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各类政策、措施纷至沓来背后，其实是对当下经济与就业形势的应对。

国家统计局披露的数据显示，8月不含在校生的16—24岁失业率创历史新高，为18.8%。

面对这种局面，9月底以来，管理层先后开启了降准、降息，增发债券，放松一线城市楼市限购，降低首付，强调货币与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等等一揽子增量措施。

为了稳定民营经济发展，10月10日，司法部、国家发改委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草案》内容很长，其中“保障公平竞争”、“改善投融环境”、“支持科技创新”、“加强权益保护”、“强化法律责任”是主要关键词。

专家对此的解读为：

这部法律正式出台后，将成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切实从法律制度上把党中央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要求用硬实措施落地生根，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具有重要且深远的意义。

事实上，这几年官方在稳定民营企业和经济发展路上，一直在努力。

去年7月份国务院就发布了《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

在这份文件中，开篇就对民营经济做出定性定调：

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推动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力量。

“生力军”、“重要基础”、“重要力量”，这是中央对民营经济的定性，旨在稳定民企与民营经济的军心。

而即将要制定的《民营经济促进法》，目的同样在于此。

民营经济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是中国经济的主力，是就业的主力，是科技创新的主力，是税收的主力。

可以看一组数据。

民营经济是市场经济活力的源泉，贡献了“56789”，即民营经济贡献了中国经济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

从大角度来看，主要有两个目的：

第一，稳定民企与民营经济的军心。

第二，稳定经济，推动经济向好复苏。

因为民营经济对我们太重要了，看几组数据就知道了。

税收方面：2012年至2021年，民企占比从48%提升至59.6%。

就业方面：2012年至2022年，规上私营工业企业吸纳就业占比从32.1%提高至48.3%。

这还只是规模以上民企吸纳的就业。总体来看，民营经济提供了80%以上的城镇就业。

公开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城镇私人企业和个体户就业人数为7557万人和5643万人，国有单位就业人员为6839万人；2019年，城镇私人企业和个体户就业人数为14567万人和11692万人，国有单位就业人员为5473万人，2020年为5563万人。

十年来，全国城镇就业总量增加了1亿多人，其中，国有单位减少了1000多万人，外资企业增加了200多万人，民营经济增加了1.2亿多人，超过了全国城镇新增就业总量。

固定投资方面：民间投资占全国投资比例一半以上。2012年、2015年、2020年和2021年，民间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54.6%、57.3%、54.9%和56.9%。

企业数量贡献方面：2012年到2023年，民营企业占全国企业总量由79.4%提高至92.3%、达5300余万户，个体工商户由4000余万户增加至1.24亿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私营企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长8.3%、利润总额年均增长7.9%。入围世界500强的民营企业由6家增加至36家。

到2024年5月，民营企业数量达到了5517.7万户，占比提升至96.4%。个体工商户数量增至12527.3万户。

科研投入方面：2020年，企业研发投入，国有企业占20%左右，民营企业占60%左右，外资企业占20%左右。

其中，华为、阿里与腾讯三家民营企业包揽中国各类企业研发投入排名中的冠亚季军。

2012年到2022年，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民营企业从2.8万家增长至35.9万家，占比由62.4%提升至90.9%。累计培育“小巨人”企业1.2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3.5万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私营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由2708.8亿元增长至11940.9亿元，占全部规上工业企业比重由37.6%提升至61.7%。

出口方面：2012年到2023年，民营企业进出口额年均增长11.1%，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由30%左右增长至50%以上。

经济贡献方面：从2012年至2021年十年间，民营经济在GDP中的占比从50%上升至60%以上。

综上来看，民企和民营经济，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是南天一柱的角色。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经济未来能否实现向好复苏，就业能否企稳，失业率能否稳步下降，关键钥匙就是民企和民营经济。

而最近一年来，民营企业的困局也越发明显。

经常有媒体报道，不少企业反映，有的地方政府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现象上升，甚至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执法，已经有媒体曝光“远洋捕捞”的不良现象，破坏地方营商环境，打击民营经济信心，有的行政执法部门被地方当作创收的“第二财政”。在经济存在下行压力的环境下，罚没收入异常增长，对企业无异于雪上加霜，对地方政府无异于杀鸡取卵、涸泽而渔，这种现象需要尽快禁止。

而且，不少地方政府欠薪已经是普遍现象，大量中小企业被地方政府拖欠工程款，导致裁员降薪潮出现。更为严重的是，市场信心受到打击，企业缺少安全感，民间投资负增长，“躺平”文化流行。

这两年不断加强地方债的发行，就是为了破解地方政府的“三角债”压力，缓解民营企业的回款压力。

这份《草案》或者说最终的法律文件，对民企自然是大利好。对各城市的经济、就业、税收、创新都是助攻，尤其是那些民企和民营经济发达的城市。

当然，文件的利好威力到底有多大，需要看文件的执行力度，目前所有的利好都是理论上的。

还是那句话，不看广告看疗效，接下来就看如何落地执行。下半年的经济、就业是最好的检验指示剂。

除了对民营经济的利好政策外，对全盘经济发展，这些天官方也出台了一揽子措施。

然而，对于当下的中国经济复苏来说，这些还不够。

今年以来，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大，投资和消费增速下降，通胀持续下降，企业盈利下降。上半年，上市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34.8万亿元，净利润2.9万亿元，同比分别下降1.4%、2.4%。

企业盈利收缩，本质上是需求萎缩之故。

面对需求疲软，过去三年中央和地方出台了一份又一份刺激消费的文件，但效果并不明显。

主要是就业、收入不济所致，这一点，可以从反映通胀情况、或者也可以称之为穷人指数的CPI走势中，一览无遗。

这也是楼市一直无法救起来的核心因素。

所以，很多专家学者一直在呼吁，财政支出结构需要调整。

过去我们的财政支出一直都是以中央投资、地方债为主，投向大基建，拉动就业复苏，拉动经济回暖。

但随着固定投资边际效益递减，这种模式对于拉动就业、经济复苏已经显得有点力不从心。

专家学者们呼吁，财政支出口径是否可能从投资转向消费，直接向居民发钱。

这种方式其实是缓解民众收入不足，缓解民众债务压力的最好、最快速、最直接的办法，最终增强民众的消费能力，提升企业的利润，形成一个正向循环。

2013年至2024年，美国这轮大长牛，根本上是企业和居民资产负债表持续增强推动的。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2020年全球公共卫生事件期间，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大幅度加杠杆、大规模支出，企业和居民部门则大幅度降杠杆。公共部门的支出等于私人部门的收入，扩张性宏观政策拯救和改善了私人部门的资产负债表。例如，美国政府在2020年-2021年给家庭部门发放了2.1万亿美元现金，这笔庞大的资金直接提高了居民的收入，进而快速地转化为消费。

我们也期待这样的利好，能够落进每一个人的口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