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革命，毛家牺牲了很多人，贺家也同样如此。

在贺家兄妹之中，贺子珍是最早参加共产党活动的革命者，那一年，贺子珍还未满16岁。贺子珍一边读书一边积极开展学生运动，宣传革命。1926年贺子珍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她入党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参加永新政治夜校，白天的时候她在学校上学，晚上去听政治夜校的课程，还要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抽空干革命工作，为此早出晚归。

受到姐姐的影响，贺怡整日和姐姐形影不离，即便她在工作，贺怡也能帮上忙，也因此，她们姐妹俩每天都很晚才会回家。

两个女儿的反常很快就引起了他们父母的注意，看着女儿们这副模样，他们不免有一些担忧，她们该不会投奔革命去了吧？可这是杀头的大事。这天晚上，两夫妻经过商量决定不睡觉等着瓮中捉鳖。

面对父母的质问，一向性格泼辣的贺怡直接顶撞了一句，他们又没有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所以不怕说闲话。

贺子珍性子乖巧，同父母解释他们做的都是正经事，要打倒土豪军阀的。

贺子珍话还没说完，她的父母直接那将其打断，他们干的事情是要杀头的，难道非要把他们两条老命都要搭上吗？母亲更是赌气道，她们要是再疯下去，趁早他们死了算了。

面对父母的疾言厉色，贺子珍明白，她们必须让父母好好的了解革命的必要性，否则他们很容易被外面的风言风语带偏。

听着女儿们的介绍，父母接连点头，最后，贺子珍说：“支援国民革命，人人都有份，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做一个漠然无知的人！拿出行动来支持革命，是每个热血青年应该做的。”

贺子珍的父母牢牢地记住了这句话。

7月份的一天，贺子珍接到了通知，需要她去龙家祠开一个会，结果才刚进门就看到两个熟人，她的妹妹贺怡和哥哥贺敏学都坐在里面，直到这个时候她才知道，原来妹妹和哥哥早就同党有了联系，而且还都入团了。在这次会议上，贺子珍领略到自己肩上的重担。永新光复后，“永新三贺”声名大噪，贺子珍成为了永新县第一任妇女部长，这一年，她才17岁。

军阀倒下之后，反封建的思潮顿时火热起来，这时候，辫子也成为了守旧的标志，在贺子珍看来，想要革命就需要铲除封建参与，如今都已经倡导男女平等了，他们都愿意剪掉自己的辫子，他们妇女为什么还要拖着一条大辫子呢？她也要和他们一样留短发，经过深思，贺子珍决定带头剪发。

听到姐姐要剪发，妹妹贺怡和贺先圆立刻表示支持，但是，此事被母亲知道后，她立刻跑过来阻止，“女人要是没了辫子，那还叫女人吗？”

贺子珍和母亲摆事实讲道理，封建社会几千年，妇女们一直在受压迫，裹小脚蓄长辫，如今光复了，我们要当家做主，就不兴留长发了。

贺母还是不答应，剪了辫子后男不男女不女，像什么话？但在贺子珍看来，自己是妇女干部，连她都不愿意带头，还有谁会剪。眼看着母女两人要吵起来了，贺父走了进来，贺子珍和父亲解释后，贺父同意：“剪就剪吧！”贺子珍听后直接一剪子剪掉长辫。

贺父看后说：“这不是挺好的吗？”贺先圆看着姐姐的长辫子没了，好奇道：“大姐怎么看起来像个男孩啊？”

贺怡直接问妹妹好不好看，贺先圆一个劲的点头。

贺怡建议：“如今，你也是儿童团长了，大姐带了头，我们也剪了这猪尾巴吧。”贺先圆立刻答应。

随后，贺怡和贺先圆也对着镜子直接剪掉头发，三姐妹的头发也变成了五四时期的女学生头。

贺家三姐妹一夜之间全部剪了辫子，一下子成为县城里面的大新闻，于是，她们趁机鼓励大家一块剪短发，几个勇敢的女生也立刻剪掉了辫子，在贺子珍的大力倡导之下，西学校里面的革命“左派”都陆续剪了辫子，她们的举止也影响了县城里面一些思想激进的妇女，没过多久，永新妇女留短发的也越来越多了。只是，后来贺子珍的妹妹贺先圆参加革命后被敌人残忍杀害。

1937年，毛主席外出开会，他的妻子贺子珍一个人悄悄地抹泪，警卫员看到这一幕后想要进来询问来龙去脉，却被对方的摆手动作拒绝。晚饭时分，毛主席回到家里，才刚进门就关切地问妻子发生了什么伤心事，怎么眼睛都红彤彤的。

贺子珍就那么垂着脑袋，一声不吭的样子，看样子并不打算和盘托出。

毛主席焦急之下点燃一支烟，靠近妻子，她的脸上是肉眼可见的疲惫，于是语气更加地温柔，到底发生了什么伤心事？能不能说给他听听。

贺子珍猛地站了起来，似乎已经做好了心理建设，但是一张口还是流露出她难过的心情：“泽东！你我两家人为革命甘愿献出生命，我的小妹贺先圆被敌人杀害了，这些我都没什么，可万没想到我的小弟贺敏仁竟死于自己人之手，今天正是他离开人世的两周年，怎么能不让我伤心流泪呢？”

毛主席听后脸色肉眼可见地沉了下来，随后取出手绢，给妻子擦了擦眼泪。

贺子珍一家都为了革命奔走，她的幼弟贺敏仁小时候在舅舅家里长大，才刚十三四岁，就义无反顾地跟着姐姐参加了革命，在黄公略领导的游击队第三纵队当战士，节后来第二纵队扩为红六军，贺敏仁又当上了号兵，贺敏仁干一行爱一行，为此还日夜练习吹号。

长征的时候，贺敏仁也不过17岁的年纪，心智还不够成熟，长征路上无比的艰苦，他受不了这些，所以时常会和同志们说一些牢骚话，在和同志们的相处中，他和一些人相处得不大好。

1935年6月中旬，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上级再三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红军的纪律，对此，贺敏仁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就在这时，有人在领导的面前告了贺敏仁一状，说他擅自跑进了喇嘛庙，私自拿了1000多块银元，给党和红军都带来了非常坏的影响，上级必须严格处理贺敏仁。于是，师部保卫科立刻派人将贺敏仁绑了起来，要枪毙他。

贺敏仁痛哭流涕，还不忘解释，他是被冤枉的，他只拿了百十个铜板，根本就不是对方所说的千多个银元，他们分明是在胡说八道。

可惜，根本就没有人愿意听贺敏仁的解释，无走投无路之下，他万般请求同乡的战士，希望他帮自己给姐姐贺子珍写封信，反映真实情况，让她赶过来救自己一命。可惜，这封信还没有送出去，师部保卫科就已经作出了处决他的决定。

那时，贺敏仁所在团的团长和政委还主张给毛主席发一封电报，将此事报告给对方，等批复下来再行刑也来得及。但是，还没等到中央将电报发回来，贺敏仁就被枪毙了。

被枪毙之前，贺敏仁还止不住地吼着：“冤枉哇！冤枉哇！大哥大姐你们在哪儿”

7月初，贺子珍得知了这一噩耗，但她将这份痛苦压抑在心里，并抛开一切非常理智地对这件事进行了调查和分析。一直到红军长征抵达延安以后，贺子珍才将这一切告诉毛主席。

今天正逢贺敏仁枉死两周年祭日，贺子珍不由自主地思念起他来，在她看来，弟弟虽然犯了严重的错误，可确确实实没有拿那么多钱，也不可能拿那么多钱，即便是最为强壮的力夫，也只能挑走七八百块银元，而贺敏学不过是个18岁的孩子，手里只有一个小背包、一条军毯和一支铜号，那么多的银圆他根本无处可放。

毛主席听了贺子珍的调查和分析，脸上满是沉痛，“百十个铜板就值那么1银圆，为何夸张到1000倍呢？他还未满十八岁呀，可以再教育好的！”随后毛主席安慰妻子：“子珍同志！小弟死得有点冤枉，我很难受。正因为他是我们的小弟，也就不必去追究那些伤心的往事了......”

贺子珍听后，虽然依旧很难过，却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坐下来和毛主席一块吃饭。

贺子珍从未想过，自己的妹妹贺怡会遭受如此不幸，若是早知结果，无论如何她都会阻止对方去找小毛。

1949年11月，贺怡和地委请了假，乘坐一辆吉普车前往赣南寻找小毛，在去赣南之前，她先去老家永新接回自己的儿子贺麓成，随后转到寻找小毛。

汽车上，司机和助手坐在前座，车后两排则坐着贺怡、她十四岁的儿子贺麓成、贺怡的警卫员、古柏的爱人和儿子古一民。一路上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结果，当车子驶向泰和和吉安交界处的凤凰圩时，车子才刚过一座木桥，车子就直直的往下冲，刹那之间，方向盘也失控了，冲向旁边的稻田里。

在这次的车祸之中，贺怡和她的助手当场死亡，剩下的人都受了不同程度的伤，消息传到吉安和永新，大家都为这个年仅37岁的井冈山女儿的突然去世失声痛哭。

贺怡的亲属给毛主席拍去了电报，高智他贺怡遇难的消息，据说，毛主席看到电报之后心情沉重，半天都没有说话。

1986年，贺敏学一家去妹妹贺怡的墓前祭奠，在墓地放了哀乐，鸣放了鞭炮，贺敏学夫妇哭的难以自己。

贺怡遇难身亡后，贺子珍就承担起将照顾孩子的重任，她和哥哥发誓，自己一定会把这三个孩子培养成对国家有用的人才。

这三个孩子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心，以及贺子珍、贺敏学的抚养之下，成为了对国家有用的人才。

再说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他经历了中国革命历史上的诸多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武装暴动、进军井冈山、突破长江天堑。

上海解放初期，国家百废待兴，工人们恶劣的住房条件很快就引起了国际的重视，对此，华东局决定贺敏学不再担任华东军区防空司令部副司令，任命他为华东建筑工程部副部长，让他一力挑起上海的基本建设任务。

从自己待了多年的作战部队转到建设工地，两者之间的差距不可为不大，但是，军人要做的就是服从命令，于是，受命的第二天，贺敏学就直接投入建设新上海之中。

在这段时间里，贺敏学夜以继日的工作，经常废寝忘食，争取早日完成工程进度，贺敏学的努力没有白费，在贺敏学的带动和工人们的拼命努力之下，2.5万户工人住的工房，从1952年下半年开工，到1954年底提前竣工交付使用，直接震惊了全国和全世界。

为了开创上海的建筑业，贺敏学可谓是呕心沥血，从1952年到1954年，上海的城市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民经济也开始走上了正常的轨道，而这些巨大的变化之中，都留下了贺敏学的足迹，即便过去几十年，上海人民都一直记挂着贺敏学，他们永远都不会忘记对方为上海建设作出的努力。

后来，贺敏学的工作频繁调动，职务更是多次变动。

对此，毛主席笑着说：“这是能者多劳嘛！”

对于自己的职位贺敏学并不在乎，但是，毛主席对贺家的恩情，他牢牢地记在心里，他的妹妹贺怡在延安手术开刀的时候，只有毛主席在场，当时需要亲属的签字才能开刀，对此，毛主席毫不犹豫地签上自己的大名，当时贺敏学的母亲在延安病逝后，也是毛主席出面为老人家料理了后事，他们全家都对毛主席充满感激。

让贺敏学放不下的是他的妹妹贺子珍，但是，毛主席也将她安排的妥妥当当，妹妹在上海生活得很好，她的衣食住行上海都包了。对于贺子珍，毛主席也是放心不下，为此，他还建议贺敏学让贺子珍再婚，贺敏学摇摇头，妹妹和他说过，一生只爱一个人，坚决不会改嫁。毛主席得知后也只好叹气。

1956年，贺敏学的工作再一次发生调动，中央决定让他担任中央建筑工程部第一副部长的职务，贺敏学这边也做好了准备，将户口还有工资介绍这些都迁到了北京，只需要在西安完成移交后就能去上任了。

但是，就在这个关头，福建省第一书记叶飞张口向北京要人，而且点名要贺敏学，让贺敏学到福建担任副省长，主管农业工作。之所以选中贺敏学，是因为他和对方在新四军时期一块共过事，贺敏学的能力他完全相信，而且，在贺敏学的带领之下，福建肯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希望中央能够认真考虑他的请求。

此时的贺敏学已经年过半百，还带着战争时期受的伤，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脚踏实地的为福建的建设出力，为福建的百姓谋福祉，时移世易，福建的百姓们永远都不会忘记贺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