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有一批大陆女孩为追求幸福选择远嫁台湾。婚姻，是女人一生重要的抉择，赴台婚姻或许是一种选择，但并不意味着就能带来幸福。她们漂洋过海，徘徊于理想与现实之间，大多数女孩的台湾婚姻生活可谓是一地鸡毛。

虽然大陆配偶在结婚之后最快两年即可拿到“依亲居留证”，表面上凭着居留证就可以找工作、申办各项事务，但实际上却是寸步难行。许多公司因为歧视大陆女性，根本不愿聘用持居留证的大陆配偶。即使没有歧视大陆配偶，多数公司、厂商也未必了解相关政策，仍拒绝雇佣大陆新娘，事实上她们常常无法获得正式的工作机会。访谈的几位女性均表示工作是她们最大的心愿，无法工作是她们最难以适应的事。

由于长时间没有身份证，大陆赴台女孩们几乎什么也不能做。不能就学、进修不能租赁房屋、车、书、等不能买保险，不能买汽车、摩托车不能办信用卡、投资、置业不能作保、不能当监护人。所以大陆配偶在等待配额未取得定居之前至少8年里，日常生活的许多活动仍会受到全部或部分的限制和牵制，并衍生出许多相关的问题来，影响到她们在台湾的生活。更为甚者，不能在外投宿过夜、旅游，而且每三个月还要到警察机关报到。

两岸的婚姻因为不平等的法规制度，造成婚姻中两性权力更无法对等，两相比较大陆女性配偶往往都是处于弱势和被牺牲的这一方。阿敏1998年嫁给台商张先生，婆婆和小姑把她当佣人使唤，经常对她冷嘲热讽，相处一直不愉快。先生在她年2里一直没有生育的情况下也开始对她冷淡，到大陆出差3个月，没给她一分钱的生活费。

为了逼阿敏出去工作，婆婆甚至开始不给她吃饭，台北很多家庭中午不做饭的，都买便当，就是大陆的快餐。我婆婆就不给我买，只买两份，她的和小姑的。她知道我跟我老公吵架，他没有给我家用……我只好去打黑工，这个跟家暴有什么区别”阿敏也担心因为身为大陆女性配偶之故，在尚未取得身份之前没有法律保障，万一先生出轨或者因为吵架闹离婚了，就什么都没了，大陆女孩在台湾好像连离婚的权利都没有。

如果大陆女孩想离婚，若是先生不愿意的话，只要台湾先生在大陆妻子回大陆期间不再申请妻子赴台即可，而大陆女性配偶因为碍于台湾法规的规定也无法赴台办理离婚，自然就无法离婚了。因此，大多数的大陆女孩在婚姻破裂的情况下也没有能力和台湾配偶相抗争有些人两相权衡之下，也只好选择忍耐而不敢离婚，也因此许多家庭暴力事件就层出不穷地发生在她们身上了。

大陆女孩们提到台湾当地的太太常在聊天言谈中，口气中夹杂着天生的优越感，让她们很不舒服。大陆女性对称呼表现出特别的敏感。

小芳的台湾夫家是一个大家族，在家族宴会中小芳十分不适应。“那些台湾太太啊，说起来都是亲戚了，老是一小撮一小撮的聚起来对我指指点点的，还叫我‘大陆新娘子’。我又不是没名没姓，就算不熟悉的人不知道我的名字，我都嫁到你家里了，也可以叫我‘张太太吧，或者用亲属来称呼，叫我弟媳、外甥媳之类的吧。一年多了，在他家里还一直是大陆这个、大陆那个的。我很不开心的。

大陆女性在污名化的舆论下，被形塑成“势利”、“抢钱”甚至“小偷”等形象。即使通过婚姻嫁入台湾家庭，依然被认为是为了钱，而并非将移民女性视为家里的成员。大陆女性如何在两岸婚姻关系中进入被污名化的位置。

不可否认，有一部分是与“金钱”有关的事实是存在的嫁到台湾可以帮忙改善家里的经济状况，也期待透过跨海婚姻寻找更好的生活品质，但小芳认为更重要的是她移民到台湾以后，努力与先生扶持一个家庭，希望好好在台湾落地生根。婚姻一旦被贴上与“金钱”有关时，就会被此项掩盖过婚姻的本质。

“我婆婆总是认为我会斗家给她儿子，全部就是为了钱，可是我当初并没有想那么多，我虽然离过婚，还是很年轻的，在老家要找个家境过的去的也不是找不到。我第一次见我先生觉得他很老实，他对我真的很好的，所以我去了也很努力的照顾家里，那里的邻居都夸我孝顺能干。但更多人说我就是想要钱，赚到钱就会跑了，可是其实我先生哪里有什么钱。我觉得他们那样讲我真的很没有意思”。

小芳还曾被婆婆问及在大陆吃排骨是不是很难。对小芳而言，婆婆奇怪的问题让她感受到看不起她来自大陆。“我们吃饭的时候，我婆婆问我‘你们大陆吃排骨是不是很难啊，听说有排骨吃的时候全家人都要高兴的鼓掌啊’她居然这样问。我说‘没有啊，怎么可能，我们每餐都可以有鱼有肉的’。

我婆婆估计是韩剧看多了，韩国电视里才是吃排骨全家鼓掌的，她却套到大陆人身上，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她还一直说她真的听说大陆人猪肉都买不起的。”小芳认为婆婆不应该在全家十几口人一起吃饭的饭桌上问这样的问题，让她难堪。“不是每个从大陆嫁来的都穷，就算是大陆穷人家的女儿嫁来的，也不应该这样问，不尊重人，不管哪里嫁来的，都是你家的媳妇。大家都是人生父母养的。

阿敏曾经遇到这么一件事小姑的钱包不见了，她成为全家人第一个怀疑的对象，大家甚至让她老公带她出门走一走，然后趁她不在的时候搜她的房间和物品。阿敏觉得不受尊重。这样的互动隐含着台湾家人对大陆女性的不信任，甚至将她们视为“次等家人”。

小西曾在初到台湾时购物，卖方发现她是大陆女性，可能不了解台湾物价和产品，故意抬高价格，甚至想卖残次品给她。“他说要卖，我觉得很贵，我看那牌子写，他骗我说牌子上的是打折后的价格，怎么可能有人直接把打折后的价格直接写在吊牌上，他还继续骗我台湾就是这样子的。我要付款了，他又从里面拿另一个产品给我，说之前那个是展示品，拿一个仓库里的给我，我认真看一下根本就是有瑕疵的，还想再骗一次。以后去买东西，都不敢说漏嘴，我一说这个东西福建也有，他就开始要骗我了，真是的，把我们大陆女孩都当傻瓜啊，那么容易上当啊。

中国是一个以父权为主的社会，传统上在婚姻关系中，男性扮演着支配者的角色，责任在于保护与领导家庭女性则被期待是吃苦耐劳、牺牲自我、顺从和依赖丈夫的。从大陆女性的生活体验中，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先生对大陆妻子的形象期待。

小芳的先生不愿意让小芳出门，甚至以“台湾没有邮局”为由，不让小芳寄信。存钱和寄信我是一定要办的事，他就是不教我，我就自己问路也问到银行了，他也没办法。我其他朋友来玩，他都坐旁边听，还跟我朋友说‘你不要教我老婆坏的事情哦，她什么都不会，不要让她出事。’他侄儿告诉我怎么坐捷运去大邮局，后来被他骂的一塌糊涂，他说‘为什么要教她，她变聪明就什么都会了。’生了孩子以后我就更加不出门了，随他去吧，他高兴就好。

此外，台湾男性娶大陆女性和外籍女性的动机有父母家人的催促、为家人着想，可以帮忙照顾老人或小孩，为了家族的声望和传宗接代等因此，娶大陆女性的决定，除了男性本身的个人决定外，还附加了夫家家人需求的考量。家务角色分工上，女性被期待成为照顾者，台湾夫家的家人将她们视为工具性的家人。

曾雇用过菲佣的家庭，有时会将先前的照顾家庭的任务转移到大陆女性身上，认为一个“媳妇”就是可以接替下菲佣工作的人选。小芳刚嫁到台湾时，家里有一位菲佣照料十几口人的大家庭的繁重家务。她嫁到家里几个月后，菲佣申请的工作签证时间到了需要离开，便由小芳接替家务劳动。

当菲佣再次返台工作，小芳的婆婆便表示不用再雇佣菲佣。从此由小芳一直负责家庭的家务劳动。“一开始他们还嫌弃我照顾的不好，讲话的时候都用手指来指去的。有一次我婆婆生病了，我小叔就直接骂‘妈妈怎么会病成这样’老人年纪大了，我又不是医生……还真的把我当成菲佣了。”

之后小芳怀孕生子，夫家的兄弟姐妹见小芳带孩子很有一套，更是将全家的幼童都让小芳照顾。小芳提出按每个孩子每月元新台币付给她报酬，她也算在家里就业，为丈夫分担家计。可是兄弟姐妹们只有前几个月按时交钱，之后开始有人交，有人没交。最后小芳丈夫提出都是一家人，就不了了之。小芳戏称自己成为家里的“大陆籍菲佣”。

其他大陆女孩也表示她们努力扮演着台湾媳妇角色，做好本份的工作，但对台湾家庭生活中需要承担的过重家务劳动都表示不习惯，有被当做佣人使用的感觉。阿敏“婆媳相处不好，好像把我当佣人。所有事情都是我在做，烧开水、接电话、拿牙签也都叫我去做。我婆婆跟小姑两个就坐在沙发上，水杯就在她面前，我在厨房，她还叫我过去拿起来递给她，你们说是不是很过分”“还有接电话，需要问清楚谁打来的、要做什么。婆婆每天会出去打牌，会有好多电话找她，婆婆一回来就问有谁找她小姑去哪里了去做什么有没有吃饭这母女俩都懒死了，不知道没有我这个佣人在他们家里，他们两个怎么活得下去。

传宗接代也是大陆女性被高度期待的重要任务，“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强调男性延续家族香火的重要性，这使得一些台湾男性为了要有下一代而选择娶大陆女性。台湾男性这样举动大多出自家庭的期待，而非个人对于婚姻的向往，因此婚姻成了这些台湾男性人生必须要完成的任务之一。阿敏经人介绍嫁给了在大陆办厂的台商张先生，赴台后发现丈夫自己并不想结婚，只是出于婆婆的要求才决定结婚。

“我老公一开始对我还是很好的，也很体贴，去外面做生意还会给我带礼物。但是一直都没有孩子，他很明显的就冷淡了，第二年就开始很少回家……后来有一次我跟小姑吵架，她就说了我老公根本不爱我，他没想过要结婚，就是找我生个孩子，而且因为我没有结过婚才找我什么的，我才知道的。”“我婆婆会在后面讲什么‘唉我的孙子哦，给你弄坏了。’因为我老公年纪也大了，怕不能再生了。”在阿敏被夫家人认为失去了传宗接代这一“功能”后，阿敏的丈夫经常不回家，不给阿敏生活费，婆婆和小姑开始对阿敏冷嘲热讽，强迫她外出打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