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25日，毛主席出席了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的会议，主持讨论了关于新中国的国旗、国徽、国歌等问题。
在这次会议上，国旗、国都、国歌、纪年等都得到了确定，唯独国徽的方案始终不能确定。
正因如此，在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天安门城楼上并没有悬挂我们熟悉的国徽，这算是一个小小的历史遗憾。
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早在这一年7月，政协筹备委员会就在《人民日报》等报纸上采取刊登了征集国旗、会徽、国歌的启事。由于国旗的设计相对简单，立刻就收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投稿，相比之下，国徽的设计更加复杂，对专业性的要求更高，所以收到的投稿很少，只有200多份，而且质量也明显不行。
正因如此，毛主席等人决定，国徽的最终方案暂时待定，不再由民间来承担设计任务，而由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为首的清华大学营建系设计小组和以张仃为首的中央美院设计小组负责设计，两个小组分别进行。
梁思成、林徽因很快给出了设计方案，他们的设计以玉璧为主体，上有齿轮和麦穗，齿轮居中，麦穗环抱，代表工农联盟。一条红色的绶带穿越玉璧，象征革命人民的大团结。
中心一颗大五星，代表中国共产党，下方四颗小五星，代表新中国的四大阶级。这个灵感显然来自新中国国旗的设计。如此一来，国旗国徽的寓意遥相呼应。
徽章整体颜色为金、玉、红三色，端庄典雅，明艳华贵，协调大方。这种“金镶玉”的设计理念，和后来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设计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金玉搭配，又有传统中国和现代中国承接融合的寓意在。
其不足之处在于，过于体现了古典中国的情调，包括字体，玉璧，绶带的样式都来自古代中国，而对现代中国的表现比较少，呈现出一种现实感的缺失。
张仃设计的国徽，和梁思成、林徽因的设计方案最大的不同在于，他的方案是以天安门为主体的。天安门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的地方，还是开国大典举行的地方。天安门既是传统中国的象征，又是新中国的见证。
张仃设计的方案中，也有齿轮，嘉禾，以及象征全国人民大团结的红色绶带，以及五颗红星。在这个国徽的背面，印有地球和中国地图，地图上方曙光乍现，光芒有31道，代表我国的31个省级行政区。
这个方案相比之下，颜色鲜艳夺目，情感充沛磅礴，风格昂扬向上，但不足之处在于对五千年文明这一方面体现较少。
经过大家的讨论和投票，张仃的设计方案最终以微弱优势胜出。周总理居中统筹，认为梁思成、林徽因的方案也有不少可取之处，不应完全放弃，于是决定让他们带队，在张仃的方案上继续完善深化，彼此互补。
新的国徽以金五星和天安门为主体，在颜色上更加庄严典雅，结构上完整统一，省去了繁琐的细节和色彩，使得整体更加象征化，既具备了艺术上的美感，又有强烈的现实情怀。
1950年6月23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全体会议上，毛主席亲自主持大会通过了由梁思成、林徽因完善的张仃的方案。至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正式宣告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