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历程》作者：李泽厚
诸子百家的精神世界
经历了夏商周时代，中华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进入了先秦时代。这里说的“先秦”，就是秦代之前，一般指的是春秋战国时代。
这个时代，也就是东周，是西周的延续。历史学家认为，这是中国古代社会最大的变革时期。在精神和意识形态领域，也是最为活跃的创造时期，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热烈局面。
尽管诸子百家的主张各有不同，但是其中贯穿了一个总的思潮，那就是“理性主义”，主张理性、勇于思考。它是先秦诸子各家学说共同的指导思想。
比如诸子百家中的“名家”，是专门讨论逻辑思辨的，而“法家”则倡导通过刑罚、规则，来建设社会秩序。这些主张都表现出了理性精神的某些方面。
而这种理性精神是承先启后的，它一方面帮助人们摆脱原始巫术、宗教的观念传统，另一方面也奠定了汉民族的文化与思想。
在这其中，最能表现“理性主义”的两个学派，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和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二者互相对立、同时又互为补充。
“儒道互补”，是两千多年来中国思想的一条基本线索。
我们先来看儒家。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孔子，他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整个中华文化。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所以不同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文化，中国人之所以不同于外国人，中华艺术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地区的艺术，主要因素都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的儒家思想。
虽然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否定儒家、打倒孔子的思潮，但是我们难以否认的是，不管是好是坏，是批判还是继承，孔子和他的学生、继承者，塑造了中华民族性格、心理和文化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那么，为什么孔子和他的儒家学说，可以获得这样的历史地位呢？这就要追溯到儒家理性主义精神。孔子用理性思考的方式，重新解释了古代的原始文化，把“礼乐”作为他学说的核心观念，把原来属于统治者、属于巫师的“礼乐”，纳入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实践之中。
因此，这种理性是一种“实践理性”，不是抽象的哲学思考，而是把理性引导和贯彻在日常现实的生活、感情和观念之中，人人都能使用、人人都能有自己的思考。继孔子之后，还有孟子、荀子继续他的工作，完成了儒学思想的补充和完善。
在诸子百家中，拥有和儒家相似影响力的一个学派，就是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道家作为儒家的补充和对立面，相反相成地塑造了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艺术理想和审美兴趣。
在表面上看，儒家和道家是相互对立的，它们两家，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乐观进取、一个消极退避，看起来水火不容。但实际上，这两家的主张，刚好是可以相互补充、协调发展的。
儒家强调的是情感的满足和抒发，代表着思想为社会服务的实用价值，而道家学说，强调的是内在的、精神的追求，代表着人与外部世界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不追求利益、实用，而是一种“无为”的艺术追求。
在儒道互补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人也就形成了既能“兼济天下”，又能“独善其身”的独特性格，无论逆境还是顺境，中国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发挥自己的价值。
古代建筑之美的基本原则
说起中华文明的理性精神，除了思想、观念层面的哲学学说，在中国古代的建筑艺术中，同样展现出中华民族在审美上的基本特色。
首先，中国建筑强调整体意识。
从远古时代开始，中国各地的建筑就不是以单一的建筑物为目标，而是以相互连接和配合的群体建筑为特征的。
它不强调单个建筑物的形状、体量，而是以整体建筑群的结构布局、制约配合而取胜，重视的是各个建筑物之间平面整体的有机安排，有主有次、有高有低，配合得天衣无缝。
比如，我们熟悉的秦始皇陵，虽然现在还没有完全发掘，但是从兵马俑上就能看出，整个陵园区域是有着严密设计和整体布局的，目的是展现秦始皇的无上威严和雄才大略。在那之后，历朝历代的皇家陵墓都遵循了这样的设计原则，代表了中国建筑的一大追求。
到了后来，在民间建筑层面，整体意识也主导了中国建筑的发展。
以园林艺术为代表的中国建筑，更把这种整体配合的意识发挥到了极致。“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种以整体有机布局为特点的园林建筑，表现出人们希望人造的建筑尽可能与自然合为一体。通过各种巧妙的“借景”、“虚实”，建筑群与自然山水结合到一起，形成一个更为自由也更为开阔的有机整体。
其次，中国建筑追求理性主义。
和中国哲学的发展相呼应，从秦汉到唐宋，再到明清和现代，中国的建筑艺术保持、延续了相当一致的美学风格，体现了“实践理性”的精神。
如果我们考察世界各地的建筑艺术史，会发现大部分地区的代表性建筑都与宗教有关，它们象征着古代人类对于宗教的崇拜、对于现实生活的远离，代表了一种出世的、非理性的思想观念。
而在中国古代，人们建造的建筑，配合理性主义的思想精神，强调一种“神与人同在”、“神在人间”的观念，是一种入世的、与生活紧密关联的理性主义追求。
所以，和世界上的其他地区相比，中国建筑在空间设计中，并不追求某种神秘、紧张的气氛，而是要为身处其中的人提供某种明确、踏实的感受。
所以，就单个建筑来说，比起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建筑，中国古代的传统建筑，看起来显得比较低矮、平淡，但是就整体的建筑群说，它却有着自己的独特气质。
中国建筑的这种理性精神还表现在建筑物的结构上，追求对称、喜好设计中轴线，来展开建筑的整体布局。这种结构的目的是为了展现出一种严肃、方正、井井有条的面貌。
《诗经》与《楚辞》的同与不同
虽然先秦诸子的精神思考和建筑艺术的理念追求，都反映出中华民族理性的特点，但在中华文化中也有着浪漫主义的一面。
古典诗歌的两大代表，《诗经》和《楚辞》，就反映了早期中国人在理性和情感之间的选择。
首先我们来看《诗经》。
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孔子在这里强调的，是《诗经》里诗篇的道德意义，无论这些诗篇中所咏叹、感喟、哀伤的具体事件是什么，都不会逾越道德和社会规范的范围，代表了一种如何生活、如何思考的榜样。
也正是从《诗经》的作品中，后人归纳出了“赋、比、兴”的美学原则，影响了中国的诗歌审美。最著名、流行最广的是朱熹对这一原则的解释:“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
也就是说，无论是诗篇传达出来的喜悦或沉痛的真挚情感，还是诗人塑造出来的生动真实的艺术形象，抑或是那种一唱三叹、反复回环的语言形式和委婉悠长的深厚韵味，都感染着、激励着人们，体现了中国美学的民族特色，也都代表了一种深沉的实践理性的抒情艺术，是以理性为基础的抒情。
而如果我们把视线转向《楚辞》，情况就不大一样了。
在春秋战国的时代，理性精神在中国北方节节胜利，从孔子到荀子，从名家到法家，从铜器到建筑，从诗歌到散文，都在摆脱巫术宗教的束缚，发挥理性精神。而中国南方却仍然保持了更多过去的传统，屈原和他所属的楚文化，就是其中的代表。
我们只要读一读《离骚》的诗篇，就能看到一个既鲜艳又深沉的缤纷世界，在这个精神的世界里，充满着屈原的丰富想象和丰沛情感。
他关心的，是美人香草、百亩芝兰；他看见的，是芰荷芙蓉、芳泽衣裳。此外，无论是望舒飞廉、巫咸夕降，还是流沙毒水、八龙婉婉，都伴随着他的灵魂和思想，在天地之间奔走、飞翔。
于是，在这个充满了神话想象的浪漫环境里，主人翁屈原作为一个真理的追求者，执着、顽强而又忧伤。他愤世嫉俗、不容于时，他怀才不遇、走投无路，却至死不愿放弃理想。
通过《离骚》，最为生动鲜艳、只有在原始神话中才能出现的那种无羁而多义的浪漫想象，与最为炽热深沉、只有在理性觉醒时刻才能有个体人格和情操，完满地融合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这种浪漫主义的精神，正好为中华文明的理性补充了一块具有独特价值的拼图，使得我们的民族不至于变得冰冷无情、枯燥乏味。
这种浪漫主义的精神，和理性主义的理念，还在日后逐渐融合、发展，创造出了秦汉、魏晋、唐宋各个时代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