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06年，也就是明武宗继承皇位的第二年，由于以刘瑾为首的“八虎”整日引诱年仅十六岁的明武宗外出游玩、下夜店、逛妓院，导致明朝的朝政荒废，引起了外廷文官集团的强烈不满。
以刘健、谢迁和李东阳三位内阁首辅为首的外廷文官集团认为，只有把以刘瑾等“八虎”彻底铲除，才能让明武宗安心处理朝政。
于是，外廷文官集团联名向明武宗呈上一份弹劾奏折，里面列举了“八虎”的种种罪状，强烈要求马上诛杀“八虎”。
“八虎”是明武宗身边最为信赖的八位宦官，除了为首的宦官刘瑾之外，其余七位宦官分别是张永、罗祥、魏彬、丘聚、高凤、马永成和谷大用。
“八虎”每天带领明武宗吃喝玩乐，明武宗实在舍不得将他们杀掉，但是面对外廷文官集团的步步紧逼，他只好想方设法替“八虎”开脱。
在外廷文官集团的施压之下，明武宗只好将“八虎”革职赋闲，全部发配到南京等待消息。
但是，这种处罚力度根本不能让外廷文官集团感到满意，他们为了明朝的江山社稷，再次联合数百文武官员实施“伏阙面争”，逼迫明武宗诛杀“八虎”。
然而，就在明武宗即将妥协的时候，外廷文官集团里面却出现了一个叛徒，他就是吏部尚书焦芳。
焦芳把外廷文官集团逼迫明武宗诛杀“八虎”的计划，全盘告诉给了刘瑾，从而直接改变了局势的走向。
刘瑾原来以为，自己被发配到了南京，外廷文官集团就会就此罢手，从而躲过一死，然而外廷文官集团还是不肯放过自己。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刘瑾等“八虎”决定放手一搏，从而寻找一条自救的出路。
于是，刘瑾等“八虎”连夜返回北京，企图请求明武宗看在往日的情分上饶了自己。
见到明武宗之后，刘瑾等“八虎”马上跪倒在地，并且采取了三招策略：
第一招：悲情计，从感情上触动明武宗；第二招：离间计，从政治上警醒明武宗；第三招：激将法，故意刺激明武宗的个性。刘瑾果然是老奸巨猾，他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口才，成功说服了明武宗，不仅保住了“八虎”的性命，还让明武宗坚决站在“八虎”这边。
其实，明武宗之所以要保住“八虎”的性命，更多考虑的是自身的利益。
明武宗刚刚继承皇位的时候，明朝的财政非常紧张，为了限制明武宗的奢侈和浪费，外廷文官集团和司礼监联合起来向他进行施压，目的就是让他从各方面“节省开支”。
但是，这让明武宗感到大为不满......
明武宗认为，若是诛杀掉以刘瑾为首的“八虎”，那么外廷文官集团和司礼监就会联合起来掐断自己的经济命脉，无疑就是在削弱皇帝的权威。
在明武宗的眼里看来，只有宦官才是自己身边最为听话的人群，而且还能给自己带来无尽的欢乐，外廷文官集团想要削弱宦官的权力，就相当于在削弱皇帝的权力，他自然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
尽管外廷文官集团一心在为朝廷着想，但与能够给自己带来快乐、又能够让自己不缺钱花的刘瑾等“八虎”相比，明武宗还是选择了“八虎”。
于是，就在明武宗下定决心要留下刘瑾等“八虎”的同时，他还任命刘瑾执掌司礼监兼提督团营，任命马永成担任东厂提督，任命谷大用担任西厂提督，张永、高凤等人也均被委以重任。
直到这个时候，以刘瑾等“八虎”才算真正扭转了败局，在与外廷文官集团的这场政治斗争当中取得了胜利。
见此情景，三位内阁首辅刘健、谢迁和李东阳感到十分失望，纷纷向明武宗提交了辞职奏折。
然而，明武宗竟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犹豫，果断就同意了刘健和谢迁的辞职请求，只是把李东阳留了下来。
其实，明武宗极力挽留李东阳，并不是因为他懂得使用人才，而是刘瑾在背后运作。刘瑾认为，李东阳跟刘健、谢迁不同，他比较怯弱，完全可以留在朝廷为己所用。
而吏部尚书焦芳作为这场政治斗争当中的“首席功臣”，也在刘瑾的提携之下，如闪电一般地进入朝廷内阁，并且顺利执掌了外廷文官集团的最高权力。
从此以后，大明王朝开始进入一个“贤德远离，奸邪盈朝”的时代。
刘瑾不仅一跃成为了权倾朝野的司礼监掌印太监，还掌管了朝廷当中重要的东厂和西厂。
司礼监是在明太祖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设立的，属于宦官二十四衙门之中的首席衙门，起初的职责主要负责掌管宫廷内部的一切礼仪，以及纠察宫里宦官的违法乱纪行为。
司礼监设置的有提督太监、掌印太监、秉笔太监和随堂太监等十二位太监，他们分别负责不同的职务。
自从刘瑾担任司礼监掌印太监之后，就把司礼监变成了“十二监中第一署”，他的官衔属于正四品，在内廷里面已经是非常高的职位了。
司礼监和朝廷内阁是相对并列的两个机构，两者共同处理朝廷的军政事务。
然而，司礼监和朝廷内阁还是存在区别的，司礼监属于内廷，朝廷内阁属于外廷。而且司礼监距离皇帝更近，每天与皇帝见面，他们的权力甚至超过了朝廷内阁。
更有甚者，司礼监有的时候还可以向朝廷内阁下达命令，要求朝廷内阁为皇帝服务。
由此可见，司礼监的权力之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票拟权，可以对朝廷的军政事务提出处理意见；二、批红权，有权对所有奏折做出决策，然后以皇帝的名义颁发诏令；三、行政监察权，可以代表皇帝对朝中大臣进行监督。刘瑾当上了司礼监的一把手，那些曾经反对他的大臣就要遭殃了，因为他即将实施一系列的反击报复行动。
刘瑾刚刚来到司礼监上任的时候，还是比较谨小慎微的，任何事情都会先向明武宗进行请示。
可是，时间一长，每当明武宗正在玩得高兴之时，刘瑾就去找他汇报事情，严重扰乱他的兴致，甚至对刘瑾大发雷霆。
有一次，明武宗气愤地对刘瑾说道：“你现在什么事情都拿来烦我，我要你是干什么吃的，有的事情你自己看着办吧，不用向我汇报！”
这句话正是刘瑾想要的结果，从此以后他便开始以明武宗的名义祸乱朝纲。
根据《皇明纪略》当中的记载，朝廷内阁当时想要以明武宗的名义起草诏书，对于朝中的人事任免问题，必须先要征求刘瑾的同意，他们才敢下笔起草。
更有甚者，为了方便处理朝政事务，刘瑾直接把每天的奏折拿到自己府上，逐渐形成了另一个权力中心，被称为“立皇帝”。
因此，当时的明武宗只是名义上的皇帝，而实际处理朝政事务的则是“立皇帝”刘瑾。
刘瑾掌握朝政大权以后，为了在朝堂树立自己的权威，他采取了三大措施：打击政敌、架空六部和干预司法。
第一：打击政敌；对于曾经弹劾过自己的官员，刘瑾从来没有想过要原谅他们，而是对他们使用三招手段，分别是追杀、杖责和枷号。
刘瑾掌握朝政大权之后，王岳、范亨和徐智被发配到了南京，但他依然不放心，总是担心这些人有一天会重返北京跟自己作对。
为了达到铲草除根的目的，刘瑾派出锦衣卫杀死了王岳和范亨，徐智在断了一只胳膊的情况下侥幸逃脱。
杖责又称为廷杖，根据明朝的刑罚惯例，若是官员被判杖责的时候，他们可以在背后垫上一层棉毡，这样不仅可以减轻受伤的程度，还可以保全官员的体面。
但是，刘瑾却改变了这一规则，他要求：无论官员的罪名是轻还是重，全部实行杖责。
而且，刘瑾还规定，在官员进行杖责的时候，一律不准垫上棉毡，还要脱下裤子，专门打屁股，不准打后背。
不得不说，刘瑾的这一招简直就是杀人诛心，在触及官员肉体的同时，又侮辱了官员的灵魂，从而让官员对刘瑾产生畏惧之心，不敢再跟刘瑾作对！
在《皇明纪略》当中有这样的一段记载：
“逆（刘）瑾当国，惧无以惩言官者，大学士焦公芳进计曰：文臣所惧惟杖责耳。”
其实，以刘瑾的智商，他还想不出这种损招，真正在背后帮他出主意的人是吏部尚书焦芳。
在内阁首辅刘健和谢迁辞职以后，外廷文官集团的许多官员担心刘瑾的打击报复，纷纷向明武宗上奏挽留刘健和谢迁，其中也包括御史和给事中。
一般的官员给明武宗上书，刘瑾根本是不放在眼里的，但是唯独惧怕御史和给事中。
就在刘瑾愁于怎么对付御史和给事中的时候，焦芳给他出了一个主意：“文臣的面子不单单是在脸上，还在屁股上，他们想要面子，咱们就打他们的屁股，让他们丢掉面子！”
刘瑾一听，这可是一个好主意啊，于是就把朝廷的杖责惯例做出了改变！
除此之外，为了发泄心中的怒火，刘瑾很快就以明武宗的名义，给十五位御史和六位给事中扣上罪名，扒掉他们的裤子，每人打了三十大板的屁股。
通常来说，打屁股一般是打不死人的，但是明朝时期却经常打死人。
为此，清朝末期的法学家沈家本曾经做过考证，明朝时期的杖责一般是由锦衣卫负责实施，锦衣卫要比普通的士兵更加勇猛，他们擅长两个绝招：一个是“外轻内重”，一个是“外重内轻”。
负责杖责的锦衣卫都是经过专门训练出来的，他们在平时训练的时候，每天都是使用“假人”练手。
具体来说，就是首先使用皮革做成两个人形，一个里面装满砖头，一个里面塞满纸片，然后在外侧套上衣服。
经过长时间的杖责训练，锦衣卫能够轻易掌握力度，在不破坏衣服和皮革的情况下，把里面的砖头打碎，这叫“外轻内重”。只是把衣服和皮革打破，但里面的纸片却完好无损，这叫“外重内轻”，这种方式用来对付那些不听话又不能置于死地的官员。
面对如此残酷的杖责，许多官员因此皮开肉绽，不仅让官员的颜面尽失，甚至还有可能落下终身残疾。
刘瑾利用这招，让许多官员被迫屈服于自己的淫威之下。
然而，也有一批官员不惧刘瑾的淫威，敢于站出来对抗刘瑾，御史蒋钦就是其中之一。
蒋钦被刘瑾下令杖责三十大板之后，又向明武宗上奏弹劾刘瑾，甚至在奏折当中直接怒骂刘瑾为“悖逆之徒，蠹国之贼”，极力劝说明武宗不要宠信刘瑾这样的奸邪小人。
可是，当时的奏折几乎都要经过刘瑾之手，他看到这份弹劾奏折之后非常愤怒，当即以明武宗的名义再对蒋钦实施杖责三十。
这一次，蒋钦的屁股被打的血肉淋漓......
三天之后，蒋钦再次向明武宗呈上弹劾刘瑾的奏折，他想要以死劝谏明武宗远离刘瑾。
眼看蒋钦如此执着，刘瑾决定彻底将他除掉，于是再次下令将他杖责三十，随后投入狱中。
蒋钦这次没有挺过去，几乎被打得奄奄一息的他于三天之后在狱中死去，年仅49岁。
遗憾的是，蒋钦的死，依然没有能够唤醒明武宗。
在当时那个年代，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当众脱裤杖责屁股，所带来的精神疼痛远远高于身体上的疼痛。
由此看来，刘瑾的这一行为，彻底摧毁了明朝官员的最后一丝尊严，就连中国近代历史学家吴晗也都做出这样的评价：“折辱士气，剥丧廉耻！”
为了打击政敌，刘瑾还把三十五斤重的枷锁提升到了一百五十斤，光是枷锁的重量就足以把人压死，更不要说长时间佩戴了！
因此，一些本来反对刘瑾的官员为了保住屁股不被杖责，开始在刘瑾面前唯唯诺诺，逐渐沦为了刘瑾的一派。
第二：架空六部；在打击政敌、排除异己的同时，刘瑾还把双手伸向了朝廷的工部、吏部、礼部、刑部、兵部和户部（简称六部），以此来培养自己在朝堂之中的势力。
按照明朝的法律规定，朝廷文武大臣的人事任免是由吏部和兵部来负责的。
而刘瑾掌握朝政大权不久之后，就开始以明武宗的名义颁布一道命令：
“吏兵二部，凡进退文武官，先于（刘）瑾处详议。”
从这个时候开始，“六部”就是形同虚设，吏部和兵部在选拔和任命官员的时候，都要首先通知刘瑾。
凡是与刘瑾作对的官员，或者刘瑾看不顺眼的官员，全部都被他踢出朝廷，导致朝廷选拔和任命官员就像儿戏一样。
根据《皇明纪略》当中的记载，刘瑾想要搞定正二品以下官衔的武官，就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
这样一来，就会造成武官的地位越来越弱，他们不再以军队中的事务为重，而是整天想着怎么献媚刘瑾。
长而久之，给明朝带来的不良后果就是“军队实力大为削弱”。
清朝时期的军机大臣张廷玉在负责撰写《明史》的时候，曾经对于刘瑾的这种玩法做出这样的评价：
“让明朝天下的兵将冲锋陷阵，无人敢上，守备防御无能为力，大明帝国军力锐减。”
第三：干预司法；明朝时期的司法流程比较完善，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分别负责案件的审判、复核和监察，各司其职，井然有序，合称“三法司”。
刘瑾心想，既然自己想要完全把持朝政，那么“三法司”必然不能排除在外。
于是，刘瑾开始干预明朝的司法监察权，他命令北京都察院和南京都察院的所有奏折都要向自己禀报，自己看过之后再决定是否向明武宗汇报。
眼看都察院的官员没有人敢反对，刘瑾直接命令朝廷内阁颁发命令，授权“天下镇守太监，得预刑名政事”。
意思就是，天下的镇守太监可以介入大理寺的复核，让太监渗透到明朝的司法部门，并且主导司法案件的判罚。
这简直就是贻笑大方，让明朝法律的威严何在？
为了对朝廷的官员和民间的百姓进行监督，除了东厂和西厂以外，刘瑾还专门设立了一个内行厂，三厂的特务搞得官员和百姓人心惶惶。
关于刘瑾执掌的特务系统究竟有多可怕，在《明史·刑法志三》当中这样记载：
“远州僻壤，见鲜衣怒马作京师语者，转相避匿。有司闻风，密行贿赂。于是无赖子乘机为奸，天下皆重足立。而卫使石文义亦（刘）瑾私人，厂卫之势合矣。”
刘瑾通过一系列手段打击政敌、架空六部、干预司法，终于把明朝的所有大权尽归其手，他的权力和地位也达到了顶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