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吴晗夫妇去世，养女回忆：他们一生不同纱帐，死也未能共穴

在1969年的北京，一个冬日的清晨，有人看见一位少女在街头徘徊。她时而停下脚步，凝视路过的行人，轻声问道：＂你们见到我爸爸了吗？他说过会回来的。＂这位少女就是吴小彦，著名历史学家吴晗的养女。

那一年，吴晗与妻子袁震相继离世，仅相隔半年。这对患难与共的夫妇，即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也未能相守。他们生前不得同室而眠，死后更是未能同穴而眠。这究竟是怎样的一段历史公案？他们的爱情又经历了怎样的考验？

一、命运的邂逅（1934-1937）

1934年深秋的清华园里，银杏叶片片飘落。在图书馆的角落里，一位身着青布长衫的青年正伏案疾书。他就是吴晗，当时已是清华大学历史系的风云人物。那个午后，系里的同学蒋恩钿匆匆跑来，说系上的袁震学姐身体抱恙，需要有人送些参考书去宿舍。

＂你去送吧，＂蒋恩钿对吴晗说，＂她正在研究宋史，你们或许有共同话题。＂

这一送，就成就了一段佳话。

原来袁震早就听闻过吴晗的名字。在清华园里，吴晗的勤奋是出了名的。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进图书馆时，人们总能看见他专注研究的身影。那时的他，已经在《史学年报》上发表了多篇考据精深的文章，被誉为清华历史系的后起之秀。

初次见面时，袁震正靠在床头看书。她的案头堆满了宋史资料，床边摆着一盏煤油灯。当吴晗谈起自己对明史的研究时，袁震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

＂你知道吗？＂袁震说，＂宋明两代的政治制度有许多相通之处。＂

就这样，两人从历史制度谈到学术方法，又从考据训练谈到史料真伪。那天的交谈持续了整整一个下午，直到煤油灯的光芒在暮色中摇曳。

此后，吴晗常常来看望袁震。每次来访，他都会带来新找到的史料或是自己的研究心得。有时，他们会就某个历史问题争论到天黑。在那个没有手机、没有电脑的年代，这样的学术交流成为了他们感情升温的催化剂。

1935年春天，袁震的病情突然加重。医生诊断是严重的关节炎，需要长期卧床休养。消息传来，吴晗立即请求系里允许他照顾袁震。为了筹措医药费，他开始到处找家教，甚至变卖了自己珍藏的几本善本古籍。

在照顾袁震的日子里，吴晗依然保持着惊人的学术产出。他常常在袁震的床边批改论文，有时会突然想到什么，就和袁震讨论起来。袁震虽然卧病在床，却总能提出独到的见解。

1936年冬天，袁震的病情有所好转，但仍需要人搀扶才能行走。那时的清华园已经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之下。日军的飞机时常在北平上空盘旋，防空警报的声音几乎每天都会响起。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平局势日益紧张。云南大学向吴晗发出了邀请，希望他南下执教。面对分离，吴晗写下了一封长信交给袁震：＂待战事结束，我必回来接你。＂

临行前的那个晚上，吴晗在袁震的窗外站了很久。月光下，他看见袁震在灯下阅读，仿佛与初见时一模一样。直到第二天黎明时分，他才提着行李，踏上了南下的列车。

谁也没想到，这一别就是两年。在这两年里，吴晗每月都会寄来一封信，信中除了问候，总会附上一些钱，有时还会夹带几张药方。而袁震则坚持在病榻上研究历史，她说这是等待的最好方式。

二、跨越山海的爱恋（1937-1940）

1939年的昆明已是初夏时节，站台上的吴晗正焦急地等待从海防驶来的列车。当他远远看见袁震由两个姐妹搀扶着走下车厢时，一时竟愣在原地。两年不见，袁震虽然依旧面色苍白，但已能缓慢地迈步行走了。

从海防到昆明的路途并不轻松。一路上，袁震和姐妹们更换了三次交通工具，历经了将近一个月的颠簸。但当她见到在站台上等候的吴晗时，疲惫仿佛一扫而空。

回到昆明后，吴晗将袁震安顿在西南联大附近的一处院落里。院子不大，但种满了各色花草。吴晗说，这些花草都是他精心挑选的，为的就是等袁震来时，能有一个明媚的休养之所。

然而，这份喜悦很快就被现实的考验打断。吴晗的母亲得知儿子要与一个病弱的女子成婚，立即表示反对。在那个年代，媳妇不仅要相夫教子，更要承担起照顾全家的重担。而袁震的身体状况，显然难以胜任这些职责。

一天傍晚，母亲将吴晗叫到身边：＂联大里那么多青年才俊的女儿都在打听你的消息，为何偏偏要选择一个病人？＂

面对母亲的质疑，吴晗却坚持自己的选择。他开始每天变着法子给袁震补养身体，甚至自掏腰包请了一位老中医定期诊治。在他的悉心照料下，袁震的病情逐渐好转，能够独自在院子里散步了。

就在这时，吴晗创作了一组《病妻诗》，诗中写道：＂山城多雨春常晚，病榻闲眠听竹声。＂这组诗不仅记录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更展现了他对袁震的深情。

而袁震也没有虚度养病的光阴。她在病榻上完成了《宋代官制研究》的初稿，这份手稿后来成为了研究宋代政治制度的重要参考资料。每当吴晗从联大授课回来，两人就一起讨论历史问题，常常讨论到深夜。

1940年秋天，一场简单的婚礼在昆明举行。当时正值抗战时期，物资匮乏，婚礼的布置十分简陋。但让所有人感动的是，袁震的三个姐妹和吴晗的弟妹们，将仅有的一点布料做成了一件新衣，作为送给新娘的礼物。

婚后，吴晗在黑龙潭附近租了一间草房。房子虽小，但远离城区，能避开经常发生的空袭。每天清晨，他都会去附近的菜市场买些新鲜蔬菜，然后赶在上课前给袁震煮好稀饭。

那段时间，昆明经常下雨。每逢下雨，屋顶就会漏水，吴晗就搬来木桶接水。有时雨太大，他就拿着油纸伞，站在袁震的床边遮挡。邻居们常能听到他轻声朗诵古诗的声音，那是他哄袁震入睡的方式。

就这样，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他们用最朴实的方式守护着彼此。而此时的他们还不知道，更大的考验还在前方等待着。当时的西南联大，正在孕育着一批批优秀的学者，而吴晗和袁震，也将在这里书写他们人生的新篇章。

三、携手共进的岁月（1940-1949）

西南联大的教授宿舍里，灯火常亮到深夜。每天清晨，邻居们都能看见吴晗挑着水桶，穿过晨雾去打水。那时的昆明，虽然战火纷飞，却处处洋溢着知识分子坚韧的生命力。

在联大的讲堂上，吴晗的明史课总是座无虚席。他那独特的史学见解和生动的授课方式，吸引了众多学子。而鲜为人知的是，这些精彩的讲稿，往往是他和袁震一起研究、讨论的成果。

1941年春，吴晗和袁震开始了一项浩大的工程——合编《明史研究论文集》。每天晚上，袁震都会坐在油灯下，帮吴晗整理白天收集的史料。她那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独到的见解，常常让吴晗有新的发现。

一次，在整理明代政治制度的资料时，袁震发现了一份珍贵的文献。这份文献记载了明朝中期一场重要的政治改革，成为了后来吴晗撰写《朱元璋传》的重要依据。

生活虽然清贫，但夫妇二人却乐在其中。吴晗的工资大部分用于购买药材和书籍，剩下的则用来添置简单的生活用品。那时的西南联大，物资十分匮乏，许多教授都过着清苦的日子。

有一次，同事看见吴晗的衣服破了好大一个洞，便问他为何不去添置新衣。吴晗笑着说：＂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买书和买药，衣服能穿就行。＂后来人们才知道，他把积攒的钱都用来给袁震煎药了。

194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空袭让昆明陷入恐慌。为了保护袁震，吴晗将住所搬到了城郊的农家小院。每天，他都要骑着自行车往返于联大和家之间，来回将近两个小时。即便如此，他也从未耽误过一堂课。

在这个小院里，吴晗和袁震度过了最为安宁的时光。院子里种着几株蔷薇，是袁震亲手栽种的。每到花开时节，满院飘香。夫妻俩常常坐在花下，一边品茶，一边讨论学术问题。

1944年底，他们开始着手编撰《明史研究论文集》。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需要查阅大量史料，还要写出详尽的考证。袁震虽然身体虚弱，却承担了大量的校对工作。她常常工作到深夜，直到油灯将尽。

让人感动的是，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夫妻俩仍然坚持学术研究。有时为了买一本重要的古籍，他们要节衣缩食好几个月。但只要能获得新的史料，他们就会兴奋地讨论到天明。

1946年春，《明史研究论文集》终于完稿。这部著作不仅凝聚着夫妻俩的心血，更记录着他们在战火纷飞中守护学术的决心。书稿中，许多精辟的见解都来自于袁震的建议。

1947年，随着抗战胜利，许多学者开始北返。吴晗也收到了北京的邀请，希望他能到北京任教。面对这个机会，夫妻俩经过深思熟虑，决定离开生活了八年的昆明，踏上北上的征程。

临行前，他们特意去看望了照顾他们多年的邻居。那位老农说：＂你们虽然是大学问家，但为人很平和，从不摆架子。＂这句朴实的评价，或许是对他们昆明岁月最好的写照。

四、新中国的考验（1949-1966）

1949年初春，北京城刚刚解放不久，吴晗就接到了一纸调令，任命他为北京市副市长。这位曾经的学者，就这样踏上了从政之路。面对这个重大的转折，袁震对丈夫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保持读书人的本色。＂

在担任副市长期间，吴晗仍然保持着严谨的学者作风。每天清晨，他都会在办公室里批阅文件前，先读一个小时的史书。袁震则继续在家整理他们在昆明时积累的大量史料，为吴晗的学术研究提供支持。

1950年的一天，一位老妇人抱着一个女婴来到他们家门前。原来这个女婴是邻居家因生活困难而无力抚养的孩子。袁震看着襁褓中的婴儿，当即决定收养她。就这样，吴小彦成为了他们的女儿。

两年后，他们又收养了一个男孩，取名吴彰。从此，这个没有亲生子女的家庭，因为两个孩子的到来而充满了欢声笑语。袁震虽然身体一直不好，却坚持亲自教导孩子们读书认字。

那时的北京，正处于百废待兴的时期。作为副市长，吴晗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的城市建设问题。但他从未放下过学术研究。在百忙之中，他还抽空写出了《历史研究》一书，这本书的许多章节都经过袁震的细心修改。

1953年，吴晗在一次会议上提出要保护北京的古建筑。他说：＂这些不仅是砖瓦，更是历史的见证。＂这个提议引起了热烈讨论。虽然最终未能完全实现，但他的这番话被后人多次引用。

在家中，袁震不仅是贤内助，更是学术伙伴。每当吴晗遇到棘手的历史问题，总会和她讨论。1954年，他们合作研究了一批新发现的明代档案，写出了几篇重要论文。这些论文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

1955年春节，吴晗特意请了几天假，陪袁震和孩子们去逛庙会。这是他们全家第一次一起过年。当天晚上，他们还邀请了几位老朋友来家里吃饺子，共叙旧情。

随着工作越来越繁忙，吴晗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但他始终保持着一个习惯：每天晚上，无论多晚，都要和袁震聊一会儿，说说当天的见闻，讨论一下历史问题。

1960年，吴晗的《海瑞罢官》引起广泛关注。这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袁震提供了很多宝贵建议。她提醒吴晗注意历史细节的准确性，并帮助修改了多处史实描写。

在这期间，养女吴小彦已经长大，成为了一个活泼开朗的少女。她经常说：＂妈妈虽然身体不好，但教会了我很多道理。＂而吴彰则继承了父母的学术兴趣，常常翻看家中的史书。

1965年底，政治风向开始微妙变化。一天晚上，袁震对吴晗说：＂最近报纸上的文章，语气有些不对。＂然而，这个敏锐的观察未能改变即将到来的命运。风暴的阴云，已经悄然笼罩在这个家庭的上空。

五、最后的告别（1966-1969）

1966年的春天，北京城里已经开始弥漫着不寻常的气氛。那一年，吴晗的《海瑞罢官》成为批判的靶子。一天夜里，一群人突然闯入吴晗家中，将他带走审查。从此，这个曾经温馨的家庭被打破了平静。

袁震目睹丈夫被带走的那一刻，只说了一句话：＂别忘了带上你的药。＂这是她最后一次见到丈夫完整的身影。此后，她只能通过养女吴小彦打听丈夫的消息。

那段日子里，吴小彦每天都要去看守所送饭。有一次，她看见父亲被批斗回来，衣服已经破烂不堪，但他还是用沙哑的声音问：＂你妈妈还好吗？＂

1969年初，一个寒冷的早晨，袁震突然病倒了。多年的病痛加上近来的打击，让她的身体已经无法支撑。医生说她的情况很危急，但当时没有人敢收治＂黑帮分子＂的家属。最后，还是一位老中医冒着风险，给她开了几副药。

袁震走的时候很安静，就像她一贯的性格那样。她生前最后一次醒来时，对守在床边的吴小彦说：＂要是你爸爸问起，就说我走得很安详。＂

一个月后，吴小彦终于获准探望父亲。她本想告诉父亲母亲已经去世的消息，但看见父亲消瘦的面容，却怎么也说不出口。吴晗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只是问了一句：＂你妈妈的病好些了吗？＂

1969年夏天，吴晗在一次批斗会后突发脑溢血。当时没有人敢送他去医院，直到第二天早上才被发现。送到医院时，已经错过了最佳救治时机。就这样，在妻子去世半年后，吴晗也离开了人世。

父母相继离世后，吴小彦开始了漫长的申诉之路。她经常一个人在街头徘徊，向路人讲述父母的故事。有时，她会站在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办公楼下，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1976年春天，一个下着小雨的早晨，邻居发现吴小彦倒在家中。在她的遗物中，发现了一封未完成的信。信中写道：＂我的父亲是革命的，道德最高尚……我的父母生前未能同纱帐，死后不能共墓穴。＂

这对夫妻的故事，还在市井中流传。人们说，在昆明的日子里，吴晗曾经写过一首诗：＂山城多雨春常晚，病榻闲眠听竹声。＂如今，这首诗成了人们缅怀这对夫妻的唯一慰藉。

1970年代末，一个安静的午后，几位老学者来到吴晗和袁震的墓前。他们带来了一束白菊，静静地放在墓前。其中一位老者说：＂他们夫妻恩爱，学问都很好，只是命运多舛。＂

在北京的某个角落，还保存着吴晗和袁震共同整理的一些手稿。纸张已经发黄，但字迹依然清晰。那些未完成的研究，那些未能说出口的话，都随着岁月的流逝，化作了历史的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