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美国人，心是中国心，司徒雷登在中国度过了五十年的光阴，创立了名扬海内外的燕京大学，还培养了无数才俊。作为教育家和外交官，他不仅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坚守中国，还为中美文化交流架设了桥梁。司徒雷登的一生充满传奇，但究竟是什么经历塑造了他的中国情结？他又是如何用教育改变了中国？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司徒雷登的深厚中国情结使他在“中国通”中显得尤为突出。1876年司徒雷登诞生于中国杭州的一个美国宣教士家庭，自小便在这片土地上呼吸成长，习得了一口流利的杭州方言。他的童年充斥着中国文化的熏陶，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

1887年，11岁的他随家人回到美国，离开了他深爱的故乡。成长的岁月里，他始终怀揣对中国的思念。在美国他进入了纽约的协和神学院深造，专攻神学，毕业后成为了一名敬业的牧师。

1904年，当他26岁时，司徒雷登应召重返中国，担任传教士，这一次他更是以一名教育者的身份来到中国，立志于教育领域发挥影响。他的教育理念是将西方的教育模式与中国的文化背景相结合，推动中国教育的现代化。

司徒雷登初至南京时，任职于金陵神学院，那里他展开了长达12年的教育工作，致力于传播神学与西方哲学。到了1918年他的职业轨迹出现了重大变化。在北京，两所基督教背景的大学，汇文大学和协和大学，不过这两所大学因理念不合计划合并。两校的管理理念及教育方针的分歧，使得合并过程中对新任校长的选择产生了激烈的争议。

在多方协商之后，双方决定由一个与两个教会都无直接关联的人来担任校长，以此保持校方的中立性和公正性。在这样的背景下，司徒雷登因其广泛的教育经验和中立的背景被认为是理想人选。他接受了成为即将成立的燕京大学校长的邀请，并带着开始资金抵达了北京，他很快发现这笔资金远远不足以支持一个大学的建设需要。

面对资金短缺的挑战，司徒雷登并没有气馁，而是展开了广泛的资金筹措活动。他和一些朋友开始在北平周边进行募资活动，不仅限于当地社区，还扩展到了更广泛的地区。他们通过举办讲座、社会聚会，以及向在华外国商人和使馆人员介绍学校的愿景和教育目标，逐步扩大了筹款的范围和影响力。

司徒雷登利用自己的国际联系网，向海外的支持者和慈善机构申请资助。他详细介绍了燕京大学的教育理念，强调其将中西方教育理念结合的重要性，以及这所学校对于培养中国未来领导者的潜在价值。通过不懈努力司徒雷登最终成功地筹集到了足够的资金，使得燕京大学能够顺利建设，并逐步发展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教育机构之一。

司徒雷登致力于将燕京大学建设成为一个教育的灯塔，引进海内外的顶尖学者，提升学术水平。学校的建筑风格融合了中国传统与西方元素，他还坚持要求学生深入学习中国传统的四书五经，以确保教育的深度与广度。

他对学生是教育者，更是关心者，常常以和蔼可亲的姿态出现在学生中间。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司徒雷登在学生组织的爱国集会上激情演讲，并亲自带领学生走上街头，高声抗议日本的侵略行为，这一行为甚至让他被日本警察短暂拘留。

司徒雷登自始至终都表现出对中国抗日努力的同情。1934年，当北平的学生们南下南京向蒋介石请愿要求抗日时，刚从美国回来的司徒雷登得知许多燕大学生参与其中，他感到非常欣慰，并表示：“如果燕大学生没有参与抗日请愿，那我的教育生涯将毫无意义。

1937年，当北平被日军占领，司徒雷登组织了多场抗议活动。不幸的是日军的压力迫使燕京大学师生被迫离开学校，司徒雷登站在校门前，向离去的师生深深鞠躬，表达无奈与敬意。

他的行为激怒了日本人，司徒雷登因支持抗日运动而被关入集中营，成为第一个因此被日本人囚禁的美国人，他在那里度过了长达四年的岁月，直到抗战胜利才获释。

在1945年的重庆，毛主席与多位美国代表举行了友好的会晤，其中包括美国外交官司徒雷登。在一次隆重的晚宴上毛主席热情地与司徒雷登握手，赞扬他以及他所代表的燕京大学学生在中国的贡献：“久仰，久仰，燕大的学生在我们这里做了很多杰出的工作！

1946年，当马歇尔将军在华调停国共冲突屡屡受挫时，他想到了在中国享有盛誉的司徒雷登，于是邀请他担任“美国驻华大使”。虽然司徒雷登对燕京大学有深厚的情感，但他最终选择接受了这一职务，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推动国共和谈。

在担任大使期间，司徒雷登的政治舞台日益复杂。他与国民党高层的互动频繁，逐渐深陷美国对华政策的困境。由于他与蒋介石的私交甚笃，司徒雷登常被视为偏袒国民党，他在公开场合表达对蒋介石及宋美龄的敬仰，还助长了美国对蒋的支持。

但随着局势的发展，美国政府开始意识到国民党内部的普遍腐败问题，尽管司徒雷登曾努力推动其改革，但蒋介石的承诺始终未能转化为实际行动。美国内部对此感到愈发失望，一些美军高层甚至开始抱怨，认为美国提供的援助实际上是在无意中助长了中共的力量。

司徒雷登的地位变得尴尬且无奈，他逐渐意识到，无论美国对蒋介石的援助多么巨大，都难以改变战局。对于曾深受其敬仰的蒋介石及其政府，司徒雷登感到深深的失望，他在一次与美国国务卿马歇尔的会谈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或许我们应该劝蒋委员长退休。

1947年，应美国国务卿马歇尔的提名，司徒雷登被任命为驻南京的美国大使。尽管他是美国人，但他总认为自己也是半个中国人，深爱着这片土地及其人民。作为大使，他努力推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和解，希望能够建立一个联合政府，以结束两党之间的内战。“如果我的努力能带来和平的希望，促使双方建立统一政府和军队，我愿意不惜任何代价。”他说。

但历史的洪流是不可阻挡的，国民党军队的败退已成必然。在这一关键时期，司徒雷登全力保持华盛顿与南京之间的沟通，他甚至一度放弃支持蒋介石，转而支持李宗仁的主张，希望能够“划江而治”，以实现中国的和平与稳定。

在1949年的炎热夏日，中国共产党已接近于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解放的壮举，此时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土地上已无立足之地，国民党，这个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势力，正走向崩溃的边缘。在这关键时刻，美国政府于8月5日公布了一份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意图为其在华政策辩护。

白皮书回顾了从1844年强迫中国签署《望厦条约》开始的中美关系历程，特别是抗战结束到1949年这段时期，详细描述了美国政府如何通过支持蒋介石和反对中国共产党来试图左右中国的政治走向，这份文件无疑是美国在中国失败政策的自白书，也暴露了美国政府对再次影响中国政局的无奈与恶意。

对此毛高度重视，视其为教育和团结中国人民的绝佳机会。在香山毛迅速作出反应，撰写了《别了，司徒雷登》这篇尖锐的社论，直接批评了白皮书所体现的帝国主义立场，指出该文件“不过是一部颠倒黑白的文献”，标志着美国在中国的政策彻底失败。

社论中毛还对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失败进行了论述，分析了中国近现代革命的过程及其胜利的理论基础，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意义。

发表后，这篇社论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广泛反响，成为了众多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媒体、学术机构以及公众人士热议的焦点，促进了一场批判美国政策的热潮。社论不仅警告帝国主义不要干涉中国内政，还破除了国内对美国的种种幻想，鼓舞了广大民众对革命事业的信仰和决心。

《别了，司徒雷登》以其犀利的文字和鲜明的“毛氏”语言风格，深受人们喜爱：“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两件事都值得庆祝。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从北伐战争到解放战争，中国人民在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下进行了超过一个世纪的艰苦斗争。虽然历代爱国者曾向西方求学，希望找到救国之道，但多次努力终究未能成功。直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坚定不移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中国人民才终结了长期的屈辱，赢得了民族的独立与自由，这一切难道不是值得国人骄傲和自豪的历史篇章吗？

司徒雷登回国后他因年事已高且多次与政府的政策意见不合，逐渐被边缘化，未能再获得政府的重用，最终成为党派斗争中的牺牲者。此外司徒雷登本人一向对物质财富不加追求，终其一生过着相对简朴的生活，财富积累甚少。

1952年，在中国教育部进行的院校整合过程中，司徒雷登曾任首任校长的燕京大学被宣布解散，其下的文科和理科专业被并入北京大学，工科专业被并入清华大学，而法学和社会学专业则被纳入新成立的中国政法大学。

1962年司徒雷登在美国含恨而终，留下遗愿，希望自己的骨灰能够被葬回中国，与他早年去世的妻子艾琳一同长眠。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愿望未能即时实现，直到46年后的2008年11月17日，他的骨灰才被迁移到中国杭州西子湖畔的半山安贤陵园文星苑，并与妻子艾琳的遗骸“团聚”。

他的墓碑上刻着：“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至此，他归宿故土的心愿终于得以实现。这一愿望虽因当时国内外复杂的政治与社会环境而延误，但最终完成，使人唏嘘不已。

值得一提的是燕京大学的历史虽然只有33年，但其毕业的学子遍布中国各行各业，贡献巨大。燕京大学培养了42位中国科学院院士，还有11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到1979年，邓小平率领的访美团队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成员曾在燕京大学求学。

闻一多在他的《终极讲演》中提到了司徒雷登，表达了对这位深耕中国教育多年的美国学者的敬意：“司徒雷登是教育家，更是中国人民的挚友。他的成长背景独特，出生在中国，接受美国的教育，但他在中国的居住时间远超在美国的岁月。

他的存在仿佛一位归来的中国留学生，我们在北平的日子里频繁相遇。他的和蔼与学识让人感到亲切，他深刻理解中国人民的需求。当然司徒雷登并非全能，无法单独解决所有问题，但他的影响促使美国公众意识到中国情况的转变。”现在，作为对司徒雷登贡献的认可和纪念，他在中国的故居已对公众免费开放，访客可自由前往参观，了解这位学者的生平与贡献。

（参考资料：《周恩来风范词典》《中华读书报》《同舟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