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5月的一个晚上，傅索安躲开看守的民警，悄悄把手铐撬开，跳出窗户，消失在黑夜里头。
值班人员正睡得迷迷糊糊的呢，突然被一阵雷鸣给弄醒了。他又去查看囚室，这一看可不得了，人没了！他赶忙组织追捕。这时候啊，傅索安都已经跑到额尔古纳河河畔喽。
黑夜里，对岸茫茫看不到边际，可傅索安心里明白，对岸就是苏联。
狂风暴雨都没法把她逃跑的踪迹完全掩盖住，眼瞅着就要被追上了，傅索安一狠心，就一头冲进了黑咕隆咚的额尔古纳河里面。
犯案之后潜逃：只因一念之差，就远走异国他乡。
1968年，傅索安他们一帮人来到内蒙古的奇玛村插队。到了春耕的时候，奇玛村和附近的鲍家庄都特别缺水，于是又开始了每年都会有的水源争夺战。
奇玛村就指着一个地势低洼的小水库来灌溉呢，可鲍家庄借着地形好，修了蓄水池，存下好多水，差点就把奇玛村灌溉用的水给断了。
傅索安后来坦言：“到苏联之后，我对自己做过的事进行了反省，可又感到无力补救。以我那时好动的性格、活跃的思维，很容易就会想到一些过激的法子，结果就引发了两村之间的械斗事件。”
奇玛村的人吵吵着要去找鲍家庄生产大队的队长讨说法，傅索安把众人拦下了：“咱们这么做没什么用，争到最后也还是一笔糊涂账。”
她想出了个特粗暴的点子：在鲍家庄的蓄水池挖个缺口，好让池里的水流回小水库。
当晚，几个人拿起农具朝着鲍家庄的蓄水池就去了，没一会儿，蓄水池决堤，水一下子就流回到大家的小水库里了。
傅索安他们的行动奇玛村其他村民都不知道呢。第二天，有几个奇玛村的村民去上工，结果被鲍家庄迎面过来的社员给揍了一顿。人家走的时候，还把奇玛村的抽水机、电线之类的工具都当战利品拿走了。
傅索安一听说这事儿，立马就奔卫生院去了。到那儿一看，好几个村民都病得躺在床上起不来呢。大家都气呼呼地喊着要报仇。
傅索安一时热血冲脑，出主意说：“我晓得一个以少胜多的法子，咱今晚派个小分队过去，先确定十五个袭击目标，每家派五个人，把门弄开后就直接开打。”
大伙都觉得这个办法挺不错的，可也有人提出疑问：“他们揍咱们，咱们就还手揍他们，这像什么话呀？要是他们又回过头来报复咱们，那可咋整呢？”
傅索安笑着说：“别害怕，从今晚起，咱们就在村口修筑工事，派人拿着武器站岗，告诉全村的人，都得做好大打一场的准备。”
另一边呢，鲍家庄的社员被惹火了，就到处去找“外援”。那些带着马刀和双筒猎枪的蒙古族大汉，还有善于做土炮的回族老大爷都被找来了。眼瞅着啊，一场可能挑起民族纠纷的打群架就要发生了。
还好，事情还没发展得更严重呢，奇玛村和鲍家庄械斗的事儿就被额尔古纳河边的边境人民解放军部队察觉了。他们打算先把两个村子的工事控制住，封锁起来，再把傅索安这种带头挑事儿的人给控制住。
“咱们得离开这儿。”傅索安的感觉很敏锐，她发觉自己已经被人监视了。
傅索安一晚上都在琢磨逃亡的计划，想一声不吭地从奇玛村溜掉。哪知道她费了老大力气，刚到千里之外的“东方红”电镀厂，她和她的同伙就被一锅端了。
村庄里发生的械斗事儿没那么复杂，追捕的人一开始就觉得傅索安是这案子的主犯。另一边呢，在牢房里的傅索安一听到消息，立马就想到了“越狱”这俩字儿。
她在等待时机行动呢。她手上铐着手铐，不过呀，她老早就掌握了不用钥匙开手铐的方法。等她跑到十九公里外的额尔古纳河边的时候，才突然意识到，自己这次越狱恐怕要变成“越境”啦。
但傅索安一点都没犹豫，把多余的衣服脱掉后，就从高高的河岸一下子跳到白浪里头去了。
到了苏联：经过好多次拷打测试，成了特工。
傅索安正在河里拼命瞎扑腾的时候呢，远远地有一艘苏联巡逻艇开着探照灯，朝着中国这边的河面到处乱晃悠。
报告，瞧见河面上有个影子在晃悠呢。
艇长摆弄着红外线夜视望远镜，判定说：“可能是越境的人，想要逃到中国去，开过去，把探照灯打开。”
“越境的，把手举起来！”巡逻艇喇叭里传出一句俄语指令。
可傅索安对俄语是两眼一抹黑，她却依旧死命挣扎着。
瞧水里的人没反应，一个士兵马上拿高压水龙头朝着傅索安就喷。傅索安就觉得耳朵“轰”的一下，然后就没意识了。
傅索安醒来的时候，瞅见面前有几个苏联男女，一下子慌了神，她就用英语介绍自己说：“我是从中国来的……”
女军医把傅索安给盯住了，说道：“别吭声。”
她被送进抢救室接着抢救。等情况好转了，傅索安才走进审讯室接受审讯。
傅索安当时铁了心要去投靠苏联，她还挺有信心，觉得苏联人会把她当成贵客呢。
谁能想到呢，对面的人问了她的个人情况以后，直接就问：“你投奔苏联，是为啥呀？”
傅索安机灵地说：“苏联这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一直都特别向往。”
对面的人满脸疑惑，小声地用俄语嘀咕着些什么，好像不太相信呢。不过，因为对傅索安挺好奇的，他们就没再追问，而是把她打发到禁闭室待着去了。
第二天，第36号地区边防营的少校营长专门点名要见傅索安。跟傅索安聊了一会儿后，他就通知傅索安：“我刚接到莫斯科的命令，你得去莫戈恰了。”
傅索安没在莫戈恰待多久，在那儿也接受了审讯，审完就被送到莫斯科，关进了莫斯科西郊的“特殊软金属研究所”。其实这研究所就是苏联用来关押临时拘捕的外国人的看守所。
这一回，审她的是六个克格勃官员。接着，这六个人着重审问了傅索安之前口供里没解释明白的那些细节。
“你咋来苏联的呢？把你叛逃的想法和过程，一五一十都交代明白喽。”
傅索安刚要把那段对苏联有好感的话再拿出来说一遍呢，结果立马就被克格勃的官员大声喝住了：“你想好了再交代，这动机得是具体的，不能是抽象的，懂吗？”
傅索安只得老老实实地把自己叛逃的经过交代了出来，其间着重渲染了自己由于持有“不同政见”而被“粗暴对待”的悲惨遭遇。这场审讯持续了十几个小时，等傅索安回到禁闭室倒头就睡的时候，安德罗波夫正在思索该怎么处置这个中国姑娘。
运到莫斯科？可要是傅索安说了谎，没法借这事儿在舆论上攻击中国，那自己就得担个“领导失误”的罪名。送到东欧某个国家养着？不行啊！傅索安要是间谍，迟早会想法子跟外界联系。安排在集体农庄或者工厂干活，可也没法完全限制傅索安的行动自由。
安德罗波夫想来想去，就是想不出一个十全十美的办法。一直到深夜，他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个很疯狂的想法：为啥不把傅索安安排到克格勃，把她训练成一名特工呢？
安德罗波夫越琢磨越觉得有道理，在苏联全境，还有哪儿能比克格勃把一个人控制得更严实呢？
将死之时心生悔意：干了一辈子特工，再也没能回到故乡。
安德罗波夫给傅索安找了俄语老师，还安排了干净又暖和的住处——“周末之旅大饭店”。
后来，傅索安才知道，“周末之旅大饭店”的里里外外都安排了克格勃的特工。一开始，这些特工还把傅索安当成是中国派到苏联的间谍呢。
可在那个时候，傅索安啥都不知道。
有两个苏联女人跟她住一块，这俩女人教她做苏联菜，还教酿酒呢。每顿饭桌上都摆着特级伏特加和红白葡萄酒。在她俩的劝诱下，傅索安也开始喝酒了。傅索安一喝醉，那两个苏联女人就哄着她把心里的秘密说出来。这时候，旁边还放着录音设备偷偷录着呢，好让专家事后拿来分析。
可傅索安是货真价实的叛逃者，这蜜糖似的测试她都挺过来了。
打这以后，克格勃还会时不时地考验傅索安呢。这些测试那叫一个五花八门，有的就像温水煮青蛙似的，慢慢折磨人；有的却跟空投炸弹似的，一下子就把人打得措手不及。
就像突然把傅索安抓起来，吓唬她：“你当间谍的事被发现了，现在就要枪毙你。”还有灯刑、电刑、站刑之类的刑罚，这些刑罚动不动就要持续十几个小时呢。
傅索安心想，这应该是最后一回了，她觉得自己这次肯定得死在这个“死亡游戏”里了。为啥呢？因为这一次呀，那个女军官让她写遗书，可她刚被电过的手臂一点劲儿都使不上来呢。
傅索安把遗书交给女军官后，就被押到刑场去了。当她面对着黑幽幽的枪管时，先听到一声巨响，可没觉着疼。她愣愣地抬头看着女军官，就听到女军官笑着说：“只有神经够强大的人，才玩得转死亡游戏呢。”
傅索安成功通过克格勃的测试，正式当上了一名预备特工。
傅索安转入克格勃的报告得到了安德罗波夫的同意，安德罗波夫还批示道：“加紧培养训练，谨慎使用，保守机密。”
傅索安潜入国民党“国防部第三特别局”副局长丁雪䣭家当女佣，顺利完成任务，把协议相关的所有资料都偷回苏联了。
克格勃的情报专家还有对外谍报局，都觉得这次行动相当不错，之后就把更多的重要行动交给傅索安负责了，她也就成了同一批人里最厉害的女特工。
一直到1973年的时候，傅索安突然有了个想法，就是要给自己的身体做一次彻彻底底的检查。
傅索安的体检报告还没到她自己手里呢，医生就慌慌张张地把这报告呈给克格勃的政治委员了，报告上说傅索安肝脏有恶性肿瘤。
克格勃马上就做了个决定，不能把这个坏消息告诉傅索安。可即便这样，傅索安的身体还是迅速地变得糟糕起来，到了1974年的时候，她就算不做全面的体检，光从医生那种想说又不敢说的样子，就能知道自己没多少日子可活了。
胡国瑛一口应下，她正要跟医生聊聊傅索安的病情呢，毕竟傅索安提出“让自己毫无痛苦地离开人世”。谁知道胡国瑛就离开房间那么一小会儿，大概一刻钟的功夫，当她拿着《青春之歌》这类长篇小说返回病房的时候，就瞅见窗框上吊着个人：傅索安用床单搓成的布绳把自个儿吊在窗框上了，她的手腕还流着好多血呢。
墙上有个用血写的大字：悔。这字是中文，不是俄语。这是傅索安最后的忏悔，当时她还不到25岁呢。
傅索安自杀过了两个月后，有一架苏联的轻型侦察机闯进中国领空。就在中方军队打算有所行动的时候，一个人背着降落伞跳了下来。这人落地之后砍了不少树枝，弄出了很大的烟，就像燃起滚滚狼烟似的。
没一会儿，中国边防军巡逻的人就到了地方。胡国瑛把双手举起来，扯着嗓子喊：“我是从苏联过来的，我要向你们投降！”
后来，有人问胡国瑛为啥要这么干，她哭得满脸是泪，说：“傅索安用血写了个‘悔’字，是这个让我这么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