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毛主席搬离了香山别墅，住进中南海。6月的一天，毛主席乘车来到和平门内东顺城街48号北京师范大学教员宿舍，看望住在这里的现代数学家汤藻贞。在汤藻贞家里，他和汤藻贞、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等人进行了愉快的交谈。

在交谈中，黎锦熙提到了重庆谈判，表示由衷地钦佩毛主席当年冒着生命危险，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壮举：“您的胆子真大，到重庆谈判，我生怕老蒋对您下手。”

1949年，中国的革命事业已经迈进新时期，国民党被解放军打得毫无招架之力，他们的彻底溃败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在与蒋介石较量了数十年之后，毛主席最终将胜利的果实收入了囊中。

胜利者并不怀恋过去，而是一心向前。因此，毛主席回忆起1945年危险重重的重庆之行，并没有过多的感慨，只是莞尔一笑，意味深长地说：“我谅他不敢。”

毛主席的意思是说，当年他料定蒋介石不敢对他下毒手，言语中有一种不容忽视的霸气和胸有成竹的自信与威仪。

1945年8月，毛主席作出了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这一历史性的决定。那时的他心里比谁都清楚，这是蒋介石为他摆下的“鸿门宴”。

但与此同时，毛主席心里也有底，那就是：在亿万世人的瞩目之下，蒋介石不敢明目张胆地对他下毒手。

通过1949年毛主席对黎锦熙说的这句话可以看出，在重庆谈判之前，毛主席已经把蒋介石的底牌摸得清清楚楚，也把蒋介石的心理揣摩得一清二楚……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恳请瑞典、瑞士两国将日本决定投降的事情转告给中国、美国、英国、苏联。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在8月10日之后的两三天时间里，中日双方仍然在战场上进行着激烈的厮杀，蒋介石向全国各个作战区下达了重要命令：“务督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

然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司令长官的朱德却没有收到这条命令，反而单独收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指示：“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

长期以来，蒋介石内心深处对中共充满敌意，在抗日战争即将结束之际，他把对中共的敌意直接端在了桌面上。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委员会开始商讨出席日军投降签字仪式的人员名单。此前，蒋介石命第十八集团军原地待命，实际上是夺走了第十八集团军与日军战斗的权利，而在确定出席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名单这件事上，他也要继续“发挥”他的心胸狭隘。

有一天，林蔚、陈布雷拿着初步筛选出来的名单，交给蒋介石过目。当蒋介石在上面看到朱德的名字时，他眉头一皱，干脆利落地在朱德的名字上打了个叉。

林蔚、陈布雷在一旁提醒道：“先生，中共代表只有一个，对共产党抗日将领至少有一席，对内对外也可说得过去，朱德也是理所当然的代表......”蒋介石微微地笑了笑，说：“要他待命，不过名单还可以再拟，我方人员也有点不妥。”

蒋介石话说得冠冕堂皇，可是当林蔚、陈布雷把修改后的第二版、第三版名单交到他面前时，他又把名单上朱德的名字勾掉了，意思再明显不过。

陈布雷见蒋介石气量这么小，不禁为他感到羞愧，哪怕他知道蒋介石一向固执己见，‌很少听别人的意见，还是大胆直言：“先生连这点气量也没有，不是弄巧成拙吗！”

但是，他的话并没有起到多少作用。

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给毛主席发了一封电报，邀请他到重庆进行谈判。在电报上，蒋介石这样写道：“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语气中透露着热切。

毛主席收到电报后，陷入深深的沉思，在内心反复思考：去？还是不去？与此同时，毛主席也为蒋介石费尽心机阻挠朱德参加日军投降签字仪式的恶劣行径感到不满。

8月16日，毛主席以朱德的名义给蒋介石发了一封洋洋洒洒的电报，坚决要求蒋介石同意八路军、新四军出席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电报的末尾，毛主席掷地有声地说：“以上各项，我请你早日回答。”

发完这封电报，毛主席又起草了一封电报，这封电报是用来回复蒋介石邀请他赴重庆谈判之事的。

在电报上，毛主席没有理会蒋介石的热切，而是淡淡地说：“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主席这封电报是在告诉蒋介石，想会面可以，但会面是有要求的。只有蒋介石对他提出的问题作出回应，会面的事情才有商量的余地。在这件事上，毛主席拿出了君子的态度，也拿出了强硬的态度。

8月20日，蒋介石的回电到了。在电报中，他把八路军、新四军出席日军投降签字仪式的事情敷衍了过去，但又再次热情地邀请毛主席赴重庆谈判。

于是，毛主席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冷淡回应蒋介石：“兹为团结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

毛主席第二次拒绝了蒋介石的邀请。

收到毛主席的电报后，蒋介石猜测毛主席绝对不会到重庆来，同时也觉得毛主席害怕来重庆。

蒋介石深知，中国人凡事讲究“事不过三”，他想，如果他能三邀毛主席赴重庆，向外界充分展示他的诚意和热心，而毛主席第三次还毫不客气地表示拒绝，那么破坏和平的责任皮球就踢到了毛主席那里，中共也将失去政治上的口碑。

到最后，所有的理都会在他这里，所有的错都算在了中共和毛主席头上。在这件事上，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好处捞得足足的，这种好事哪里找！

于是，8月23日，蒋介石居心不良地给毛主席发去第三封电报，言辞更加恳切，态度更加谦恭。

电报发出后，蒋介石依然深信毛主席不会接受他的邀请。他得意地稳坐钓鱼台，坐等着他的计谋得逞。

然而，毛主席是一个多么睿智的政治家，他怎么可能看不出蒋介石的伎俩，他并没有让蒋介石如愿以偿，也没有让蒋介石高兴太久。

8月24日，毛主席给蒋介石回电，称自己很快会赴重庆，开启国共谈判。蒋介石收到电报后，既震惊不已，又大失所望，他的如意算盘就这样落空了。

当时，很多人都为毛主席的人身安全担心。因为以蒋介石的为人，没有什么事情是他干不出来的。对此，毛主席却显得很坦然，他把形势分析得入木三分。

当时，8年的艰苦抗战刚刚取得胜利，亿万同胞对战争深恶痛绝，对和平充满渴望，和平谈判才符合全国人民的期待，蒋介石并不敢公然站到全国人民的对立面。所以，毛主席笃定蒋介石不敢加害于他。

后来，毛主席抵达重庆后，接受重庆《新民报》记者赵超构采访时曾说：“蒋介石这个人，大家是清楚的，但是这一次来重庆，也是经过研究分析的，有准备的。”

从这里可以看出，毛主席是怀着胸有成竹的心情奔赴重庆的。他的坦然背后是他对蒋介石心思的洞若观火，是他对形势的了如指掌。

然而，虽然毛主席对重庆之行心里有数，但重庆的形势极为复杂。

当时，重庆是国民党的陪都，潜伏着数量庞大的特务，不仅有国民党特务，还有日本特务、汪精卫伪政府的特务，以及其他国家派来的间谍。

这些特务里有长期潜伏在暗处，负责搜集情报的高级特工，也有心狠手辣，专门进行暗杀行动的冷血杀手。

毫不夸张的说，那时候重庆散布着形形色色的特务，犹如一个“魔鬼的洞穴”，情况错综复杂，潜藏着难以预料的危险。

在平常的日子里，各方已经派特务严密监视周恩来的住处曾家岩50号，刺探情报。身在重庆的我党同志正是在这种遍地仇敌的险境里进行革命工作，步步如履薄冰，一步走错，立即是灭顶之灾。

可以想见的是，一旦毛主席来到这里，重庆的局势会更加复杂，毛主席的安全面临的威胁是前所未有的。

因此，在毛主席抵达重庆之前，一场关乎毛主席人身安全的保卫战已经悄无声息地打响了。

1945年8月26日晚上，在毛主席抵达重庆的前两天，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处长钱之光找到周恩来的副官蒋泽民，郑重地告诉他：“毛主席来重庆谈判，中央决定胡乔木作他的秘书，你和陈龙作他的副官，龙飞虎和颜泰龙作周副主席的副官。陈龙和毛主席一起来。你要准备好，28日去机场接毛主席，暂时一定保密，不得对外人讲。”

蒋泽民和钱之光共事多年，以前从来没有在他的脸上看到过这么严肃的表情。这一刻，他不禁感到空气中弥漫着大战将至的气息，感到周遭笼罩着雷霆万钧的严峻气氛，也感到自己身上的担子沉甸甸的。

当时，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的张治中携全家搬出了张公馆“桂园”，留给毛主席作会客厅和办公室用，方便他在重庆接待各界人士。

8月27日，一伙十几个人的人马骑着摩托车浩浩荡荡地开进桂园，声称他们是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的警卫班，奉上级命令前来保卫毛主席。

然而，大家都心知肚明，这不过是他们用来糊弄人的谎言罢了。事实上，他们表面上是来保卫毛主席，实际上却是遵照蒋介石的指示，前来监视毛主席的一举一动。

不仅如此，他们的真实身份也不是负责警卫工作的警卫员，而是接受过严格特务训练的特务，由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特高组”直接指挥。

特高组给这些特务下达了监视任务，要求他们每天把对毛主席的监视情况事无巨细地写下来，也就是所谓的“情报日报”。

与此同时，国民党内每天会有专人与他们单线联系，去收他们的情报日报，上交给宪兵司令部，再由宪兵司令部直接呈送到蒋介石面前。

许多年后，当时曾在这个警卫班担任班长的李介新回忆：“‘情报日报’是每天一份，在下午规定时间内写好，由特高组派穿军装的‘传达兵’到桂园来取。填日报时约定的暗号：称毛主席为‘何先生’，称朱副官为‘老吴’，报告内容事无巨细，有闻必录。”

在毛主席还没有来到重庆之前，蒋介石已经在毛主席的办公地点投放了特务，布置了眼线，以便使毛主席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从蒋介石别有用心的安排不难想象，毛主席的重庆之行到底蕴藏着怎样的危险，也能深刻体会到毛主席决定赴重庆又是怀着怎样的勇气。

时间来到1945年8月28日，这一天，是中国历史上的大日子，也是注定要被载进史册的日子。

这一天，毛主席即将飞抵重庆，开启重庆谈判。

8月28日一大早，董必武来到桂园进行最后的检查，确保万无一失，以迎接毛主席的到来。与此同时，他语重心长地嘱咐蒋泽民：“泽民，你把去机场的车辆认真检查一遍，千万要保证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安全啊！”

这时候，一位宪兵进来汇报：“蒋委员长给毛主席派来一辆小车。”

蒋介石特地派车去机场接毛主席，车是他的，司机是国民党内一位姓陈的少校军官，也是他的人。

在这件事上，可以动手脚的地方太大了，一不小心，就会被钻了空子，一旦他们动了手脚，后果将不堪设想。

毛主席即将落地重庆，战鼓已经敲响，关于毛主席的每一件小事，每一个细节，都不能放过。

于是，蒋泽民带着人，把车的方向盘、拉杆、刹车等全都检查了一遍，确定没问题，才放心了下来。

1945年8月28日下午3点36分，一架载着毛主席、周恩来、王若飞等人的军用C-47型飞机稳稳地降落在重庆九龙坡机场。

当毛主席缓缓走下飞机，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了他身上。人们为他独具胆识、勇闯龙潭的英雄气概喝彩，也为他的安危感到担忧。

但毛主席镇静自若地走向蒋介石为他安排的汽车，坐车离开了机场，从容地去“出席”蒋介石处心积虑为他摆下的“鸿门宴”。

汽车缓缓驶向桂园，张治中也陪同毛主席等人来到桂园。

到了桂园，警卫员把这座院子上上下下都检查了一遍。警卫员检查后，周恩来仍然不放心，又仔细查验了一遍，把毛主席可能坐的椅子，可能接触到的物品都看了看，才请毛主席到里面休息。

毛主席刚坐下，房间的电话嘟嘟地响了起来。张治中走过去，拿起电话接听，然后转过头告诉毛主席：“毛先生，蒋委员长今晚8时宴请你和周先生，欢迎你们光临！”

重庆谈判的序曲就这样奏响了。

1945年8月28日晚上8点30分，毛主席走进蒋介石的官邸林园，出席蒋介石为他举行的晚宴。

当毛主席踏着缓慢稳重的步伐，气势不凡地走进宴会厅，屋子里喧闹的人们立即安静了下来，所有人纷纷把目光投向毛主席，蒋介石也朝门口看了过来。

这一刻，在战场上隔空交手了十几年，堪称中国二十世纪最著名的两个人物，他们的目光交汇了。

毛主席从容不迫地走到蒋介石跟前，首先向蒋介石打招呼问好，笑容可掬地说：“蒋先生身体好吗？”

刹那之间的千分之一秒里，蒋介石的脸上不易察觉地抽动了一下，随即他脸上换上了一副笑容满面的表情，笑着说：“毛先生也不错吧！”

毛主席认真又不失风趣地说：“咱们打了十几年，都有经验了，也都锻炼出来了。咱们共同把日本打败了，我来了，商量共同建设国家。”

毛主席的话言简意赅，浩气凛然，说出了在场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心声，大家被共产党领袖坦荡的胸襟感动，异口同声地说：“好！好......”

心怀鬼胎的蒋介石万万想不到毛主席竟然这么豁达，感到有些困窘，言不由衷地跟着说：“好。”

说这句话时，他的眼神里闪过一丝锐利。

宴会总是热闹非凡，人声鼎沸，充满欢声笑语。但谁都知道，这一派祥和热闹之下，却是一番潜流暗涌。

在国民党的地盘上，中共不仅要面对剑拔弩张、针锋相对的谈判之战，更要打赢这场关乎毛主席安全的保卫战。

当时，蒋介石为毛主席安排了两处住所，一处是他的官邸林园，一处是他的另一个官邸黄山。抵达重庆的当天晚上，毛主席住在了林园。而黄山，他根本没有踏足过。

其实，早在毛主席还没有到重庆的时候，身在延安的周恩来已经亲自致电钱之光，指示钱之光把红岩办事处二楼收拾出来，作为毛主席的住处。

周恩来抵达重庆后，勘察了红岩办事处二楼的各个房间，为毛主席挑选了其中最安全的房间，安排好了毛主席的住处。因此，毛主席抵达重庆后，白天在桂园会客、办公，晚上直接回到红岩办事处休息。

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在桂园布置的特务，每天要写一份“情报日报”，上面要记录毛主席每天会见的客人的姓名、年龄等详细信息。

为了知道每一位客人的名字，他们在桂园传达室放了一本“会客登记簿”，让每位客人走进桂园之前，都在登记簿写下自己的名字。

周恩来得知后，撤销了来客登记制度，这样一来，特务们无法掌握客人们的姓名，也保护了客人们的安全。

在重庆逗留的43天时间里，大家对毛主席的饮食也格外小心。毛主席每天的饭食，从食材的采购到饭餐的制作，都有专人严格把控，别人根本没有机会动手脚。

为了保证毛主席的安全不出任何差错，毛主席每天早上离开红岩办事处之前，蒋泽民等副官都要先确认毛主席去哪里，到目的地需要多久，路上会经过哪些地方，会不会拥堵？

如果有爱国人士邀请毛主席到家里做客，大家会先给对方打电话，确保两方都不会有人透露毛主席的行踪，再驱车前往。

在车上，两位副官蒋泽民、陈龙中的其中一位坐副驾驶，另一位和毛主席坐在后面。如此一来，迎面过来的车就很难看到毛主席的身影。

在所有人拼尽全力、千方百计的保护下，毛主席的安全才得以确保。

毛主席断定蒋介石不敢对他下手，那么在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动过这方面的念头吗？

事实上，蒋介石确实动过这方面的念头，但考虑到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结果，和毛主席的预测一样。

9月下旬，国共谈判陷入僵局。9月27日，心烦意乱的蒋介石携宋美龄离开重庆，乘坐专机到四川西昌度假去了。

坐在飞往西昌的专机上，蒋介石看到一篇报道，是记者对毛主席的采访。在这篇采访中，毛主席提及，中共的实际兵力有120万人，另外还有220万人的民兵，驻扎在全国各地。

毛主席的话，使蒋介石多年以来对中共的不满和敌意变得更加强烈。

当天晚上，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如此罪大恶极之祸首，如不加审治，何以对我为抗战而死军民在天之灵耶？”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开始苦思冥想毛主席的“罪状”，并加以罗列，用来作为将来扣留毛主席的依据。

在蒋介石罗列的“罪状”中，有一条是这样的，他称毛主席：“借民选之名义以行其拥兵自卫，割据地盘。”

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些“罪状”不过是蒋介石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的叫嚣，也透露出他对中共日益壮大的恐惧。

但蒋介石在1945年10月6日的日记中，又写道：“对共问题，郑重考虑，不敢稍有孟浪。总不使内外有所藉口，或因此再起纷扰，最后惟有天命是从也。”

“不敢稍有孟浪”，表明蒋介石并不敢轻举妄动，趁机暗算毛主席。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斟酌和考量之后，他不得不“识时务”地遏制自己那些躁动的念头，放弃扣押毛主席的计划，他的语气里颇有一种认命般的叹息。

事实上，在毛主席抵达重庆后，上到蒋介石，下到国民党内部，内心都有蠢蠢欲动的小心思，但他们并不敢真正对毛主席下手。

毛主席到重庆后，戴笠异常严肃地命令特别警卫组和稽查处，在暗处保卫毛主席的安全，生怕有亡命徒对毛主席动手，导致局势彻底失控。

当时，戴笠身边的一个特务不解地问戴笠：“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把毛泽东干掉？坐上几年牢，便可立头功。”

戴笠听了非常生气，严厉地斥责了这名特务，骂他吃了熊心豹子胆，并没收了他的枪支，惟恐他脑袋不清楚，真的做出什么不可挽回的事来。

从这些事可以看出，在重庆谈判期间，不管是蒋介石，还是戴笠，都不敢暗害毛主席，毕竟如果他们真的这么做了，所造成的结果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

10月11日，毛主席安全返回延安。

当天晚上，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彼去后，散步林园一周毕，记事、批阅公文，甚叹共党 之不可与同群也。”

字里行间颇有一种算盘落空的沮丧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