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景德元年十一月末 隆冬 澶州 北城

朔风凛冽，天色阴冷暗沉。晨曦中漂浮的薄雾将旷野晕染得一片迷蒙，只有黄河冻结的冰面，依然在惨淡的阳光下反射着诡异而刺眼的幽光。

漫长的对峙早已耗光了所有人的耐心，所以当虎威军头张环步入城头巡视之际，无意中又发现远处数十名契丹骑兵正对着城垣方向指手画脚时，一股无名的怒火顷刻冲上了头顶。

七百步，这是一个绝对不可能被制式弓箭射杀的安全距离，对手相当聪明，立足之处不远不近，既能看清澶州城楼又无性命之忧。

只是怒火中烧的宋军将领，立刻将目光投向了身边巨大的弓弩，同时下令将所有箭矢，对准城下那群鬼鬼祟祟的契丹人。

弓弦震响，长箭破空，带起阵阵急促而凄厉的啸叫，千米之遥转瞬即至，城下有人应声坠马，紧接着便是一阵骚乱，然后辽兵开始快速撤离——毫无疑问，肯定有人中箭，城墙上屏气凝神的宋军不禁一阵欢呼雀跃。

但毕竟只射中一人，余怒未消的张环，在辽人逃散之后，这才骂骂咧咧地离开了城楼。

没人知道这一箭到底射中了谁，发号施令的张环，当然也不会想到，这鬼使神差的一箭，对于澶州的生死之战、甚至是整个宋辽百年关系究竟意味着什么。

二十一天之后，宋辽对峙结束，澶渊之盟达成……

雍熙三年（986）北伐惨败之后，北宋元气大伤，国力日渐窘迫，在南北对峙中愈发被动，而辽则乘其势衰，接连发动反攻。

战火纷争之中，公元997年，宋太宗赵光义驾崩，其第三子赵恒继位，北宋历史进入真宗时代。

与强势、好战的父亲不同，继任者赵恒性格宽容而温和，在登基之初，便向辽国表达了和谈的意愿。面对边境频繁发生的冲突，中原王朝的新主人，也总试图用一种隐忍、平和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无奈“树欲静而风不止”，主政辽国的萧太后，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战争狂人”。从公元999年开始，辽国几乎每年都要发动大规模的南侵，而无论胜败盈亏，契丹军队都会在不久之后卷土重来。

与此同时，太后萧燕燕还数次领兵御驾亲征——年轻的契丹“女皇”，不仅性格坚毅、杀伐果决，对战争更有种出于本能的热爱和近乎狂热的偏执。

辽统和二十年（1004），深秋将至，山川一派萧瑟，眼见草木日渐枯黄，北方游牧民族又开始蠢蠢欲动……

闰九月十二日，契丹二十万大军在固安完成集结，三天之后，辽国以兰陵郡王萧挞凛为主帅，统领数万精锐先行南下，太后萧燕燕则携辽主耶律隆绪率主力人马殿后——宋辽历史上规模最大、级别最高、参战人数最多的澶州之战，在公元1004年秋天的寒风之中，徐徐拉开了帷幕。

然而，战争的进程却令契丹人始料不及，虽然举倾国之兵南伐，但萧挞凛统率的先头部队在越过边境之后，非但没有想象中的摧枯拉朽，反而被宋军弄得焦头烂额。

南下第一战，统军使萧挞凛、奚六部大王萧观音奴分兵劫掠威虏军（河北徐水）、顺安军（河北高阳），却相继被宋将石普、魏能挫败。

出师不利，萧挞凛没有在这两座弹丸小城身上浪费时间，而是转变方向，进攻西面的北平寨，谁知又被痛击。

不仅如此，守将田敏还“得寸进尺”，趁夜遣精锐出城，偷袭了距北平寨十里的蒲阴辽军大营，弄得在此驻跸的辽圣宗夜半惊醒后狼狈拔营退走。

接连受挫，并未消磨萧挞凛的锐气，辽军主帅又将攻击目标指向东面的重镇保州，只是在这里，他又遇到了更加难缠的对手——杨延昭！

咸平二年（公元999年）的遂城之战，正是此人汲水成冰，以三千宋军击退辽国十万人马，杨延昭一战成名，“冰封遂城”的壮举更在北宋抗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会大寒，汲水灌城上，旦悉为冰，坚滑不可上。契丹遂溃去，获其铠仗甚众

而杨延昭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是“金刀令公”杨业之子、杨家将第二代中的核心人物。

当年雍熙北伐时，杨业战败重伤后便是遭萧挞凛生擒，杨家自然将其列为头号死敌，如今在保州与仇人狭路相逢，满怀国仇家恨的杨延昭，带领麾下杨家将精锐与来犯之敌展开殊死血战，最终萧挞凛损兵折将，仓皇北逃。

只可惜保州兵力有限，而辽国主力又尚未现身，杨延昭尽管杀敌心切也不敢轻举妄动，无奈放弃乘胜追击的打算，落败的萧挞凛这才侥幸逃过一劫。

从过往的战争经验来看，契丹骑兵凭借着高度的机动性和冲击力，在平原上纵横千里、所向披靡，但硬撼坚城却并非辽国人的强项。而宋朝这边，经过多年的拉锯交锋，边境防线逐渐布置妥当，驻军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战争也早有准备，因此双方交锋的第一阶段，辽军虽来势汹汹，却并未占得任何便宜。

而获悉前方战事不利，萧太后及时调整南侵战略，传令萧挞凛停止攻击宋朝境内城池，等待主力部队到达再做打算。

九月二十二日，辽前后两军汇合，萧太后认为既然都是攻坚，不如干脆越过威虏、顺安、北平寨这些弹丸小城，直接攻击宋军在河北的最大据点——定州。

但此时定州有十五万宋军驻扎，兵力基本与辽国相当，又倚唐河天险，契丹人不敢强攻，在经过几次小规模的试探进攻之后，便果断放弃定州，改而向东进攻防守相对薄弱的瀛州。

势在必得的瀛州对决，萧太后和辽圣宗亲自擂鼓助威，但双方鏖战十日，辽军血流成河，在付出三万人伤亡的惨痛代价后，却依然只能望城兴叹。

攻瀛失败，彻底打乱了辽军的部署。此时军中将领建议不必在意这些河北重镇，应长驱直入，兵临汴京。而辽军骑兵最大的优势，便是来回穿插，长途奔袭，萧太后在屡屡受挫之后，最终决定不惜悬军深入，也要放手一搏。

改变战争策略之后，辽军兵分三路，绕过宋境坚城，快速迂回南下，至十一月中旬，前锋萧挞凛部已抵达澶州（河南濮阳），而萧太后的主力则屯兵于大名府。

分析双方形势，辽人南下虽异常迅速，但部队的给养问题没有通过攻城略地得到解决，而漫长的补给线又始终是个隐患，此时，前方是背倚黄河、严阵以待的澶州城，身后是十余万虎视眈眈的定州军，在这样的情况下，继续向南突破，很有可能面临腹背受敌的危险，但全军就这样无功而返，显然又心有不甘。

辽军进退两难，宋廷更是惶恐不安，澶州已是中原腹地，此处距汴梁也不过二百余里，敌骑一旦越过黄河，旦夕可至京师，宋辽交锋多年，这还是北宋的都城第一次直面外敌入侵的威胁，而颇为黑色幽默的是，令萧太后时刻提防的定州军，同样也是宋真宗的“心腹大患”。

此前定州对峙之际，宋廷曾特别指示守将王超，在立足防守的同时，应根据战场形势适时出击，然而定州主帅却“阵于唐河，执诏书，按兵不出战”。

而辽军主力绕过定州继续南下时，真宗再次下令定州军出兵驰援大名府，王超依然是置若罔闻——虽然此后的事实证明王超抗旨不尊，可能只是单纯出于畏战惧敌，但在当时，真宗却不得不怀疑，这个手握重兵的边防将领是否还对朝廷保持着忠诚。

出于各自所处立场和考虑方向的差异，交战双方对形势的判断是截然不同，再加上”定州军”这一关键信息的缺失，在澶州决战即将开打之前，宋辽两国既对自身安危有所担忧又对彼此心怀顾忌，而正是因为这种复杂且微妙的心态，才最终促成了日后那场百年盟约的达成，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回到汴梁，从九月下旬开始，边境的告急文书就不断涌入京师，契丹人南下的马蹄声似乎越来越近，此时城中人心惶惶，而北宋皇宫的朝会之上，气氛更是凝重压抑。

满朝文武或唉声叹气或窃窃私语，但都无法拿出妥善的退敌之策，真宗与大臣们面面相觑，一时也不知如何是好。

许久之后，还是参知政事王钦若带头发声，因其生于江南，便怂恿皇帝迁都金陵避敌，并表示依靠长江天堑，半壁河山仍能高枕无忧。

而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是蜀人，则建议真宗移驾益州（成都），并立陈四川乃是天府之国，又有崇山峻岭为屏障，只要宋军扼守各处要塞，便会保证官家的安全无虞。

迁都的主张正中赵恒下怀，与久历沙场的太祖、太宗不同，真宗自幼长于深宫内苑，性格难免怯懦软弱，再加上父亲两次北伐的惨败经历，更让未经行伍的宋朝天子，对辽国、对战场有种本能的抗拒。

大军压境而君臣皆无斗志，迁都避敌自然是最好的选择，只是朝堂之上突然出现了另一种声音——一个改变北宋命运乃至整个东亚大陆格局的超级强人，在关键时刻将逃跑主义的苗头彻底扼杀在了摇篮之中。

有敢再言迁都者，杀无赦！

此言一出，整座殿宇顿时鸦雀无声，无人出言反驳，更没人敢呵斥、制止，因为说话的人叫做——寇准。

这是一个真正的传奇，毫不夸张地说，“寇准”就是那个时代甚至整个封建历史中，最刚直、强势的代名词。

他曾经扯着宋太宗的龙袍，强行将准备起身退朝的赵光义按在龙椅上继续听完汇报，而作为敢谏直言的股肱重臣，连一向霸道的太宗皇帝都要对其礼让三分，如今在真宗朝堂，更没人敢挑战即将暴怒的大宋宰相。

关键是寇准的愤怒不无道理——此时局势的发展确实有些凶险，但北宋还远远未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未战先怯又轻言放弃国都，岂不是要把江山社稷和万千黎民拱手送人？更何况强敌近在咫尺，一旦天子出逃，京师人心离散，前线士气全无，而原本强弩之末的辽军，势必借机穷追不舍，试问仓皇逃遁之际，宋人的双脚如何跑得赢辽国的骑兵？到时天下之大，哪里又还有真宗君臣的容身之所？

垂拱殿中再次上演“挽衣留谏”的戏码，赵恒也和多年前的父亲一样，被强行按在御座之内，极不情愿地听着寇准的反复“唠叨”。

而寇准在客观分析局势之后，建议真宗应立刻御驾亲征，以此稳定前线军心、抗击来犯强敌，另一宰相毕士安也在从旁劝说，两大宰执都主张皇帝亲临前线，包括北宋第一名将、镇安军节度使李继隆也表示将陪同真宗北上，护卫天子周全，而赵恒也确实无法承受“委弃宗庙”的千古骂名，反复权衡之下，大宋官家最终打消了企图南迁的想法。

景德元年（1004）十一月二十日，宋真宗赵恒亲率十余万禁军启程北上，而在此之前，悍将李继隆已先行抵达澶州，全权指挥前线布防工作。

威压群臣，左右天子——寇准的所作所为，不仅强势而且有失人臣之礼，但如果没有这样的寇准，可能靖康之耻的悲剧在北宋景德年间就要发生，可能南宋偏安江南的历史将会提前上百年！

澶州，宋辽两国的最高统治者同时披挂上阵，如此场景，在双方交锋的漫长历史中，仅仅出现过这一次。只是真宗车驾尚未抵达黄河以北，澶州战场上一次极为偶然的突发事件，在顷刻之间改变了战争的走向。

辽军主帅萧挞凛到达澶州之后，便进行了数次试探性的攻击。但身经百战的名将李继隆并没有直接与其周旋，而是紧闭城门，不给契丹人任何可乘之机。

澶州短时间内难以攻克，萧挞凛仍不死心，不时在北城外围巡视，既是刺探澶州的守军部署和城墙防御，也为观察黄河的结冰情况——既然无法克城，辽军主帅也在考虑绕过澶州，选择合适的地点渡过黄河，直驱汴京。

意外就发生在十一月二十二日清晨，萧挞凛再次出营打探，与此同时，负责巡视的宋将张环登楼瞭望，突然发现数十骑辽兵竟于光天化日之下大摇大摆的出现在澶州城外，张环将对方这种狂妄的行为视作对自己的挑衅，见敌人远在千米之外，怒不可遏的虎威军头下令动用身旁的秘密武器。

三弓床弩，由三张弓巧妙组合，再通过各种机关连接于绞车之上。施放时需要多名士兵利用绞车合力开弓，再以大锤猛击扳机，进而将数支铁枪一般硕大的床子弩箭射出。

此弩虽然射程极远且威力巨大，但操作过程复杂，精准度也不高，主要用于对付密集冲阵的敌人。当然，张环也并没有指望这随意而为的一箭能有所斩获，无非是想挫一挫城下窥探者的锐气。

但命运却在无意间青睐了中原王朝，箭雨过处，辽军数十人毫发无损，偏偏主帅萧挞凛被一箭贯穿头颅，当场气绝身亡。

萧挞凛意外殒命，澶州前线辽军士气大挫，萧太后惊闻爱将死讯，更是悲伤恸哭，为之辍朝五日。而恰在此时，宋真宗赵恒御驾亲征的队伍抵达澶州。

二十八日，真宗渡过黄河登临澶渊北城，当大宋官家专属的“黄龙负图旗”在城头飘扬之时，河北将士遥见天子黄罗伞盖，顿时人心沸腾，十余万人山呼万岁，响彻原野。

赵恒亲临澶州，成为压倒辽国的最后一根稻草，即使蛮横好战的萧太后也不得不重新审视战场的态势和继续交战可能带来的后果，遂于十二月初向北宋传达了退兵和谈的意愿。

然而，辽朝虽然在战场上不占优势，却提出了非常苛刻的议和条件，要求宋朝割让战略意义重大的关南之地。

而真宗急于摆驾还朝，在宋军士气高涨且已逐渐掌握战场主动的情况下，见辽国有意和解，便一味寻求以赔偿钱财来尽快结束战争。至于寇准，本来执意血战到底，无奈此时朝议纷起，诬陷其挟持圣驾，意在拥兵自重，无奈之下，铁血宰相也只得同意罢兵讲和。

十二月初，在经过数次磋商与讨价还价之后，双方最终达成和议：宋辽以白沟河划定边界，此后宋每岁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于辽，因澶州在宋朝亦称澶渊郡，故史称“澶渊之盟”

一纸盟约，开了中原王朝向番邦纳贡的先河，而真宗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却只是和辽国达成了一个并不对等的和平条约，如果单纯从政治的角度考量，澶渊之盟确实令北宋颜面受损。

但总体而言，自高梁河战败以来，宋军就丧失了在对峙中的战略主动，只能被动防御；打输固然是血流成河、生灵涂炭，即便获胜也不过就是暂时安全。

在这样的形势下，北宋既没能力通过战争获得土地、财富、人口等红利，还要花费巨额军费在漫长的边境线上处处防守，来实现自我保护。相比之下，贡输岁币要比巨额军费划算得多。

而多年交战，辽国始终无法给对手造成致命的打击，统治者们也逐渐领悟了“战则两败俱伤，和则皆大欢喜"的重要意义，宋辽双方都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来发展国内经济，两国百姓也渴望和平来治疗战争留下的创伤。盟约签订后，东亚大陆上的这两大强国近120年未兴刀兵，边境日趋稳定繁荣，边民得以安居乐业，而随后宋在边境开放榷场，双方在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加强了联系，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这不得不说是澶渊之盟带来的积极意义。

双边贸易的繁荣，极大地刺激了北宋经济的发展，但令人遗憾的是，澶渊之盟带来的和平，使北宋朝廷逐渐安于现状，文人醉生梦死，军中武备废弛，澶渊之后百年，“人人怀安，不复有征战之议”，终于在1127年，面对比契丹更为凶狠的女真金国时，造成了“靖康之耻”的历史性悲剧。

但国破家亡的责任不应该简单地推卸到“澶渊之盟”的身上，富国必在强兵，居安不忘思危，这是决策者应有的觉悟，只可惜一千多年前的北宋君臣，却在虚假的繁荣和一片歌舞升平中，轻易忘记了这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