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月，蒋介石在国民政府召开的第五届五中全会上表决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八字方针”。
由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成员大多都是共产党员和左翼文化人士，他们就成为了“溶共”政策的重点对象。
1939年9月，就在“桂南会战”打响的前夕，鹿地亘接到了白崇禧发来的电报，让他来到桂林组建反战同盟西南支部。
临出发之前，鹿地亘专门从重庆和平村的第二俘虏收容所里面挑选出了两名日军战俘，让他们担任筹建反战同盟总部的干事。
然而，就是这个草率的决定，从而引来了一场大麻烦。
鹿地亘刚一离开博爱村，就传出了一则“反战同盟总部成立时要杀掉俘虏”的言论，第二俘虏收容所的战俘就像变了一个模样，他们全都赖床不起，不去做操，更不学习。
经过一番调查，第二俘虏收容所主任沈起予得知了事情的真相，原来问题出自鹿地亘临走前任命的干事之一三船薰的身上。
三船薰刚一上任，为了抬高自己的地位，他就私下煽动其他战俘不准做操，不准上课，而且还编造“反战同盟总部成立时要杀掉俘虏”的言论，以此来威胁战俘服从他的命令。
不久之后，三船熏又犯了一个严重错误！
有一次，三船薰多喝了几杯酒，第二俘虏收容所的一位工作人员好心扶他回屋，可没想到，他竟然挥起拳头将工作人员打倒在地。
三船薰本身就是一个俘虏，竟敢袭击工作人员，顿时惊动了整个博爱村。
酒劲过去之后，三船薰心里开始害怕了起来，他拿着一份检讨书，来到沈起予的办公室自首。
沈起予不仅没有责怪三船熏，反而对他进行耐心地开导：“我们不必谈什么处罚的话吧，不过我看你近来的心境很不好，是不是？”
沈起予继续说道：“鹿地亘迟早还会回来，现在反战同盟总部还没有正式建立，你还有机会，你若是继续错下去，你将彻底失去参加反战工作的可能性！”
经过这次事件，三船薰也变得老实了许多，全心投入到工作当中。
鹿地亘
1940年1月，白崇禧取得了“昆仑关战役”的胜利，鹿地亘返回重庆，在得知了三船熏曾经做过的事情之后，他当即免去了三船熏的干事职务。
在鹿地亘的号召之下，博爱村连续组织了多场宣传大会，他亲自跟战俘一个一个地进行谈话。
终于，鹿地亘的做法得到了大多数战俘的支持，顿时点燃了战俘的反战热情。
见此情景，鹿地亘的心里倍感欣慰，他意识到，反战同盟总部距离正式成立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1940年3月29日，反战同盟总部准备会获得了国民政府的支持，鹿地亘从战俘当中挑选了十六个人，得以让他们摆脱战俘的身份，从而成为反战同盟总部的一员。
鹿地亘
沈起予在当天的日记当中兴奋地写道：
“这一天，金刚坡下的赖家桥村内也洋溢着一股洋洋的喜气，在我们这算是又要嫁女儿。”
但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却下令，不准鹿地亘开展关于反战同盟总部筹建的任何活动。
面对这种突发状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马上采取措施，他安排反战同盟西南支部和重庆总部筹备会的工作人员，以“集中整顿学习”的名义留守重庆，等待时机。
郭沫若深知，在昆仑关三位烈士牺牲的巨大舆论影响之下，反战同盟总部的成立几乎已经成了定局。
1940年6月17日，法国在欧洲战场上战败投降，在日本的要求之下，法国封锁了滇越铁路，同时日本还要求英国关闭滇缅公路，企图切断中国和国际反战力量之间的联系。
1940年7月20日，反战同盟总部（全称为“在华日本人民反战革命同盟会”）在重庆赖家桥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礼堂，正式宣告成立！
在反战同盟总部成立的当天，大家一致选举鹿地亘担任反战同盟总部会长，并且负责编辑出版刊物《为真理而斗争》。
与此同时，由于蒋介石实施的“溶共”政策，他要求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全部成员都必须加入国民党，直接引发了第三厅与国民政府的矛盾。
由于蒋介石不断给第三厅施加压力，使得事态更加恶化......
郭沫若
1940年9月1日，郭沫若宣布辞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职务，第三厅的其他成员也纷纷跟着辞职。
面对第三厅和国民政府之间的矛盾，国民政府于9月20日发布了第816号政令，决定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进行全面改组，就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的职务也被免去。
而且，一直由第三厅指导的反战同盟也受到了波及！
为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办公厅曾经秘密质问反战同盟总部会长鹿地亘：“你跟反战同盟延安支部究竟有没有联系？”
由于鹿地亘是日本人的身份，就连反战同盟总部常驻顾问汪洽民甚至公开宣称：“敌国人搞反战运动是危险的，反战同盟可能是日本派遣的特务组织！”
就在这时候，鹿地亘在反战同盟总部的办公室里发现了三封遗书，这是两位日籍的反战同盟工作人员留下来的，男的叫村上清，女的叫冈村利子。
通过遗书上的内容得知，村上清和冈村利子之间由于感情纠纷，从而约定自杀。
其实，村上清和冈村利子并没有约定自杀，而是因为反战同盟总部受到国民政府的猜忌，他们担心会遭到清洗，所以就选择逃跑了！
就在村上清和冈村利子逃跑之后的第二天，他们在长江南岸被士兵抓住，随后被送到了国民政府军法处进行立案审查。
鹿地亘
鹿地亘在《日本兵士的反战运动》一文当中写道：
“第三厅与国民政府这种紧张的局势，让反战同盟总部的村上清和冈村利子对前途产生疑虑而逃跑。”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部还给鹿地亘发送了一份函件，希望鹿地亘把村上清和冈村利子逃跑的原因写成书面报告，并尽快把书面报告送到军法执行总监部。
面对国民政府对反战同盟总部的质疑之声，让鹿地亘承受了巨大压力。
因此，鹿地亘认为，应当尽快发起一次具有影响力的反战行动，才能证明反战同盟总部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反战同盟总部是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一手办起来的，但此时的陈诚已经调任第六战区担任司令长官，由张治中接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的职位，一度导致反战同盟总部的工作无法正常展开。
陈诚
1940年9月中旬，趁着陈诚从第六战区返回重庆交接工作的时机，郭沫若和鹿地亘秘密前往陈诚的住处，希望陈诚帮忙促成反战同盟总部前线战地工作队前往第六战区开展工作。
最终，陈诚同意了这个要求，并把汪恰民调离了反战同盟总部！
有了陈诚的支持，鹿地亘的工作就容易多了，很快就组建了一支十人组成的反战同盟总部战地前线工作队，具体的成员分工如下：
“鹿地亘担任指挥，山川要担任队长，岸本胜担任副队长，队员分别是中村一夫、成仓进、新井田寿太郎、佐佐木正夫、森木清和高野诚，第三厅七处科员张令澳随队担任翻译。”
受到反战同盟总部的影响，桂林的反战同盟西南支部也派出了八名组成的前线工作队奔赴第四战区前线开展工作。
1040年11月1日，为了防止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文化精英流入延安，国民政府颁布了一个妥协的方案：
“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以原来的第三厅成员为基础，成立一个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工委），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不再拥有第三厅原来的行政权力，只是作为研究组织，分为三个组进行国际问题、文艺问题和敌情研究，由郭沫若担任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冯乃超担任敌情研究组组长，继续配合反战同盟总部的工作。”
直到这个时候，第三厅和国民政府之间的矛盾才算正式结束。
1940年10月10日，反战同盟总部前线工作队抵达第六战区范围内的湖北恩施，马上投入到了战前的准备工作当中。
鹿地亘和山川要、岸本胜等人负责准备宣传材料，佐佐木正夫负责播音设备的测试。
而对于重庆的反战同盟总部，鹿地亘安排池田幸子、秋山龙一等三名成员留守，他们三人每周都会来到重庆的国际广播电台，与日本反战女性作家绿川英子一起对日本本土和侵华日军进行日语广播。
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的通信兵掘锐之助每次听到广播之后，都会难以抑制激动的心情，他还写了一首诗歌：
“重庆广播，偷偷倾听，那流畅的日语，心中不能平静。”
1940年12月6日，在鹿地亘的率领下，反战同盟总部前线工作队抵达宜昌的长江南岸，这里是第六战区第41师的防区，也是侵华日军进入重庆的咽喉之地。
当时，驻扎在宜昌的日军第39师团的一位士兵这样写道：
“宜昌不仅是湖北、湖南的交通要冲，而且是处在向抗战中心地四川、重庆进攻的突破口，若从中国方面来讲，丢掉宜昌，就如同被人家掐住脖子一样！”
通过观察宜昌的地形，反战同盟总部前线工作队绘制出了详细的战地图。
随后，鹿地亘就开始在长江南岸架设手摇发电机和高音喇叭，朝着长江北岸的日军阵地开始喊话：“同胞诸君，我叫鹿地亘，我是日本鹿儿岛人，这场战争是国家和民族的大不幸，我们日本人民是反对这场战争的，同胞们，请停止战争吧，好好保护珍贵的生命，为了父亲、母亲、兄弟、姐妹，你们好好想想吧！”
鹿地亘利用这种方式动摇日军的军心，劝说日军停止战争，对日军的心灵造成了巨大影响，被称为“语言的子弹”。
当时，鹿地亘在长江南岸喊话的地方，距离日军第13师团的士兵最近处只有200米，而且日军使用的“三八式”步枪的有效射程就有460米，足以可见危险程度之高。
反战同盟总部前线工作队每天上午在后方驻地准备广播内容，他们分为两组，从晚上八点开始轮流向日军阵地进行广播。
一直到凌晨过后，反战同盟总部前线工作队才结束广播，然后徒步几十里地，返回位于后方的驻地。
1940年12月8日，就在鹿地亘进行广播的时候，有一个班的日军士兵手举白旗，来到第41师驻防的铁丝网前，认真听取广播的内容。
几天之后，反战同盟总部前线工作队的努力终于收到了效果！
鹿地亘和妻子
1940年12月15日，从双方的战壕走出来几个信使，他们互相交换信件和互赠礼物。
第41师送给了日军一些柑橘等土特产，以及对敌宣传册和优待日军战俘通行证，同时还有鹿地亘的一封亲笔信《告日本军司令官书》，他在信中劝说日军应当立即结束战争。
然而，日军驻守宜昌总部担心部队受到反战同盟总部前线工作队的蛊惑，为了避免起义的现象发生，他们马上把这批部队调离前线。
通过这件事情，足以可见，反战同盟总部前线工作队在战场上发挥的重要作用。
反战同盟总部前线工作队通过“语言的子弹”，严重动摇了日军的军心，鹿地旦在后来的回忆录当中这样写道：
“陈诚司令官发给我一份至慰加倍努力的电报，前线工作队还开办了对敌宣传工作训练班，在短时间内，教授1000多名一线官兵成功掌握常用日语喊话。”
为了扩大反战同盟总部的影响力，鹿地亘还把在战场上喊话的内容写成邮件，由张令澳翻译成中文，通过军邮发送到重庆，受到了《大公报》和《新蜀报》的连载。
在报刊的广泛传播下，反战同盟总部的活动成为了社会舆论的焦点，甚至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1941年1月26日，圆满完成工作任务的反战同盟总部前线工作队乘坐一艘“民勤号”轮船，准备返回重庆。
从“民勤号”轮船上面的收音机里，鹿地旦得知一个重大消息，那就是“在1月6日发生了皖南事变”，导致国共合作走向破裂。
鹿地亘在后来回忆说：“皖南事变发生之后二十天，我才知道这件事情，我们正好在回重庆的路上扬子江附近，这时我觉得这下可糟了，但已经晚了。”
鹿地亘一行人到达重庆的当天，重庆的大梁子亦园戏院聚集了社会各界的团体和民众，他们都在欢迎反战同盟总部前线工作队的凯旋归来。
而在朝天门码头上，更是聚集了两万多名重庆民众，伴随着雄壮的铜管乐曲和民众的鼓掌欢呼声，鹿地亘一行人走下了“民勤号”轮船。
可是，面对重庆民众的热情，鹿地亘依然没有能够消除“皖南事变”带给自己的影响，他在后来的回忆录当中写道：
“听说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的各支部队开始残酷清洗“赤色分子”，所谓的政治犯激增，西安的政治犯集中营已经满员。”
然而，就是在这个特殊的敏感时期，又发生了一件意外之事，反战同盟总部的负责人之一成仓进和其余七名成员陆续外出，一直没有返回！
鹿地亘认为，成仓进等八人可能是逃跑了......
在递交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的报告当中，鹿地亘记录了成仓进煽动其他成员的话语：
“眼下以新四军处罚问题为转机，在中国国内内战为之迫近，反战同盟成员那时一定会全部被杀。”
由此可见，反战同盟总部出现成员逃跑的事件，是受到“皖南事变”的影响，而鹿地亘作为反战同盟总部会长，依然是难脱干系！
1941年7月20日，这天是反战同盟总部成立整整一年的日子，位于重庆赖家桥的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变得热闹起来，郭沫若、冯乃超、老舍等重庆知名人士纷纷赶来庆祝。
在这一年之内，反战同盟在中国多个战区都得到了发展，除了最早成立的反战同盟桂林西南支部，还相继成立了反战同盟鄂北第五战区支部和反战同盟洛阳支部。
除此之外，在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内部，也陆续成立了反战同盟纲领和在华日本人觉醒联盟。
然而，除了最早成立的反战同盟桂林西南支部以外，其余地区的反战同盟支部与位于重庆的反战同盟总部之间的联系，全部都受到了阻碍，全面统一的反战同盟组织并未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