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长期以来所奉行“扶汉抑回”的政策，加上横征暴敛的增加，一场波及西北的回变最终在同治年间爆发。
动乱充满血腥，据估计陕甘回汉死伤2000余万，背井离乡者数不胜数。
以马化龙、白彦虎为首的几十支起义军在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地辗转反复，相互支持。
其中，陇东、陇南的回族起义军尤其善战，清廷视其为心腹之患。
杨毓秀在《平回志》中提到：“其人习懔掠、凶狠好斗，平凉、盐、固之陷皆出其谋。……既居万山丛中，又处适中之地，疾在心腹。”
这支被清廷视为心腹之患的队伍，正是由李得仓领导的“南八营”回民起义军。
李得仓其人
李得仓（1827-1896年），是甘肃张家川县刘堡乡李山村人，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回族农民家庭。
年轻时，他为了谋生，不得不离开家乡外出做工。
清穆宗同治元年（1862年），大规模的回民自卫反清动乱爆发。
当时，35岁的李得仓在衙门里充当衙役，在这期间，他目睹了贪官劣绅的敲诈勒索和穷苦百姓的悲惨生活，并且看到官府制造回汉纠纷，甚至不允许回民自由行路，擅自截杀。
因此，战事爆发后，李得仓便在张家川的回族群众中积极筹划起事。
同治元年（1862年）八月，部分陕西陇州固关的回族群众因无法对抗清军的剿杀，携眷逃亡至张家川。
在途中，遭遇了秦州知府赵桂芳率领的清军阻截，双方交战，赵桂芳部败退。
这些回民希望能在张家川暂时躲避，但张家川的回族人因怕受株连，不敢收纳。
李得仓看到这种局势，出面斡旋说服汉族士绅王平安等人给予救济，使固关回民感激不已。
李得仓和“南八营”
同年十月，清军参将范铭率军前来剿杀固关回民，此时张家川回民推选李朝栋为头领，与固关回民一起抵抗清军，最终击败范铭。
但战斗过程中，头领李朝栋中枪战死，副领李生华许诺:“谁能夺下大帅遗体,便扶谁做大帅。”
李得仓冒险夺回其遗体，赢得了回民的尊重，并被推选为统帅，人称“李大帅”。
他将回民军编为中、前、后、左、右五个大营，进行了周密的军事部署，举起了反抗清朝的大旗。
李得仓领导的张家川回民起义军不断在静宁、隆德、固原等地活动，配合捻军打击清军。
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李得仓集中兵力固守张家川城，积蓄力量。
清廷闻知陇东南再生变故，急调清军进攻张家川。
初三日,清军改变战略战术,用火攻对付城内的起义军,至晚,清军架设云梯,火器齐发不料引爆了起义军的火药库,烧死双方军民无数,起义军惊溃不已,开西门直奔龙山镇,清军“并拦途截杀,前后夹攻,约死五、六千名,投井自缢者更难以数计。”
经过数次激战，起义军被迫撤退至龙山镇，继续与清军鏖战。
清军将领雷正绾认为必须彻底剿灭起义军，于是抽调七成兵力追击起义军。
而李得仓则利用龙山镇地形复杂、易守难攻的特点，坚守阵地，并在短暂的战间空隙中休整队伍。
他带领余部转移至秦安莲花城，与穆生华军合兵一处，继续进行抗清斗争。
同治五年（1866年），他们曾攻入陕西凤翔、岐山等地。
但双方实力悬殊，此后，穆生华因战局不利在甘肃固原忧郁而死。
在起义斗争陷入低潮时，李得仓决定整编回民起义队伍。
同治四年（1865年），他率部突围到达礼县盐官，受到当地回民起义军的支持，休整队伍后接收了穆生华余部的三个营。
同治五年（1866年），李得仓将部队统编为八个营，号称“南八营”，他任大帅，苏生杰任副帅。
李得仓在军事思想上发生了重大转变，他认识到，单纯对攻清军大部队，起义军必然吃亏。
因此，他发挥起义军机动灵活的优势，在运动战中给予清军出其不意的打击，尽可能减少起义军的伤亡。
同治五年（1866年）六月，李得仓率南八营进攻华亭县城。
清军见陇东南军情吃紧，陕甘总督杨岳斌亲自督战。
同治五年九月，李得仓率部转战泾州、固原等地，与清军会战于洪河川，起义军获胜。
李得仓的机动灵活的运动战，加之清军的粮荒，搅得清军防不胜防。
李得仓在南八营的组建与反抗过程中，展现了非凡的军事才能和领导智慧。
他不仅成功地整合了各地回民起义军，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反清力量，还通过灵活机动的战术，使起义军在劣势下保持了较强的战斗力。
与太平军和捻军紧密配合
李得仓（1827-1896年）领导的张家川回民起义军在反抗清朝压迫的过程中，与太平军和捻军紧密配合，共同对抗清朝的腐朽统治。
陕甘回民起义与太平天国运动同步进行，互为犄角，沉重打击了清政府的力量。
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军进入陕西，与清军在周至、凤翔一带展开激战。
此时，李得仓领导的张家川回民起义军也初举义旗，这使得清军疲于奔命，腹背受敌。
张家川回民军的起事成功牵制了一部分清军，间接为太平军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同治二年（1863年），太平军在周至作战失败，被迫南撤。
李得仓抓住机会，率张家川回民军进入华亭神峪河，截断清军的运粮道路，再一次有效地配合了太平军的撤退，起到了掩护作用。
除了与太平军相互配合外，李得仓的“南八营”与捻军展开了更大规模的联合行动。同治五年（1866年），李得仓率领“南八营”与陕西回民起义军会合，展开东进军事行动。
与此同时，捻军由梁王张宗禹率领，从河南向陕西进发。
捻军的入陕，使得陕甘两省的回民抗清斗争达到高潮，不少汉族反清武装如甘肃董福祥、高万镒部也积极配合李得仓等部回民起义军。
同治六年（1867年）七月，李得仓率领“南八营”攻入陕西千阳、陇州、凤翔及关中东部一带，与捻军首领张宗禹联合作战。
在凤翔地区，两军一度仅隔一河，并有渡河会师之议，但由于计划泄露，清军总兵刘松山、谭玉龙合兵堵截，计划未能实现。
随后，捻军与“南八营”再次准备联合，但因清廷重兵围剿，两军在三原至咸阳间被冲散，计划未能实现。
尽管如此，李得仓与捻军仍有多次成功的联合作战。
例如，1867年11月，捻军和回民军共同占领了绥德，掀起了陕甘反清斗争的高潮。
然而，由于左宗棠采取“先捻后回”的策略，集中兵力打击捻军，捻军在华北告急，西捻军在回民军掩护下渡过黄河东去，陕甘回民军在关中孤立，被迫再次退往甘肃。
李得仓招抚，左宗棠收复新疆
清政府为了镇压西北回民起义，先后派遣了六任总督（钦差大臣）办理陕甘军务。
第五任总督穆图善主张对回民起义军宜抚不宜剿，而第六任总督左宗棠则主张以武力镇压。
从同治六年（1867年）六月至同治八年（1869年）十一月，陕甘军务实际上由左宗棠和穆图善共同署理，但穆图善因先期督办不力，归左宗棠节制。
两人常因对回民起义军应抚还是应剿的问题发生分歧，但以左宗棠为首的主剿派得到了朝廷的支持。
同治七年（1868年）十月，左宗棠进驻西安，开始布置对陕甘回民起义军的围剿。
他购进大量洋枪洋炮，并制定了三路平回的作战方案，招抚了董福祥集团作为清军南翼，亲率中路，北路由刘松山率领，浩浩荡荡向回民起义军发起进攻。
同治八年（1869年）三月，左宗棠移军乾州，诱使陕境回民进入甘肃，以便节省兵力。
面对清军的猛烈进攻，李得仓发现回民起义军力量薄弱，难以与装备精良的清军抗衡。他认真分析形势后，决定接受清廷的招抚。
同治八年（1869年）五月，李得仓在萧河城与盐关营何士秀部一起率众10万人（另一说16万人）受抚。
六月，清廷派遣官员前往招抚，实际稽点人数为9万6千余人，其中汉民胁从者3万1千余人。
由于饥病，回民陆续死亡，剩下3万1千余人，愿意返回原籍。
清廷安排回民回到秦安、清水张家川等地，并命令李得仓约束部众，不得扰及汉民。
关于李得仓接受招抚，有两种主要说法：
1. 马化龙的密令：据张家川教内传说，李得仓是一名虔诚的穆斯林，受了十三太爷马化龙的密令投降。当时马化龙自感形势严峻，嘱咐李得仓先行投降，以保全后路。
2. 粮食短缺：另一种说法认为，金积堡和“南八营”都面临严重的缺粮问题。据记载，当时金积堡的回民军粮食短缺异常，甚至发生了食人事件。马化龙考虑到生存问题，决定以家眷为牺牲，和左宗棠讲和。他也建议李得仓在南八营防区内就地讲和，以免连累广大的人民。
后果与影响
李得仓接受招抚后，回民起义军被安排居住在秦安、清水张家川一带。
清政府按口计粮，初期每天大人给半斤，小口给6两，秋后停止。
周围汉族群众的接济使回民得以生存，清政府对投降的回民进行严格控制，设立十家长、百家长，限制其行动和日常生活。
从宏观上看，李得仓的投降标志着西北回民起义进入低潮。
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军和捻军后，集中兵力对付陕甘回民起义军，回民军的处境更加艰难和危险。
李得仓的接受招抚，对清廷来说是一次重要的胜利，使得陇东门户大开，左宗棠可以长驱直入，进逼金积堡。
清代官方文牍记载，李得仓是清廷的心腹大患。
从同治元年起义到同治八年招安，李得仓的革命性是坚定的，但在面对清军的压倒性优势和严峻的生存问题时，他选择接受招抚，以保全回族民众的性命和未来。
李得仓的选择，虽未能对清朝统治构成决定性打击，但他的决定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展示了领导者在面对生存危机时的智慧和决断。
李得仓为保全回族民众接受清廷招抚，是一段复杂且充满挑战的历史，值得后人铭记和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