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章士钊曾写信给毛主席，信中提及一位曾经风光无限的袁克定，袁克定曾是“民国四公子”之首，凭借父亲袁世凯的权势，享尽荣华富贵，可从父亲死后，袁家迅速衰败，袁克定也从风流倜傥的公子哥，沦为一个穷困潦倒、生活潦倒的孤独老人。章士钊的信中，提出了对这位历史人物宽大处理的建议，并且毛主席也同意了这一提议。那么，袁克定究竟是如何走到人生的低谷，最终获得新中国的接纳与援助的呢？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袁克定生于清朝光绪四年（即公元1878年），他的父亲袁世凯作为晚清时期的权臣，特别是在戊戌事变后深得慈禧太后的信赖与重用，这为袁克定的人生轨迹铺设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

在父亲的光环下，袁克定自然而然地踏上了仕途，而彼时他还不过是个二十出头的青年，袁世凯已稳坐直隶总督的宝座。直隶因京城坐落其间，其总督之位自然较其他省份更为显赫，这也为袁克定日后的政治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袁克定并非等闲之辈他不在父亲扩张势力的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更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过人的外交手腕，在中外交往的舞台上大放异彩。他曾频繁地与西洋各国的政要往来，成为了袁世凯与西方列强之间不可或缺的桥梁。

在清朝由盛转衰，直至最终走向灭亡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以及随后的军阀割据、战乱频仍的近代史篇章里，袁世凯始终是一个无法忽视的重要人物。回溯至戊戌变法那场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那些旧时代最后的捍卫者们，怀揣着对国家的深深忧虑，试图通过劝诫君王，自上而下地推动一场变法运动，以期挽救国家的危亡。

他们所选择的君王却是个软弱无能之辈，变法者们在这场豪赌中押错了宝，他们在盲目与绝望中，将目光投向了袁世凯，希望他能成为扶持君王、挽救国家的中流砥柱。

袁世凯表面上对变法运动表示支持，暗地里却早已与慈禧太后勾结在一起。他巧妙地利用了自己的双重身份，既在变法派中赢得了信任，又在慈禧太后那里得到了庇护。就这样旧时代在这些人的折腾与算计中，逐渐走向了终结。而清朝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的旧帝国，最终也是由袁世凯亲手捅出了致命的一刀，宣告了其历史的终结。

随着清朝的覆灭，中国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共和时代。为了促进和平政变，尽可能地减少国家的动荡与损失，革命领袖孙中山展现出了非凡的智慧与胸怀，他选择了与袁世凯合作，让袁世凯以共和国总统的身份接替了皇帝之位。1912年2月15日，这一天成为了历史的转折点，袁世凯正式当选临时大总统，开启了共和时代的新篇章。

袁世凯对于共和的承诺，却更多地被视为一种权宜之计。他高举着共和的旗帜，却暗中谋划着个人的私利。总统之位对于他来说，不过是一个通向帝王之位的跳板而已。他忍耐了足足三年，期间废除了《临时约法》，使大总统拥有了更多的集权；又制定了新的选举法，将五年任期改为无限制连任。

1913年，随着“二次革命”的硝烟被袁世凯的铁腕手段平息，他那颗渴望变革体制的心开始蠢蠢欲动，犹如暗流涌动的深海，表面平静却暗藏波澜。时至1915年5月，袁世凯为了拉拢日本帝国主义作为他“称帝”的坚实后盾，不惜以国家尊严为代价，与日本签订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这一纸条约，如同沉重的枷锁，锁住了中国的未来，却让袁世凯一时之间权倾朝野，成为了名义上全中国最有权势之人。

日本的东京报纸对此大肆渲染，称赞“袁氏总揽中国之统治权”，甚至鼓吹“袁改行帝制，乃顺应天命，合乎时势！”这样的舆论环境，无疑为袁世凯的称帝野心添了一把火。

在袁世凯的周围聚集着一群阿谀奉承、贪功求宠的奸臣佞子。他的亲信、大将们，个个摩拳擦掌，梦想着成为开国元勋，光宗耀祖。而他的儿子们，尤其是长子袁克定，更是沉浸在成为“皇太子”的美梦之中，无法自拔。

在这样的内外形势下，袁世凯的称帝之声不绝于耳，仿佛整个国家都在呼唤着他登上九五之尊的宝座，袁世凯深知“民为水，君为舟”的道理，他心中虽有野望，却也不乏顾虑，迟迟未敢迈出那决定性的一步。

真正推动袁世凯下定决心的，竟是一份看似普通的报纸——《顺天时报》。袁世凯素来爱看报，以此作为了解外界的窗口，他却不知这份每日呈现在他面前的《顺天时报》，早已被袁克定暗中动手脚，变成了专为袁世凯量身定制的“特供版”。

袁克定为了实现自己的皇帝梦，不惜伪造报纸，篡改舆论。他深知袁世凯对日本态度的重视，便利用《顺天时报》作为日本喉舌的地位，精心编造了一系列对袁世凯称帝有利的报道。这些报道每日准时送到袁世凯的手中，让他误以为国内外舆论一致支持他称帝。

在袁克定的精心策划和身边亲信大臣的怂恿下，袁世凯终于在1915年12月12日，稀里糊涂地踏上了称帝的道路。然而，称帝后的现实却与他想象中的众望所归大相径庭。外界骂声四起，南方更是掀起了以蔡锷为首的“讨袁护国军”运动，一时之间，袁世凯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直到称帝后的某一天，袁世凯才从三女儿袁静雪那里得知了真相。袁静雪，这位聪明伶俐、深得袁世凯喜爱的女儿，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发现了家中《顺天时报》与外界真实版本的巨大差异。她立刻意识到其中必有蹊跷，于是将此事告知了袁世凯。

袁世凯闻言大惊，怒不可遏。他召集家中所有人进行逼问，终于揭开了袁克定伪造报纸、搅乱视听的丑行。面对儿子的背叛和欺瞒，袁世凯痛心疾首，怒火中烧。他关起门来，拿起皮鞭，对着袁克定就是一顿猛抽，边打边怒吼：“欺父误国！”

这场家庭风波之后，袁世凯身心俱疲，一病不起。他原本就因称帝而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和外界的非议，如今又遭儿子背叛，更是雪上加霜。从此，他彻底沦为了一个需要家中仆人照料生活的老人，昔日的权势和荣耀仿佛一场梦，随风而散。

1937年，全面抗战的烽火燃起，袁克定的生活更是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他四处奔波，试图通过国民政府找回被没收的财产，却始终未能如愿。就在这时日本侵略者将贪婪的魔爪伸向了北平，也盯上了袁克定这位袁世凯的长子。

日本人深知袁克定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便企图利用他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先是提出“收购”袁克定的宅子，以解其燃眉之急，袁克定心中却有着坚定的民族大义，他深知自己不能成为汉奸的千古罪人，于是毅然决然地拒绝了日本人的诱惑。

不久之后华北日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亲自上门拜访，邀请袁克定出任华北伪政权的高官。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但袁克定却再次选择了拒绝。他深知自己的选择将决定自己的命运与名誉，更关乎民族的尊严与未来。

为了彻底断绝日本人的念头，袁克定第二天便来到了报社，要求刊登一份声明。在声明中，他声称自己因病无法过问任何事情，也拒绝接待任何客人。这份声明表明了他的立场与态度，更彰显了他心中的民族大义与坚定信念。

抗日战争胜利后，袁克定的生活并未因此得到多少改善。他的儿子卷走了他所有的股票与积蓄，让他再次陷入了贫困的深渊。解放战争胜利前夕他收到了表弟张伯驹的资助。这份资助如同雪中送炭，让袁克定得以勉强维持生计，熬过了那段最为艰难的时光。

新中国成立后章士钊以其深厚的情怀与敏锐的洞察力，关注到了那些曾在历史洪流中沉浮的人物。当他得知袁克定——这位曾经因一己私欲而误入歧途，却又在晚年表现出深深悔意与淡泊名利之态的昔日“太子”的境遇时，心中涌起了一股难以言喻的情感。

于是章士钊先生毅然提笔，向中央致去了一封饱含深情与期望的信件，恳请政府能为袁克定妥善安排工作，以解决其生活上的困境。不久之后中央文史馆积极响应，为袁克定提供了一份工作，月薪定为六十元。这份稳定的收入让袁克定的生活得到了保障，更让他那颗漂泊已久的心，找到了一丝慰藉。

袁克定深知这份工作的来之不易，也深知自己曾经的过错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伤害。因此他倍加珍惜这份新的生活，也时刻铭记着那些在自己最困难时伸出援手的人，张伯驹先生便是他最为感激的一位。为了报答张伯驹的恩情，袁克定每当领了工资，便第一时间送到张伯驹家中。

张伯驹却总是笑着婉拒，他说：“我们是一家人，何必如此客气？你的心意我领了，但钱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岁月如梭，转眼间袁克定已步入了人生的暮年。他的头发变得花白，身材也日渐干瘦矮小。

他依然保持着那份读书人的儒雅与从容。他常穿着一身长袍，举止间透露出一种超脱世俗的淡然。他的一日三餐简单至极，只是些窝窝头切片，配上一点咸菜，便是一顿。这样的生活虽然清苦，但他却乐在其中，享受着那份难得的宁静与自由。

后来毛主席得知了袁克定的情况，深感其晚年生活的不易。为了表达对他的关心与照顾，毛主席决定每个月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二十元，专门用于改善袁克定的生活。

1955年，袁克定在表弟张伯驹的家中安然离世，享年七十九岁。在他离世的那一刻，只有二夫人马彩云陪伴在他的身边。而他的后事则由张伯驹先生一手操办，让他得以安息。

袁克定的子女们并未因他的过去而受到影响。他们个个发奋努力，长子更是成为了贵州工学院的教授，为国家的教育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女儿也嫁给了一户书香门第，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他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社会主义的建设添砖加瓦，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