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应该是南宋唯一的美好时光！

朝堂之上，没有朋党之争、没有权臣干政，奸佞秦桧已成为过去，而史弥远、贾似道之流还尚未登场。

疆土之外，日后天下无敌的蒙古铁骑，此时还在漠北草原艰难求生，而一直咄咄逼人的女真金国，也在四十年时间里难得地选择了和平。

这一时期，诞生了建炎南渡后最杰出的中兴之君，他锐意进取，励精图治、英姿勃发，庙堂政通人和，吏治焕然一新。

这一时期，出现了南宋历史上最鼎盛的乾淳之治，它政治清明、社会稳定、文化繁荣，经济蓬勃发展、百姓安居乐业。

如果不是输掉了那场二十天的战争，几乎可以肯定，这就是整个南宋最美好的时光……

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五月，五十六岁的宋高宗赵构以“今老且病，久欲退闲”为名，下诏内禅于其养子。六月，做了三十年皇子的赵玮改名赵昚，登基成为南宋第二任皇帝，即宋孝宗。

此时，金人占据中原、虎视眈眈，南宋疆土时刻处于北方强敌的威胁之下，而“靖康之变”带来的惨痛悲剧还历历在目，整个社会沉浸在家国沦丧的悲情氛围之中，也无比热切地期盼赵宋王朝能够迅速复苏、中兴崛起。

值得庆幸的是，赵构这个昏聩无能、只知苟且偷生的懦弱皇帝，却培养出了一个英明神武、“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的杰出继承人。

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以躬行孝道闻名天下的孝宗赵昚，却在登基仅仅两个月之后，就将太上皇坚持了大半辈子的求和路线彻底予以抛弃。

1162年七月，锐意进取的大宋新君赵昚，做出了即位以来最重要的两个决定：

第一件便是下诏为名将岳飞昭雪平反，追复其原官职，赦还岳飞被流放的家属。

众所周知，冤杀岳飞是赵构帝王生涯中难以洗刷的污点，如果孝宗直接拨乱反正，恐怕会令养父颜面受损，所以诏书首先强调了赵构、岳飞君臣间的深厚感情，并将为岳飞恢复名誉定性为按照太上皇的旨意行事：

太上皇念之不忘，今可仰承圣意，与追复原官。

从诏书的内容来看，初登大宝的赵昚已具备了相当高的政治智慧，而经儿子一番吹捧美化后的太上皇，不知是为“花言巧语”所迷惑，还是被摆上高台后的无可奈何，总之在为岳飞平反这件事上，宋高宗罕见地保持了沉默。

紧接着孝宗又马不停蹄颁布手谕，将被雪藏二十多年的主战派老将张浚召入朝中，官拜江淮宣抚使，后又晋升为枢密使，并将赵构时期遭贬谪的主战派大臣逐步召回朝廷。

类似的举措，似乎已向外界传递出一个无比清晰的信息——刚刚登基的孝宗皇帝，正在频繁造势，准备对金国发动全面战争。

而赵昚虽心存北伐之志，但出于慎重考虑，也为对时局有更深入的了解，一开始其并未独断专行，而是积极听取群臣的意见，不料朝堂对于即将到来的战争反应相当激烈，主战、主和两派更因是否北伐展开了漫长的争论。

主和大臣以帝师史浩为首，认为孝宗初立，国事百废待兴，而南宋兵将尚不足以图恢复，御金之计应以守备为先。

枢密使张浚则与史浩意见相左，他认为金自兵败采石矶且完颜亮被弑之后，已然元气大伤，“必不能再举全师”，主张乘虚进兵，全力北伐。

战和双方似乎均理由充分，又都无法彻底说服对方，孝宗一时也有些犹豫不决。恰逢此时，金世宗完颜雍因试图讲和被孝宗所拒，随即于当年岁末悍然陈兵开封，摆出准备南侵之势，试图采取“以战迫和”的策略，逼迫南宋就范。

然而年轻气盛的孝宗，根本不是他那位视女真铁骑如洪水猛兽的父皇，金国的蛮横之举，不仅成功激怒了大宋天子，也彻底坚定了赵昚出兵北伐的决心。

隆兴元年（1163）四月，为防止主和派横加干预，孝宗径自绕过三省与枢密院，直接向张浚下达了出征的诏令。

而哪怕退居德寿宫颐养天年的赵构闻讯亲自出面干预，并以相当严厉的口吻训斥儿子：等我死后，你再提北伐的事情（俟老者百岁后，尔却议之），但这一次，向来对太上皇言听计从的赵昚，却选择用沉默违逆了父亲的意愿。

四月，江南春光正浓，新君踌躇满志，将帅意气风发，轰轰烈烈的隆兴北伐，就此拉开序幕……

然而，一片欣欣向荣的光景之中，却潜伏着许多危机，而这些尚未察觉或被刻意忽略的隐患，却在大军起行之前，便已经给南宋的第一次北伐，埋下了致命的伏笔。

首先，宋孝宗和主战派大臣对宋金力量的对比还缺乏深刻认识：

此时的金国，和千百年来风餐露宿、逐草而居的传统游牧民族已经有了本质上的不同，甚至和北宋面对的契丹辽国也有很大的区别。

“靖康之变”后，女真人控制着东北、华北的广袤土地，又吸纳了南方的人口和技术，而纵横千里的中原沃土，更为其提供了源源不绝的粮食和资源，随着整个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逐步汉化，这个“北方蛮夷”的实力正在不断突飞猛进。

而在关键的军事实力方面，据史料统计，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时，金世宗完颜雍治下的金国，其本族女真军户就已高达615万人。

靠着这六百多万本族丁口的庞大体量，外加整个中原地区的财力物力，以女真猛安谋克制度强大迅捷的征兵能力，一旦遇到战争，轻易便能动员几十万的兵力，而反观南宋，本身兵员有限，再加上仓促出师，整个隆兴北伐声动朝野，实际上也只出动了八万人。

虽然狭隘的民族主义让人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但公元十二世纪的南宋王朝，只不过是偏安一隅的配角，而女真金国，才是东亚大陆真正的主宰。

其次是错过了北伐的最佳时机：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采石矶兵败被弑，金国高层因权力交替，确实出现了短暂的动荡混乱，但到1162年底时，继位的完颜雍已成功肃清反对势力，彻底掌握了朝政大权。

而就在南宋朝臣因为北伐争论不休之际，金国陆续镇压了西北契丹族的起义，又瓦解了山东等地的民间反抗力量，内部矛盾被一一化解，使得金世宗可以从容不迫地应付南宋方面带来的军事压力。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孝宗朝的武将班底，根本不足以支撑起一场国与国之间的重大战役。

此时，岳飞、韩世忠、吴玠、刘锜这些抗金名将都已相继离世，硕果仅存的吴璘需要镇守四川，轻易不敢调动；虞允文虽然刚刚取得采石矶大捷，但其毕竟是文人出身，资历尚浅。

而最终被钦定的北伐主帅张浚，其报国之心令人钦佩，爱国热情也毋庸置疑，但军事水平却实在是不敢恭维。

建炎四年（1130），南宋开国以来最惨痛的富平之败，此人便是当时陕西五路宋军的主帅；绍兴七年（1137），又是时任宰相的张浚执意要将淮西军主帅刘光世解职，随后又未能合理安排接任者，导致四万淮西军成建制投降伪齐政权。

任用张浚为帅，已颇为不妥，而与之相比，选择李显忠和邵宏渊指挥前线作战，则更是致命的败笔——如果不是这两位主将在用兵过程中一系列极其荒唐、愚蠢的行径，隆兴北伐可能又会是另外一番景象。

四月，张浚接到北伐诏令后，星夜赶回建康，调兵八万，外加六万民夫，以对外号称二十万之众，由淮东向北进军。

其中，淮西招抚使李显忠率西路军由濠州（安徽滁州）渡过淮河攻取灵璧，建康都统制邵宏渊则指挥东路军经泗州（江苏盱眙）北上，攻取虹县（安徽泗县），计划各自得手之后，两军再合兵进攻宿州。

战争初期，西路的李显忠部进兵相当顺利，四月底出发，五月十二日便已拿下灵璧，但邵宏渊在率军攻打虹县时，却遭遇了金兵的顽强抵抗，以至盘桓城下十几日不得寸进。

此时，李显忠已结束灵璧战役，听闻东路进攻受阻，为支援友军，也为北伐能够顺利会师，便派遣灵璧降卒前往劝降，不料此前还负隅顽抗的虹县守将，一见招降使者，立刻便放弃了抵抗。

邵宏渊心胸狭窄又争强好胜，对虹县战功不出于己深以为耻，恰巧其麾下士兵因抢夺金朝投降千户佩刀，被李显忠斩首示众，邵宏渊因此事更加怀恨于心。

灵璧、虹县即克，李、邵联军依约兵临宿州，金人出城相抗，结果李显忠大发神威，不仅斩杀敌兵数千人更追奔出二十余里，邵宏渊见状心内五味杂陈，随即酸溜溜地恭维道：“招抚真关西将军也！”

此后李显忠提议乘胜攻城，邵宏渊却充耳不闻，见对方不作回应，李只得独率己部发起进攻，直至城破，双方展开激烈巷战，邵宏渊才投入战斗。是役，宋军阵斩金兵数千，擒八十余人，重镇宿州光复。

北伐初战告捷，赵昚大喜过望，亲手起草嘉奖令“近日边报，中外鼓舞，十年来无此克捷！”，随即授李显忠开府仪同三司，晋升淮南、京畿、京东、河北招讨使，邵宏渊则获封检校少保、进宁远军节度使、招讨副使之职。

孝宗的本意是希望两位主将再接再厉扩大战果，谁知加官进爵之举，却在无意中进一步激化了两位主将之间的矛盾。

李显忠出生入死，却几乎要和不劳而获的邵宏渊平分奖赏，自然是心有不忿，而邵宏渊得知自己竟然要屈居人下，更是直接向总指挥张浚表示，拒绝接受李显忠的节制。

而张浚本应及时制止邵宏渊的无理要求，但其为息事宁人，竟主动劝说邵宏渊要以和为贵，并表示如果其不愿接受李显忠的领导，那么此后两军索性便各行其是。

带兵打仗，赏罚分明是首要原则，然而作为北伐主帅，张浚却在关键时刻和起了稀泥。他的纵容，不仅助长了邵宏渊的嚣张气焰，更让北伐失去了协调行动，统一指挥的可能。

北伐军收复宿州时，其府库之中尚有黄金三千余两，白银四万余两，绢一万二千匹，钱五万缗，外加大量的米粮、谷物、布料和酒类。

邵宏渊提议散府库之资犒赏三军，李显忠却以朝廷并未下旨开仓为由加以拒绝，但私下却放纵其亲信部属，恣意搬取财物，等到终于可以犒赏将士时，三个士兵才共得一贯钱。

由于封赏不厚，士兵们气愤难平，再次出城作战时，均把赏钱丢弃到宿州城外的护城河里，以视不屑并发泄愤怒，而从此之后，军营各处都弥漫着因赏罚不公带来的不满情绪，官兵怨声载道，全军斗志锐减。

南宋这边主将失和，军心浮动，而金国在经历了前期的措手不及之后，则迅速从仓促应战的慌乱中调整过来，金世宗在极短的时间内从全国各地征调了十五万精兵，并命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率先头部队万余人来攻宿州。

而新任招讨使李显忠大人，已被眼前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占领宿州之后，整日与一班亲信及金国降将置酒高会，即使得知万余金兵正自睢阳（河南商丘）兼程南下，而其自恃兵多，仍相当狂妄的宣称：“当令十人执一人也！”。

不过李显忠也确实有些骄傲的资本，五月二十日，纥石烈志宁领前锋军进抵宿州城下，随即为李显忠击败，但守军尚未来得及高兴，金国的十万主力便已接踵而来。

而面对数倍于己的女真援军，李显忠陷入苦战，便急催邵宏渊出兵，两路夹击金军。但危急关头邵宏渊非但按兵不动，还阴阳怪气地对下属调侃道：“当此盛夏，摇扇于清凉犹不堪，况烈日中被甲苦战乎？”

随后几日，双方又多次在城外短兵相接，宋军接连受挫，损兵折将，军心士气日益涣散，斗志全无。

二十二日夜，邵宏渊部中军统制周宏在城中鼓噪，谣言金人将要来攻，守军闻言惊慌失措不战自溃。女真大军乘虚攻城，李显忠虽领兵杀敌二千余，但终是独力难支，无奈率师由北门败走，刚刚收复六天的宿州又告沦陷。

待艰难逃至宿州城北二十里之符离集，在金人追击之下，宋军终于全线崩溃，仓皇南遁途中，“军资器械丧失略尽，蹂践饥困而死者，不可胜计”，所幸金人不知底细，不敢继续追击，残余宋军才在淮河一线稳住了阵脚。

由于符离之战的惨痛溃败，原本形势一片大好的隆兴北伐，在经历仅仅二十天之后，便已在实际层面宣告破产。

同时，兵败符离也给锐意进取的孝宗皇帝造成了不小的打击，而在此之后南宋的战场形势逐渐恶化，主和派的声音又在朝堂之中甚嚣尘上，赵昚对于战争的坚持开始动摇，在战与和的最终选择上，年轻的大宋天子举棋不定、犹豫不决。

一方面，其高涨的收复中原热情逐渐冷却，对比敌我势力后，发现短期内实现北伐宏愿并不现实，作为权宜之计，认为议和也不失为可供选择的道路之一。

另一方面，赵昚也并未完全放弃抵抗，战后虽将张浚降为江淮宣抚使，但亦明确表示“前日举事之初，朕与卿任之，今日亦须与卿终之”，并委托其部署两淮防线，抵挡金军南下。而十一月时，当得知金人执意割地方能和谈的态度后，孝宗甚至产生了再次开战的想法，并激愤表示：“有以国毙，也不屈从。”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主和派抓住北伐失利的事实，不断以丧师辱国之罪上疏攻讦、弹劾张浚等主战派，并强烈要求与金和谈，而太上皇赵构也出面为主和派撑腰，最终孝宗迫于压力，于隆兴二年（1164）四月将张浚罢官，并决定遣使与金议和。

当年岁末，经过使节樽俎折冲，双方终于达成和议条款：宋、金世为叔侄之国；“岁贡”改为“岁币”，银绢数各为二十万两匹；南宋放弃所占的海、泗、唐、邓、商、秦六州，双方疆界恢复“绍兴和议”时原状。

就“隆兴和议”的内容而言，南宋不再向金称臣，双方仅是约为“叔侄之国”，岁币也较“绍兴和议”时的二十五万有所减少。

北伐虽然遭遇惨败，但“隆兴和议”后南宋的地位反而比高宗时期的“绍兴和议”有了明显提高，由此可见，女真人为实现和谈作出了一定的让步。

但涉及领土方面，金国得到了采石矶兵败后被南宋夺取的六州之地，南宋更是在原则问题上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当然，双方的妥协退让均源自不愿再战，此时的金国，远非金太祖太宗时的模样，再加上完颜亮南侵后的大乱，使其元气大伤，在军事上已无法体现出对南宋的绝对优势。

而孝宗君臣经过“隆兴北伐”的失败后，也逐渐意识到，雄心壮志并不能拯救南宋，在实力处于劣势之际，急于求成只会适得其反，对于王朝的长治久安而言，战争并非唯一的选项，适当的退让，虽是出于无奈，有时也不失为一种能够接受的选择。

所以，宋金两国这种南北朝式的对峙格局，归根结底还是一种地缘政治势力均衡的结果。谁也无法干掉谁，谁动谁输——海陵王南侵如此，宋孝宗北伐亦是如此。

出于这种心照不宣的共识，隆兴和议签订之后，宋金维持了长达四十多年的和平，孝宗的治国举措由此开始转而向内，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南宋历史上最鼎盛的“乾淳之治”由此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