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7月，尽管周作人和鲁迅居住在北平八道湾的同一个四合院里，但他们两人似乎已经产生了隔阂，即使见到对方也不说话。
过了几天，周作人似乎有话要对鲁迅说，于是就写了一封信交给鲁迅，内容如下：
“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大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扭受得起，也不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蔷微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进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你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在这封信中，周作人明确表示，禁止鲁迅进入后边自己居住的院子里。
看完周作人的信，鲁迅则是一脸茫然，他曾经多次想要找周作人问了明白，但都被周作人拒绝，两人完全已经到了不可缓和的地步。
鲁迅和周作人
一个月之后，为了与周作人保持距离，鲁迅和朱安只好搬出八道湾的四合院。他四处找朋友借钱，在北京的西三条安了新家，随后又把母亲鲁瑞接了过来。
不久之后，就在鲁迅返回八道湾拿回自己的书籍的时候，却遭到了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的打骂。
不仅如此，周作人还请来了北京大学的同事张凤举、徐耀辰，以及羽太信子的弟弟羽太重九，他们联起手来对鲁迅进行恐吓，还朝鲁迅的身上扔东西。
关于鲁迅和周作人之间为什么会反目成仇，他们两人都选择了沉默，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谈及此事。
但是，外界纷纷猜测是由于经济上的矛盾，才导致鲁迅和周作人发生决裂。
还有一种说法流传的更加广泛，那就是“鲁迅与周作人妻子羽太信子之间的男女之事”。
中国近代作家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一文当中这样写道：
“1924年，根据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两人动手时在场的张凤举说，羽太信子当时控诉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
后来，鲁迅和许广平的儿子周海婴在撰写《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的时候，是这样解释当时的情景：“可能是鲁迅偶然撞见羽太信子正在洗澡，不值得大惊小怪。”
周作人和羽太信子打骂鲁迅的事件发生以后，周建人的前妻、羽太信子的妹妹羽太芳子选择站在了鲁迅这边，她并不相信羽太信子口中所说的话，更不相信鲁迅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朱瑞和朱安
如果羽太信子所说的话属实，那么鲁迅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必将成为他身上的一个污点！
对此，鲁迅一直想要寻找一个机会，当面跟周作人解释清楚，但周作人始终不给他解释的机会，最终导致兄弟两人反目成仇。
面对周作人的所作所为，就连周建人也看不下去了，他曾经在文章当中严厉批评“周作人忘恩负义，对鲁迅太过无情，甚至受到老婆羽太信子的任意摆布，乃至于后来的人生跑偏”。
有人为人，周作人后来选择在“汪精卫伪政权”里面当汉奸，甘心替日本人做事，就是受到“他跟鲁迅绝交”的影响。
鲁迅
其实，鲁迅在1936年10月就病逝了，周作人是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才当上的汉奸，总而言之还是他自己的选择。
周作人不仅走上了汉奸的道路，甚至还把汉奸当的有模有样......
在侵华日军占领北平期间，周作人曾经先后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兼文学院院长、“汪精卫伪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委教育总署督办等高级职务，主要负责管理北京大学的文学院工作，以及“汪精卫伪政权”统治下的教育工作，彻底沦为了日本人的一条走狗。
周作人之所以会选择为“汪精卫伪政权”效力，沦落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汉奸，主要源于他内心的四个错误认知。
第一个错误认知：抗日战争必败论；周作人认为，在蒋介石的统治之下，南京国民政府内部腐败无能，丧失民心，而且中国和日本的军事力量相差悬殊，尤其是中国的海军力量更加没法跟日本海军相提并论。
中国近代文学家郑振铎曾经写过一篇《惜周作人》，他在文中这样写道：
“‘七七事变’之后，我和周作人见过一面，他对我说：‘和日本人作战是不可能的，人家有海军，没有打，人家已经登岸来了。我们的门户是洞开的，如何能够抵抗人家？’”
从周作人的言语当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前景感到悲观，更是一种典型的“抗战必败论”。
其实，早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初期，就有许多文化界人士具有同样的看法，就连搬迁到云南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私立南开大学组成）中的教授，也不好看中国的抗日战争。
周作人
身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闻一多，在1938年给好友写信的时候，在信中发牢骚说：
“同桌是一群著名的败北主义者，每到吃饭时，必大发其败北主义的理论，指着报纸得意洋洋地说：‘我说了要败，你看吧！现在怎么样？’他们人多势众，和他们辩论是无用的，这样，每次吃饭对于我简直是活受罪。”
当时，郑振铎向周作人问道：“是不是中国如果打不过日本，就该放弃抵抗，投降日本？”
听到这个问题，周作人变得沉默了，他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
或许，在周作人的心里认为，只有投降求和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只是不方便说出口而已！
第二个错误认知：投降有理，抗战有罪；也许是长期对中国的抗日战争感到悲观，让周作人联想到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主战派人物和投降派人物，并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周作人的观点确实有些另类，他强烈诋毁那些主战派人物，反而对投降派人物进行大肆赞美，还提出“投降有理，抗战有罪”的谬论。
不仅如此，对于南宋时期臭名昭著的秦桧，周作人则是赞赏，而对于精忠报国的岳飞，他则是进行批判。
周作人在1935年写的《岳飞与秦桧》一文当中，还对秦桧进行了一番夸赞：
“秦桧根据当时实情求和，从而保住了南宋的半壁江山。和比战难，战败仍不失为民族英维，古时自己要保性命，现在还有地方可逃。和成则是万世罪人，故主和（派）实在更需要有政治的定见与道德的毅力也。”
除此之外，在《关于英雄崇拜》这篇文章里面，周作人这样评价文天祥：“他是消极的，失败的，是以一死了事的英雄，不必去学习他们，不必把他们当为模范！”
在《关于英雄崇拜》当中，周作人还写出了“为什么不要学习文天祥”的具体原因：
“第一，要学他（文天祥）必须国先亡了，否则怎么死得像他呢？我们要有气节，须得平时使用才好，若是必以亡国时为期，那未免柄性得太大了。
第二，这种死，于国家社会别无益处，我们的目的在于保存国家，不做这个工作面，等候国亡了去死，就是死了许多文天祥也何补于事呢？”
对于周作人所写的这些毁人三观的谬论，也遭到了许多爱国人士的批评！
周作人（左一）
中国现代学者袁良骏曾经对周作人一顿臭骂，他在《周作人附逆考辨》一文当中，就直言不讳地写道：
“周作人简直是在鼓吹壮烈牺牲有罪论，够得上血口喷人，这种往英雄头上泼粪的伎俩，也只有周作人这样擅长舞文弄墨的主和派才使得出，心理实在是阴暗至极。”
第三个错误认知：扭曲的道德观和责任感；在1945年抗日战争即将结束的前期，周作人竟然公开发表许多文章，不仅表达了他的扭曲的道德观，还阐述了他为什么要替“汪精卫伪政权”工作。
这些扭曲的道德观，用周作人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道义事功化”，他写的具体内容为：
“一个人的道德境界，不能看他说什么，而要看他做什么，不能看他表什么态，而要看他担什么责。不能光做个嘴上君子，嘴上高尚不算真高尚。”
由此可见，周作人试图用“道义事功化”进行道德绑架，以此来表述自己在“汪精卫伪政权”里面当汉奸是一种正义之举。
而且，周作人把自己说的多么伟大，多么境界高尚，自己不会像文天祥和岳飞一样一死了之，也不会像文天祥和岳飞一样做一个不负责任的英雄。
然而，周作人却浑然不知，他所写的这些逻辑，完全站在了道义的对立面。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初期，国民政府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私立南开大学搬迁到湖南长沙，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后来又搬迁到云南昆明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北平的众多学者和教授纷纷前往远离战争前线的昆明。
汪伪政权
但是，周作人身为北京大学的教授，他却不肯跟随学校前往昆明，执意要留在已经沦陷的北平，直到最后投靠“汪精卫伪政权”。
新中国成立之后，周作人给周总理写了一封长达六千字的书信，他在信中讲述了自己当年“执意要留在北平”的原因：
“那时先母尚在，舍弟的妻子四人，我的女儿（女婿在西北联大教书）和她的子女三人，都在我家里，加上自己的家人共十四口，我想自己如跑到后方去，在那里教几年书，也总是空话，不如在沦陷中替学校或学生做得一点一滴的事，倒是实在的。”
周作人认为，如果像其他的学者和教授一样前去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远离战争前线，只是靠口头发表一下抗日宣言，相当于是放空炮，没有任何意义。
因此，周作人觉得，只要留在已经沦陷的北平，哪怕是为日本人做一些事情，也会让北平的损失降到最低。
周作人
正是周作人的这种扭曲的道德观，直接影响到了他的民族责任感。
后来，周作人一直大言不惭的替自己开脱罪责：“我虽然替日本人卖命，但是并没有危害国家，甚至还有益于人民！”
周作人能够说出这种话，可见他对于自己卖国求荣的举动并没有感到一丝愧疚。
1946年，周作人在法庭上接受审判的时候，他还写了一份辩诉状，其中写道：
“学校可伪，学生不伪。政治虽伪，教育不可伪。及国家存亡绝续之秋，青年教育关系重大，不可使中绝，尤不可使恶化，必须肯有人冒犯不韪，共为维持，努力抵抗敌方奴化政策，精为国家及青年保存元气。”
周作人接受审判
不仅如此，周作人还在法庭上为自己辩解说：“我当时之所以同意担任汪伪政权的职位，是因为日本人物色了别的人选，而那个人选是个恶棍，只有我来做，才能杜绝那个恶棍祸害北平。”
此时的周作人依然不知悔改，他认为，自己担任“汪精卫伪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委教育总署督办，完全是为了抵制日本人对华北地区的奴化。
对于周作人来说，这种行为根本就不是汉奸，而是一件多么崇高的事情啊！
其实，周作人的这番辩解，无非就是想让法庭减轻自己的罪行。
除此之外，周作人还想让法庭知道，自己虽然替“汪精卫伪政权”做事，但却是一种正义之举！
然而，法庭才没有那闲工夫听周作人胡说八道......
众所周知，“汪精卫伪政权”是日本人扶持的一个政权，日本人许给周作人高官厚禄，肯定不会让他抵制对华北地区的奴化教育。
由此看来，周作人在法庭上的自我辩解是不成立的！
事实上，在日本人侵占华北地区的那段时间里，周作人也确实帮助日本人做了许多推行奴化教育的丑行，彻底违背了自身的民族责任感。
第四个错误认知：贪图名利；在北平沦陷之后，周作人之所以不愿意跟随北京大学搬到昆明，还跟他贪图名利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
自从鲁迅把周作人推荐到北京大学担任文学教授以后，他凭借自己的才华，很快就成为了学生的偶像，他的名气也开始北平越来越大。
然而，长期笼罩在偶像的光环之下，也让周作人陶醉其中，难以自拔。
郑振铎曾经劝说周作人离开北平，跟随北京大学一同南下昆明，但是却遭到了拒绝。
周作人担心，自己一旦去了南方，就不会再有在北平时的风光，他对郑振铎说：“南方是左翼作家的天地，而左翼作家向来对绅士派头的京派文人冷嘲热讽！”
郑振铎
郑振铎后来对周作人做出这样的评价：“他太迷恋在北平的名声！”
周作人内心深知，凭借自己在北平的影响力，一定会受到日本人的重用。
果不其然，周作人被任命为“汪精卫伪政权”控制下的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兼文学院院长，每个月还能拿到许多薪水，这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无法享受的待遇。
郑振铎在《惜周作人》一文当中写道，周作人因为贪图安逸，迷恋北平八道湾的舒适优裕生活，不想在动乱之中颠沛流离，所以才不肯离开北平。
况且，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就是日本人，他也算是日本人的家属了，侵华日军也不会拿他怎么样！
羽太信子
除此之外，羽太信子是一个贪图享受的女人，她强烈反对周作人前往昆明吃苦受罪，这也是周作人不愿离开北平的一个原因。
周作人长期居住在北平八道湾的“周宅”，由于经常遇到日本士兵前来搜查，他就把“周宅”改为“羽太寓宅”，甚至还在门口挂上日本国旗，以此来躲避搜查。
为了在动乱之中寻求自保，周作人不惜出卖国家，简直是无耻至极......
在1941年的时候，周作人还在日记里面记载了他在北平的奢华生活：
“1月26日，周作人给两个孙子买衣服，一天就花掉315元。
12月24日，周作人给自己和妻子羽太信子买了两件狐皮大衣，花掉1500元。
周作人家里的家具豪华，一次性购买桌椅就花了2100元。
周作人还隔三岔五出钱请客，置办酒席，家里还雇佣了一二十个仆人。”
在当时那个年代，周作人能够过上这种富贵生活，完全是日本人带给他的！
鲁迅和周作人
然而，于周作人的这种富贵生活相比，他对待母亲鲁瑞和嫂子朱安的态度却是非常抠搜，每个月只给她们15元的生活费，还不及他日常花费的零头。
可想而知，周作人在北平的生活衣食无忧，他自然是不愿意去昆明过那种“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穷苦生活。
当时，周作人身为北京大学的文学教授，更是众多学生心目当中的偶像，却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走上汉奸这条不归路，实在令人唏嘘不已。
无论如何，周作人误入歧途，无疑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损失，更是中华民族抗战史上的一大损失！
用户10xxx25
文化汉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