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智宣子卒，智襄子为政，与韩康子、魏桓子宴于蓝台。智伯戏康子而侮段规，智国闻之，谏曰：“主不备难，难必至矣！”智伯曰：“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

——《资治通鉴·周纪一》

晋文公称霸后，设立了以三军六卿制为核心的军政管理体系，企图让晋国长期保持霸主地位。

随着时间的流逝，日渐做大的六卿智氏、中行氏、范氏、韩氏、赵氏、魏氏完全把持了晋国国政，国君成了他们玩弄于掌股之间的傀儡。

在晋国六卿中，势力最大的智氏是正卿，类似后来的内阁首辅或者西方的首相。在长期的相互倾轧中，智氏凭借正卿地位不断壮大，在消灭了中行氏和范氏后，想进一步削弱、消灭韩、赵、魏三家，独霸晋国军政大权。

当智瑶登上智氏掌门人之位后，随意侮辱韩赵魏三家的掌门和家臣，不断索要城邑土地，一副天下老子第一的派头，根本不听臣下的劝谏，完全是一副霸道总裁的作风。

公元前453年，智瑶先后向韩康子、魏桓子、赵襄子要地，迫于淫威的韩、魏两家都把万邑之君拱手送上，而赵襄子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智瑶的要求。

碰了钉子的智瑶恼羞成怒，带着韩康子和魏桓子挖开汾河大堤，防水围困赵氏的根据地晋阳，水位离城墙顶部只有三版的距离，致使晋阳城中人家的灶房都生了青蛙，但没有一人叛逃，都跟着赵襄子齐心抗击智瑶的围困。

自认为志在必得的智瑶，让魏桓子驾车、韩康子骖乘，一同绕城巡视晋阳。途中，他洋洋自得地说道：“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这话把魏桓子和韩康子吓得不轻，因为决汾水和绛水也能淹没魏氏的安邑和韩氏的平阳。灭了赵氏以后，智瑶的下一个目标肯定就是韩魏，于是二人交换眼神、碰肘踩脚，达成了反抗智氏的默契。

赵襄子也深知这一点，于是他派出家臣张孟谈悄悄出城与韩康子和魏桓子约定同时发兵攻击智瑶。到了约好的时间，赵襄子派人趁着夜色出城杀了智氏守堤的兵士，挖开河堤水淹智氏大军。韩、魏两军趁乱从侧翼进攻，赵襄子率军从正面突击，一举击垮智瑶大军，尽灭智氏全族，三家瓜分了智氏的土地。为了泄愤，赵襄子把智瑶的头颅上了大漆，做成饮酒的大碗，智瑶终究为自己的霸道付出了代价。

然而，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智瑶到底是不是真的如司马光所写的那么不堪，我看也不尽然。因为司马光在本卷对智瑶的描述中就存在明显的矛盾。

首先，司马光最初借智果之口描述的智瑶是“美鬓长大则贤，射御足力则贤，伎艺毕给则贤，巧文辩慧则贤，强毅果敢则贤，如是而甚不仁。”除去“甚不仁”的缺点以外，怎么看都是一个才具出众、强毅果敢的领导人。然而在后来的和三家的争战描写中，智果则完全是昏聩的，除了刚愎自用、贪婪残暴以外，几乎像傻子一样，根本看不出韩康子和魏桓子对他怀有二心。

第二，在描述智、赵两家选任继承人的时候，他把智瑶描写成了标准了的小人，而赵无恤则是妥妥的一副君子的形象。然而，实际情况则不然，赵无恤也不是什么君子，他不但残忍地把智瑶的头颅漆成了饮器，后来为了夺得代地，还非常卑劣地杀害了自己的姐夫，逼死了自己的亲姐姐，这似乎并非君子所为。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司马光及其所引用的前朝史书中，对智瑶的描述完全可能处于政治目的而有意歪曲，这也就是被后世诟病的“春秋笔法”。

第三，从智氏灭亡后豫让为其报仇的情况来看，智瑶能把他当做国士对待，似乎也能说明智瑶并非一无是处的霸道总裁，也有礼贤下士、宽以待人的君子之风。否则，豫让也不会漆面吞炭为他报仇。

上述种种迹象来看，我们能够肯定的是智氏在晋国内战中失败了，而且败得一塌糊涂。而韩、赵、魏三家也并非是迫于无奈才奋起反抗，而是和智氏一样的唯利是图之辈，智氏之败极有可能是韩、赵、魏三家长期共谋的结果。至少也是他们通过割地输诚、巴结讨好，一步一步让智氏自我膨胀、飞扬跋扈，待他众叛亲离、激起公愤的时候，瞅准机会一举消灭。

都说春秋无义战，那么战国就更没有义战可言。诸侯之间的征伐完全是为了土地、人口和财富，智氏如此，韩、赵、魏如此，其它大小诸侯当然也是如此。

司马光关于才与德、君子与小人的论述，不过是他的政治理想罢了，历史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永远不会出现我们想象中理想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