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的作者，无意当中为我们后人留下了一篇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司法文书。
在大明朝（小说是借宋朝写明朝）貌似也是非常讲究法律的。明朝的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早在明朝建立之初，就于洪武七年将《大明律》颁行。其内容条款仿照《唐律》，分为《卫禁》《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名例》等十二篇，三十卷，六百零六条，以后又陆续作过较大的修改。
但明朝的各级文武官员，在《大明律》的框架之下，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依然我行我素，贪赃枉法，贿赂公行。
武松为了替兄报仇，要追杀罪魁祸首之一的西门庆，不料在狮子楼却误打死给西门庆通风报信的皂隶李外传，被地方保甲扭送到县衙。
清河县知县李达天和衙门里的上下吏典，都收受了西门庆数量不等的贿赂，务要按照西门庆“休轻勘了武二”的意思，将武松严格法办，以除后患。
但是因为武松的这个案子事关人命，案情重大，清河县无权做出最终判决，所以知县李达天便行下一篇申文给自己的上司东平府府尹陈文昭，文曰：
东平府清河县为人命事，呈称：犯人武松，年二十八岁，系阳谷县人氏。因有膂力，本县参做都头。因公差回还，祭奠亡兄，见嫂潘氏守孝不满，擅自嫁人。是日松在巷口打听，不合在狮子街王鸾酒楼上，撞遇先不知名、今知名李外传，因酒醉索讨前借钱三百文，外传不与；又不合因而斗殴，互相不服，揪打踢撞，伤重当时身死。比有娼妇牛氏、包氏见证。致被地方保甲捉获，委官前至尸所，拘集仵作、甲邻人等，检验明白，取供、具结、填图，解缴前来，覆审无异词。拟武松合依斗殴杀人，不问手足他物金刃，律绞。酒保王鸾，并牛氏、包氏，俱供明无罪。今合行申到案发落，请允施行。
政和三年八月 日
知县李达天 县丞乐和安 主簿华何禄 典史夏恭基 司吏钱劳
知县李达天的这份司法文书，罔顾事实，精心编造案情，深文周纳，罗织罪名，必欲置武松于死地（律绞，即按大明律处以绞刑）而后快。
“因有膂力，本县参做都头”——众所周知，武松是因在景阳冈打虎有功才做了都头，但申文避实就虚，完全不谈武松景阳冈打虎为民除害这件事，而只说他“又膂力”，给人单纯留下孔武有力的印象。因为，如果据实而写，难免会让府尹对打虎英雄武松有好的观感，说不定会动恻隐之心，因此网开一面，这是李知县不愿意看到的。
“因公差回还”——更是满口胡言。看过小说原著的，都知道武松此次东京之行，是受李知县之托，将其上任以来搜刮来的许多金银，送给东京的亲戚太尉朱缅作跑官要官之用。根本不是什么公差，分明是典型的私差。但李知县哪里敢说这个大实话？
“祭奠亡兄，见嫂潘氏不守孝满，擅自嫁人”——既不说亡兄武大因捉奸而遭毒手，也不说潘金莲不守妇道，红杏出墙。不说原因，只说结果，避重就轻，王顾左右而言他。试图减轻潘金莲之罪，而意欲表明在这件事情上，完全是武松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至于“不合在狮子街王鸾酒楼上，撞遇先不知名、今知名李外传，因酒醉索讨前借钱三百文，外传不与；又不合因而斗殴，互相不服……”，更是无中生有，信口雌黄，完全回避事实，将武松替兄报仇一事，淡化为武松和李外传只是因个人之间的财物纠纷，发生互殴。
整个申文，根本没有出现整起案件当中最关键的当事人西门庆的名字，当然还有那个狠毒的帮凶王婆的名字。
就这样，收受了西门庆巨额贿赂的李知县，企图凭借这样一份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法律文书，四两拨千斤，假借大明朝法律的“正义”之名，将替兄报仇，误伤他人的武松，问个绞律。
好在，东平府府尹陈文昭还算是个明察秋毫，为民做主的清官，看出了这份申文的破绽，仔细勘问，知道武松杀人事出有因，决定要把这个案件查个水落石出。
无奈，西门庆这厮手眼通天，又派人到东京打点行贿当朝太师蔡京。府尹陈文昭迫于官场的政治压力，最后只得将武松免死，问了个脊杖四十，刺配二千里充军孟州道。
做个清官怎么就这么难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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