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返回国内后，内心最渴望见到的人便是毛主席。然而，令人惋惜的是，从1947年至1976年，贺子珍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仅有一次机会与毛主席会面。
贺子珍长期奔波于上海、福建和南昌之间，岁月的痕迹深深印刻在她的面容上。她的老战友曾志曾专程前来探望她。
曾志见到满头白发的贺子珍时，心中感慨万千。1959年，贺子珍能够与毛主席重逢，这背后离不开曾志的帮助。
【曾志和贺子珍感情深厚】
在井冈山时期，朱毛红军的队伍大约有五千多人，但其中女性成员寥寥无几，最多不过十几人。
贺子珍正值青春年华，1927年与毛泽东相遇时，她年仅18岁。
曾志与贺子珍在井冈山时期被誉为杰出的女性代表，她们如同两朵并肩绽放的莲花，在当地享有极高的声誉。
她们身着由红军被服厂制作的蓝灰色制服，腿上缠着绑带，头戴红军帽，脑后垂着两条小辫子，在众多红军士兵中显得尤为突出。
曾志比贺子珍年轻，总是亲昵地称呼她为“姐姐”。1927年，毛泽东带领队伍上井冈山时，贺子珍与他相识，并在一年后结为夫妻。曾志与贺子珍关系十分亲密，如同亲姐妹一般。
在加入井冈山革命队伍之前，曾志担任湖南特委的秘书职务，而贺子珍则是湘赣边界特委的秘书。在当时规模有限的红军队伍里，她们两人是最早步入婚姻的成员，因此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大姐”。
1928年龙源口战役取得胜利后，贺子珍和曾志分别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直到三个月后，两人才重逢。此时，曾志已经怀孕，而蔡协民则满脸喜悦，笑得非常开心。
11月过后，曾志顺利产下一名男婴。贺子珍与毛泽东商议，觉得应该给曾志送些礼物表达心意。毛泽东稍作思考，决定派人送去一只鸡和半斤盐作为贺礼。
贺子珍去探望曾志时，两人挤在同一个被窝里，聊得热火朝天，好像话题永远说不完。那天夜里，曾志向贺子珍透露，由于战乱，她打算把刚出生的孩子送给别人抚养，以免孩子跟着受苦。
贺子珍对此感到十分意外。然而，由于条件艰苦，带着孩子只会影响整个队伍的行动。孩子满月时，曾志忍痛将孩子托付给了他人。
1929年，毛泽东与贺子珍抵达宁冈时，主力部队正准备向赣南进发。毛泽东注意到曾志不在场，便立即派人送信催促她尽快前来会合。
对曾志和贺子珍而言，随红军向赣南进军的经历，是她们一生中难以磨灭的记忆。这支跋山涉水的队伍规模不大，除贺子珍外，伍若兰等女战士也在其中，总共不过十人左右。
1929年6月，毛泽东和贺子珍抵达龙岩，并在此居住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们的住所与曾志的家仅一窗之隔，彼此开窗即可清晰对话。
贺子珍说话声音洪亮，与毛泽东争执时，连曾志都能听清每一句话。曾志偶尔会劝她：“子珍，别再说了。”
曾志到毛泽东家中拜访时，毛泽东偶尔会跟她开些小玩笑。当曾志准备离开苏家坡时，毛泽东特别叮嘱她：“子珍现在不方便行动，你留下来照看她吧。”
曾志摇摇头回应：“我还有自己的任务，哪有时间帮忙接生。”毛泽东了解他们关系密切，便正色道：“我就是要你去照料。”
两人僵持了许久，最终曾志表态：“你安心离开吧，就算你不提，我也会好好照顾子珍的。”
可惜的是，曾志未能等到那一天。1929年12月，蔡协民接到任务前往福州开展地下工作，曾志则被调派到福建任职。
分别之际，贺子珍紧紧握着曾志的手，久久不愿松开。曾志安慰道：“别担心，我很快就能回来。”最终，这对形影不离的好友不得不暂时分开。
1939年，曾志历经十年后重返延安，却未能与贺子珍重逢。原来，贺子珍早在两年前就已前往苏联。
贺子珍在长征期间受了重伤，长期忍受身体伤痛。她渴望继续学习，最终决定离开延安。
1947年，贺子珍从国外归来，与她们重逢时，国内外局势早已今非昔比。
【庐山重逢，人生最后一面】
贺子珍在苏联的经历极其坎坷。她刚出生的孩子廖瓦不幸夭折，随后她的丈夫与他人再婚，紧接着女儿娇娇又患上了重病。这些接踵而至的打击最终导致她精神崩溃，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1947年，王稼祥赴苏联就医，期间了解到贺子珍的处境，便立即向毛泽东发去电报。毛泽东迅速回复，批准贺子珍回国。
贺子珍在苏联度过了将近十年的艰难岁月，最终回到了祖国。她刚回国时住在哈尔滨，许多曾经一起战斗的老朋友得知她回来的消息，纷纷前来探望。
在沈阳担任市委委员兼职工部长的曾志，下班回家后，陶铸告诉她一个消息：贺子珍已经从莫斯科返回，目前就在沈阳。
曾志仔细算了一下，发现和贺子珍已经分开整整18年了。回想起当年一起经历的战争岁月，她心里百感交集，立刻决定去探望这位老朋友。
贺子珍正在家里和娇娇待着，突然听到有人进门喊了声“子珍”，她吓了一跳。回头一看，发现是曾志。
“是我。”
贺子珍眼眶湿润，与曾志紧紧相拥。曾经她们都是青春少女，如今已步入不惑之年，时光荏苒，世事变迁。
“子珍，你还记得咱俩分开是哪天吗？”
我清楚地记得，自从红四军转移到江西作战后，我们就再也没见过面。算起来已经17年了，差不多快20年了。
曾志心中感慨万分，与贺子珍畅谈了许久。在交谈中，曾志提到自己最近结识了一位名叫陶铸的战友，认为他为人可靠且值得信赖。
贺子珍轻轻点头，回忆起那些为革命献出生命的战友，眼中泛起泪光。曾志接着说道："那时候，蔡协民被捕牺牲后，我和陶铸为了工作需要，假扮成夫妻。没想到后来假戏真做，真的走到了一起，还生了一个孩子。"
曾志回忆起往事，不禁流下眼泪。她感慨道：“革命给女性带来了太多苦难，尤其是我们这些女红军，牺牲实在太大了。”话音刚落，她和妹妹紧紧相拥，泪水止不住地流下。
曾志后来对贺子珍提到，自己在1939年曾专程前往延安寻找她，但那时贺子珍已经不在那里了。
这次对话让两人都感到非常愉快，曾志对贺子珍的经历也深有同感。多年后，贺子珍与毛主席在庐山的那次会面，曾志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1959年7月，中央决定在庐山举行一次重要会议，这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庐山会议。就在前一年，贺子珍刚从上海搬到南昌生活。这次会议期间，不少昔日战友前来探望她，曾志也是其中之一。
曾志再次见到贺子珍时，心情十分复杂。她记得上次见面时，贺子珍还充满朝气，如今却已白发苍苍，完全变了一个人。
曾志与贺子珍交谈后，心情沉重。她了解到，自1947年贺子珍回到中国后，始终未能与毛主席重逢。
最终，她决定直接找毛主席谈谈。那时毛主席住在庐山的别墅，曾志前去拜访，一见面就对毛主席说：“主席，我在山下见到了子珍。”
毛主席一听到贺子珍的名字，立刻紧张起来，急忙问道：“她现在情况如何？”
曾志提到："她状态不错，聊起过去在赣南的经历时，记忆清晰，身体似乎也没什么大问题。"
毛泽东对曾志表达了深厚的情感，他感慨道：“唉，我们可是做了十年的夫妻啊。”当时正在处理事务的毛泽东暂时停下手中的活儿，温和地对曾志说：“我真的很希望能再见她一面。”
曾志立即回应道：“是的，您应该和她见一面。”
这件事交给汪东兴处理吧。
曾志立即联系了汪东兴，汪东兴觉得这件事非常重要，必须严格保密。接着，他联系了江西省委书记杨昌奎，让杨尚奎安排一个新人去接贺子珍上山，这个新人不能和老干部有过多接触。
杨尚奎立刻决定派妻子水静前去。尽管水静比贺子珍年轻二十岁，但由于杨尚奎经常探望贺子珍，水静与她关系融洽。此外，许多老同志对水静并不熟悉，这也使得她成为合适的人选。
贺子珍悄然前往庐山的计划就此启动。
1959年7月8日，南昌某住宅区驶出一辆黑色红旗轿车，沿着蜿蜒曲折的道路，穿越山区，驶入“南九公路”，径直向庐山方向前进。
坐在车内的人，正是毛泽东的前妻贺子珍。
在前往庐山之前，水静仅对贺子珍提及此行是为了避暑，并未透露其他细节。因此，贺子珍在见到毛主席时，完全处于毫无预料的状况。
7月9日傍晚，水静领着贺子珍来到一处住所。直到走进房间的那一刻，贺子珍才突然明白，这次要见面的人，正是毛泽东本人。
时隔22年重逢，贺子珍见到毛泽东时，泪水瞬间夺眶而出。她默默坐下，情绪难以平复，只能任由泪水流淌。
贺子珍离开时还不到三十岁，如今她已经五十岁了。两人都已步入中年，岁月在他们头上留下了明显的痕迹，白发渐渐增多。
毛主席对她说：“现在咱们见面了，你一直不说话，光顾着哭，等以后见不着了，你又会想说却来不及了。”
在毛主席的安抚下，贺子珍的情绪慢慢稳定下来，随后她开始详细地叙述起过往的经历。
毛主席得知贺子珍在苏联的经历后，深受触动。他感慨道：“我那时再三劝你留下，可你执意要走。”
贺子珍低声承认道：“这都怪我，那时候年纪小，做事欠考虑。”
历史已成定局，无法改变。贺子珍询问道：“我们还能再见面吗？”毛主席回答：“当然可以，明天我们可以再聊一次。”
然而，贺子珍未曾料到，仅仅隔了一天，她便接到消息，称毛主席因公务紧急已离开山上。这次与毛主席的会面，竟成了他们此生最后一次相见。
【临终遗愿】
自1959年在庐山重聚后，贺子珍随后几年多次重返庐山。或许是对庐山怀有特殊情感，亦或是希望再次与毛主席相见，但这些愿望始终未能如愿。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去世。下午三点多，全国广播播报了这一消息。贺子珍听到后，瞬间愣住了。
据亲属描述，贺子珍坐在电视机前，神情呆滞，眼中充满了深深的痛苦。她低声自语："为什么就这样离开了呢？"泪水不受控制地从她的眼角滑落。
李敏与丈夫在北京向父亲道别后，急忙启程前往上海，担心贺子珍情绪难以承受。
李敏有一次询问贺子珍是否还有未了的心愿。那时贺子珍已经得知毛主席纪念堂正在建设中，她表达了想去北京参观的愿望。
她还有个心愿，就是打算写本书，把她和毛主席之间的经历好好记下来。
1979年，毛泽东去世已三年，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贺子珍前往北京。在女儿李敏的陪同下，她见到了毛泽东的遗体。
贺子珍在那一刻仿佛释放了多年压抑的情感，泪水如泉涌般倾泻而出。工作人员见状，担心她的健康状况，仅过了短短几分钟便迅速将她带离现场。
贺子珍的一生似乎已无遗憾，她的主要心愿都已达成。尽管她曾计划撰写一本书，但因健康问题未能如愿。幸运的是，一位记者对她进行了采访，并基于这次访谈出版了书籍，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她的遗憾。
1984年4月19日，贺子珍在上海华东医院去世，她的骨灰最初被安置在上海的一处墓地。邓小平在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作出指示，要求将贺子珍的骨灰迁至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第一室安放。
数日后，贺子珍的遗体在上海完成火化。中央安排专机将其骨灰运送至北京。在北京举行的骨灰安放仪式上，众多昔日战友纷纷到场，共同向贺子珍作最后的告别。
曾志站在最前面，头发全白了。她看着李敏，语气诚恳地说：“我和你母亲关系一直很好，她这一生吃了不少苦。”
回忆起在井冈山的岁月，以及庐山会议上的再次相见，再想到贺子珍晚年孤独的生活，曾志的眼眶又一次湿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