员工，有不少人挨过军棍，就连总库长的司机也被打过。听说，总库长打了自己的司机后，又亲自送药给他疗伤，他对司机说："我打你也是不得已，没有纪律，这个队伍不好带呀！你应该体谅我。"并偷偷塞给他一笔钱。司机虽然挨了打，但额外得了一笔钱，对总库长不但不怨恨，反而感激涕零。总库长这么做有他的考虑，因为司机可不是一般人，如果不把他安抚好，自己可能会遭到他的报复，他只要制造一个车祸，自己就有可能受伤甚至会送命。
在贵阳停留了几个月，父亲的单位奉命离开贵阳前往昆明。这次前往昆明，仍然是总库长先行。他带领一部分人先到昆明作安排，让父亲留在贵阳负责采购给养、组织人员撤离和物资转运。这次撤离与上次由武汉撤退到湖南大不相同，上次是仓皇逃跑，各种物资、车辆都准备不足，加上与众多逃难的老百姓混在一起，形成了一支溃逃大军，造成了撤退途中的种种困难。这次是有序转移，经过较长时间的休整，大伙的情绪都稳定下来了。领导部门对如何后撤、行走路线等也有了明确的规划和周到的安排。加上上级单位给库房增拨了大批物资、装备和十多辆军用卡车，状况大为改观了。我们离开贵阳时，都坐着新的军用卡车，浩浩荡荡向昆明进发。
一九三九年末，我们的车队离开贵阳向西进发，经过十多天长途跋涉，终于穿过了云贵高原，进入了云南。由于有了湘西绝粮的教训，我们准备了充足的粮食、蔬菜和肉类。因此，我们途经之处虽然多是没有人烟的荒山野岭，但可以自己埋锅造饭，再也没有挨饿。好不容易到了曲靖，离目的地昆明已经不远了，父亲突然接到了总库长发来的电报，说情况有变，他已经去了保山，让所有人员到达昆明后不要停留，继续西进，赶到边境城市保山驻扎。我们到达昆明后，只在郊外略作停留，补充给养，然后又上路了。经过长时间行军，再加上汽车的颠簸，大家都很疲劳，很想在昆明休息几天，但军令如山，大家只得拖着疲惫的身子爬上军用卡车，继续前进。经过三四天的颠簸，车队终于到达了保山。
往西撤保山落脚
保山是一座小县城，大概有五六万人。随着西撤部队及大批难民的到来，才渐渐热闹了起来。我们驻扎在一个临时基地里，大部分人员都住在基地的破房子里，只有总库长一家、我们一家和几个带有家眷的军官住在基地旁的镇子里。这个镇子很大，不仅有不少商铺，而且还有一所私塾。当时无学校可上，父母怕耽误了我们的学业，便把我们送进这所私塾上学。到私塾上学之前，父亲带着我们到私塾去拜见老师。老师是一位姓王的老学究，能背很多古书，写得一手好字。据说他是前清的秀才，因科举考试失利，心灰意冷，从此不再追求功名，就在本地的私塾教书，挣得一点束修，聊以糊口。他留着长辫，蓄着八字胡，头戴瓜皮帽，身穿长袍马褂，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完全是前清的打扮。他在一间小屋子里热情地接见了我们。屋里正面墙上，挂着孔老夫子的画像，中间有一把太师椅，他就坐在太师椅上。父亲叫我们拜见老师，我们就恭恭敬敬冲他磕了三个头。父亲说："王老先生是当今宿儒，学识渊博，满腹经纶，在下仰慕已久，今天携犬子前来，拜在您门下，还望先生收留。他们要是不听教诲，您就严加管教，不要客气。"王老先生说："老朽乡野之人，才疏学浅，承蒙赵先生看得起，将三位公子送来学习，实在令老朽不胜惶恐，只怕不能如先生之愿，误了三位公子的前程。"父亲说："王老先生说哪里话来，犬子能拜在先生门下，是他们的荣幸，请先生不要再谦虚了。"说完，将一沓钞票塞到了他手里，他也就不再说什么了。拜师礼行完之后，王老先生给我们发了教材，又给我们分配了座位，并交代了私塾的规矩，就让我们跟着父亲回家了。
第二天早上，父亲要到基地去上班，就由大哥带着二哥和我到私塾上学。私塾设在一个祠堂里，祠堂坐落在一座小山的山麓，门前有一个大水塘，屋后是一大片竹林，两旁有很多常青的松柏。祠堂正中的大厅堂就是私塾的教室，所有的孩子都在这里上课，不分班级。我们一走进教室，王老先生就对全体同学说："今天有几个新同学到我们这里来学习，大家表示欢迎。"所有的孩子都鼓起掌来。我们向王老先生鞠躬，又向全体同学鞠躬，然后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下。接下来就是王老先生讲课，但是他讲课的方法很奇特，就是领着大家背书，先是领着大家诵读，他读一句，孩子们跟着读一句。然后要求大家自己诵读，直到读熟为止。在孩子们诵读时，王老先生自己也拿着一本书诵读，他摇头晃脑，读得很是入神。接下来就是让大家背诵，如果背不上来，就要打手心。教室里经常听到"啪！啪！啪！"的声音，这是背不上书的孩子在挨板子。不过，王老学究对我们这几个"插班生"却很客气，从来没有打过我们。对我更是格外优待，因为我在班上年龄最小。每当我背不上来时，他就将我抱起来在教室里转圈，一边走一边说："好娃子，想想！想想！"当我在他的提示下背了出来时，他就满面笑容，十分高兴，连连说："聪明的娃子！聪明的娃子！"我们读的书有《百家姓》》三字经》《四书《五经》等，但书里讲的是什么意思，一直不懂。有时候去问他，他就说："读书百遍，其义自见。你们只要认真读认真背，书中的意思慢慢就会明白的。"这位老学究的教法，岂不误人子弟？将文章读熟了，会背了，就能知道文章的意思，岂不荒唐？
除了读书、背书外，还要习字。我们每天要临帖，写大字一张，小字四行，交给老学究批阅。老学究批阅得很认真，写得好的字，他都要用红笔在字旁画一个圈，写得特别好的要画两个甚至三个圈。每次发作业时，我们都很兴奋，要比一比谁得的红圈最多。当然，得红圈最多的总是大哥，最少的总是我。据老学生讲，老学究在一定的时候也会开讲，所谓"开讲"，就是讲解文章的意思。但是，直到我们离开私塾，也没有等来开讲，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
保山地处云南西陲，交通很不发达。老乡憨厚朴实，民风却保守而落后。我们驻扎的地方，方圆几十里只有一所私塾而无中小学就是一个例子。这里的农民很穷，有些人几乎连饭也吃不饱，但对红白之事却要大操大办，不惜财力。无钱者还要四处借钱，或者卖房卖地。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面子上好看。我们见过几家农民办丧事，排场都很大。门前都搭有孝棚，屋里都停放着一色的金边黑漆棺材，棺材前设有香案，香案上摆着各种供品，点着香烛，还有和尚念经超度亡灵。出殡也很讲究，起棺时要杀鸡摔盆，送葬的人举着各种孝幡和纸人纸马，乐队吹着唢呐，孝子撒着纸钱，一路风风光光走向墓地。下葬后，还要请参加出殡的人到家里来吃一顿。当然，这顿饭必须精心准备，有酒有肉，否则会遭人耻笑。有些农民办完丧事后，家里积蓄花光，还欠一屁股债。
这一带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上至七八十岁的老太婆，下至十几岁的小姑娘，一律都是小脚。原来，此处还遗留有缠足的陋习。有一次，远处传来了一个小女孩的哭声，听起来很凄惨，我们赶紧跑过去看个究竟。哭声是从一个农家小院传出来的，进去一看，只见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被她妈妈逼着缠足，她妈妈正在用裹脚布裹她的足，一边缠裹，一边用力拽，小女孩疼得又哭又喊。她的妈妈心疼得直流眼泪，她对女儿说："乖娃，忍着点，一会儿就好了。"说完，将裹脚布拽得更紧，裹得更快。小女孩拼命挣扎，哭喊着向她妈妈哀求："我不要缠足！我不要缠足！"最后，小孩的奶奶过来帮忙，才将小孩的脚缠裹好。小孩缠完足以后，别说走路，连站也站不住了。她躺在妈妈的怀里，哭个不停。看到这种情况，我们心里都很难受。母亲问小女孩的妈妈："现在不兴缠足了，为什么还要逼你女儿缠足呀？"小女孩的妈妈说："不缠足不行呀！将来找不到婆家。"我们仔细一打听才知道，这里还保留着民国前的习俗，女人以小脚为荣，以大脚为耻，男人娶妻，首先要看对方是大脚还是小脚，多有因大脚而退婚的。听说当地政府也来宣传过，也贴过禁止缠足的告示，但是这里的老乡根本不听，依然我行我素。愚昧、落后和固执，不知残害了多少花样少女，实在令人愤恨。
这个地区没有医院和诊所，老乡得了病只能找民间土郎中诊治，或请跳大神的来驱鬼治病。有一次，听说一老乡家媳妇难产，接生婆束手无策。老乡请来了跳大神的，跳大神的说产妇冲撞了东方的恶鬼，便在院子里跳神驱鬼。看热闹的人蜂拥而至，我们也随大家去看个究竟。我们一进院子，就看见跳大神的头戴神冠，身穿驱鬼服，手拿扁鼓，一边敲鼓，一边蹦蹦跳跳，嘴里念念有词。产妇难产，家里又请了跳大神的驱鬼，照说应该紧闭大门，谢绝参观。但这家的主人却不讲什么禁忌，不但让大伙进入院内，还将大伙请入产房，并掀开产妇盖着的被子让人观看。我们看到了触目惊心的一幕：床上一汪污血，婴儿的两只脚露在外面，整个身子却出不来，产妇则发出一阵阵痛苦的呻吟。旁观者七嘴八舌出主意，但都无济于事。母亲走上前将产妇的被子盖好，然后说："赶快送到城里医院抢救，再晚了就来不及了。"然而，产妇家里没有一个拿主意的人，产妇的公公则蹲在院子里一边叹气一边抽旱烟，不表态。产妇的婆婆很着急，对产妇的公公说："到底咋办？你倒是说话呀！"母亲问产妇的婆婆："你儿子呢？"产妇的婆婆说："在镇子里帮人盖房子。"正在这时，产妇的丈夫闻讯赶回来了。母亲对他说："你媳妇是难产，必须马上送医院抢救，晚了就没救了。"产妇的丈夫进产房看了看，出来对他父母大发雷霆："媳妇都这样了，你们跟没事人一样，还请跳大神的到家里来，跳大神的能救她吗？你们是不是老糊涂了？听这位太太的，赶快送医院吧！"产妇的丈夫经常在外面干活，见过世面，根本不信什么跳大神的。在产妇丈夫的请求下，来看热闹的乡亲七手八脚，立即抬着产妇往县城里跑去。
后来，产妇产下一男婴，母子平安。产妇的婆婆提着一筐红鸡蛋到我们家里来，向母亲表示感谢："赵太太，要不是您，我媳妇和孙子就没有命了！您可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呀！"母亲说："说我是恩人可不敢当，这是你媳妇和孙子福大命大，闯过了这一劫。你送这么重的礼我可领受不起。这样吧，红鸡蛋我收下几个作为纪念，好不好？"经过再三谦让，母亲只收下了几个红鸡蛋，剩下的让产妇的婆婆拿回去了。一个月后，产妇家的孩子过满月，把帮过忙的乡亲都请到家里来喝满月酒，请母亲坐了上座。产妇的公公、婆婆和丈夫一起向母亲敬酒，说了很多感谢的话。
【赵克勤，毕业于武汉大学，是语言文字学者和著名编辑家，曾在北京大学从事17年的教学工作，后调到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先后参与了《辞源》第二版、第三版的修订工作，也参加了多部工具书的编写，编辑过多部词典、专著，出版过《古代汉语词汇学》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