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轰轰烈烈，中外闻名，但很少有人知道，在王安石之前，还有一位北宋名臣尝试过一次变法，相比较“王安石变法”的激烈动荡和全面彻底，这次变法更温和，更谨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到底是怎么回事，对北宋王朝又有什么影响？

范仲淹名句

经济文化大繁荣背后的隐患

“三冗”紧紧掐住北宋的脖子。“三冗”是指冗员、冗兵、冗费。冗员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北宋奉行“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的笼络政策，采用恩荫制，同时为了分散官员权力，实行一岗多人，导致整个北宋官僚机构臃肿庞大，官员贪恋权位，尸位素餐者众，冗兵是指在北宋年间，“重文抑武”国策之下，实行强干弱枝和更戍法政策，兵员越来越多，体系越来越庞大，战斗力越来越多，出现兵多而不精，兵将不相习的局面。冗费事实上本质就是冗兵，冗员导致财政开支激增，加上以金钱求平安的一贯作风吗，导致财政入不敷出。

北宋名臣韩琦

“矛盾”交织困住北宋的步伐。北宋建国到仁宗庆历年间，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甚至出现“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局面，同时各项苛捐杂税，导致农民起义愈演愈烈，欧阳修甚至说出了“一年多过一年，一伙强于一伙”的话。激烈的阶级矛盾搞得北宋焦头烂额的同时，民族矛盾激化也同样在上演，庆历二年，定川寨之战，西夏军大败宋军，而后西夏军挥师南下，逼进潘原，同时契丹辽国趁火打劫，威胁要“聚兵幽燕，声言南下”，并遣使索要关南之地。

李顺、王小波起义

新政紧锣密鼓推行下的阻力

繁荣背后的种种危机，让北宋上层真知灼见之辈倍感忧虑，并且逐渐形成以范仲淹为首的立志改革的文官团体。并且在宋仁宗的鼎力支持，由范仲淹主持，在庆历年间开始了北宋第一次改革。

宋仁宗赵祯

庆历三年，急于改革图变的宋仁宗将范仲淹召回京师，并任命为枢密副使，又提拔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为谏官为范仲淹护航。同年八月，又提任范仲淹参知政事。搭建好新政领导班子后，范仲淹向宋仁宗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疏》，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推恩信、重命令"等10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意在限制冗官，提高效率，并藉以达到节省钱财的改革主张。

名臣范仲淹

庆历三年十月，任命张温之为河北都转运按察使、王素为淮南都转运按察使、沈邀为京东转运按察使、施昌言为河东都转运按察使，择长官首先颁布执行。之后各项政策都陆陆续续向全国颁布执行。

但是范仲淹的新政触动了旧官僚集团的利益，特别是“明黜陟”、“抑侥幸”，防止官吏因循苟且，无所作为，限制中、上级官员的任子特权，防止权贵子弟亲属垄断官位。彻底打破了原来北宋的整治生态，遭到了旧贵族势力的坚决反对。同时范仲淹为了解决“三冗”问题，实行了减少科举名额，降低官员俸禄等一系列措施，得罪了整个士大夫阶层。再者，范仲淹所任用的官员的确大部分是清流名士，但是清流名士也有清流名士的缺点，不少支持新政的官员流于喊口号，实际执行能力差，做不出实实在在的政绩，无法取得于百姓的共鸣，得到百姓的支持。由于旧势力的层层阻扰和新政集团自身的局限性，新政始终在一个雷声大，雨点小的尴尬境地。

新政失败给北宋带来的影响

庆历五年，范仲淹被罢去参知政事，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之后新政主要人物陆续被贬出京城，至8月21日，欧阳修罢河北都转运使，改知滁州，宣告庆历新政彻底失败。

北宋地图

锐意改革带来曙光，庆历新政虽然短短一年多就宣告失败，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新政对北宋政治生态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短期看，新政淘汰了一大批庸碌无为，素位尸餐的官员，并且任用了一大批年轻实干的官员，大大改善了北宋政治氛围，大大提高了行政运行效率，也让不少立志图变的年轻官员看到了改革图变的出路，彻底激活了北宋官员变法图强的心，为之后王安石变法提供了切实依据和政治基础。

朋党之争初现端倪，庆历新政表明上是一次改革，实质上也是新旧势力的第一次交锋，新政集体抱团行为，成为了旧势力攻击打压新政的突破口，这不仅牵动了宋仁宗敏感的神经，逼得范仲淹自辩提出“小人之党、君子之党”的观点，欧阳修写下名篇《朋党论》上奏仁宗，还引发了宋朝第一次明面上的朋党之争，只是这次朋党之争双方相对比较克制，并未出现你死我活的局面。但已经打破了北宋之前温和暗斗的政治生态。北宋之后长期的朋党之争，可以说至“庆历新政”为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