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毛主席接见过不少故友旧交，亲自过问他们的生活以及工作着落问题。如果有人生活拮据，毛主席会从自己的工资和稿费中拿出钱来接济他们，或者指示地方政府，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实际困难。

毛主席关心这些老朋友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提出要把他们的后代留在身边，抚养并供其读书的举动却极为罕见。

但在1960年，毛主席接见一位故友时，不仅亲切询问了她的生活状况，还突然对她说：“把你儿子留在我这，我供他读书。”

这位故友是谁，她和毛主席有什么渊源呢？

这位故友名叫曹云芳，曾是烈士罗哲的妻子，他们夫妇都是毛主席早年的革命战友，还和毛主席做过邻居。

罗哲，1902年出生于湖南湘潭县高塘村(今属株洲市)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全国上下一片沸腾，一股声势浩大的反封建浪潮迅速蔓延了整个华夏大地。

消息传到湖南长沙，毛主席、彭磺等人精神振奋，立即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带领长沙的青年学生罢课响应，在南方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

当时，罗哲只有17岁，是长沙高等工业学校的一名学生。在求学求知之余，他也是一名心系国家民族危亡的热血青年。

得知五四运动爆发这一震撼人心的消息，罗哲积极地投入到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并申请加入湖南学生联合会，成为了联合会的骨干分子。

因为同是联合会的成员，罗哲和毛主席就这样相识了。

之后，罗哲和几个同学在母校长沙高等工业学校成立了一个进步学生组织“爱国十人团”，创办了进步刊物《岳麓周刊》，并四处奔走，到湖南各市、县开展爱国宣传活动，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他昂扬的革命激情，得到毛主席的欣赏。

1922年，20岁的罗哲报考了北京中俄大学，并被顺利录取，开始了他在北京的求学生涯。

身逢乱世，面对国家被列强蹂躏，同胞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的痛心局面，罗哲一边在大学里孜孜不倦地学习，一边密切关注社会局势，关心民族生死存亡，并将个人前途和民族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1926年3月12日，两艘日本军舰悍然进入大沽口，炮轰冯玉祥的国民军。国民军予以还击，逼迫其撤出了大沽口。

日军没讨着便宜，耍起了无赖，联合美国、英国、法国等八个国家，用威胁、恫吓的可耻手段，向北京政府提出了五项无理要求，史称“八国通牒”。

国家尊严一再遭人欺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度愤懑。身为学生的罗哲同样义愤填膺，组织北京中俄大学的爱国学生参加了李大钊、赵世炎等人在天安门前举行的“国民示威大会”。

大会结束后，学生和群众团体怀着满腔怒火，涌向段祺瑞执政府所在地铁狮子胡同，高声请愿，要求拒绝八国通牒。

段祺瑞政府派出大批军警，对学生、群众团体进行武力镇压。他们残忍地开枪射杀请愿群众，制造了一场惨绝人寰的血案，造成47人死亡，150余人受伤，成为民国历史上政府屠杀学生平民伤亡人数最多的惨案。

在这场惨案中，罗哲虽然保住了性命，但也因保护同伴，腿被刀砍伤，受伤严重。

亲眼看到段祺瑞政府把屠刀伸向同胞，亲眼看到一个个爱国同胞，为了国家的尊严和气节，被自己人无情杀害，奄奄一息地倒在血泊中，罗哲的心灵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他意识到，想要依靠当时的政府来挽救民族于危难之中，实现改天换地的大变革，根本了无希望。

罗哲强烈地感觉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拯救苦难深重的中国，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才能从黑暗走向光明。

此时的罗哲，已经下定决心追随共产党。

1926年4月，罗哲和妻子曹云芳离开北京，南下广州，投奔在那里领导工农革命运动的毛主席。

当时，南方的革命呈现出一片蓬勃兴旺的大好景象。看到这里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罗哲的心也被点燃，瞬间沸腾了起来。他渴望投身其中，为这如火如荼的革命浪潮贡献自己的力量。

抵达广州后，罗哲进入毛主席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迫不及待地汲取革命知识，想早日投身革命征途。

在广州期间，经毛主席介绍，罗哲如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彼此并肩作战。曹云芳也经吴玉章推荐，成为中央组织部的三等干事。

通过在讲习所的学习，罗哲学到了不少革命理论，并结识了一大批革命先驱和志士。1926年下半年，他结束了在讲习所的学业，被任命为湖南农民协会组织干事，回到老家湖南开展工农运动。

到湖南后，罗哲激情澎湃地投入到工农运动中。

1926年下半年，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湖南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即将举行。在整个会议的筹备过程中，罗哲充当了毛主席的好帮手，为会议的召开做了大量具体的工作，使会议得以圆满成功。

1927年初，罗哲被任命为全国农协筹委会秘书。

1927年初，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武汉。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罗哲和毛主席也跟随国民政府北上，来到武汉。

在这个特殊阶段，罗哲和毛主席不再像从前那样，大家各自为了革命东奔西走，而是有了更多朝夕相处的机会。

他们常常促膝长谈，畅谈革命理想，交流革命经验。每次毛主席向罗哲讲述救国救民之志，罗哲都由衷地表示赞同。在思想的碰撞中，他们的友谊、战友情更加亲密，更加稳固。

这一时期，罗哲还是毛主席最密切的下属。

1927年4月，“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中。武汉全城警戒森严，国民党特务遍布大街小巷。

面对严峻的形势，毛主席、杨开慧要求罗哲夫妇搬到他们的住处都督府堤44号大院。一来，好继续开展革命工作。二来，大家相互有个照应。

就这样，罗哲、曹云芳和毛主席、杨开慧两家人住到了同一座大院里，大家共用一个门进出，平时走动得很勤，关系非常要好。

在这期间，罗哲经常与毛主席、彭湃商讨革命工作。虽然共产党组织在经受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但他们仍在顽强地斗争。

1927年5月，毛主席命罗哲秘密返回长沙，开展武装斗争。

罗哲离开武汉后，毛主席、杨开慧对曹云芳格外照顾，在生活上招呼她，如果她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他们总是会放下手里正在忙碌的事情，过去搭把手。

每次罗哲写信向毛主席汇报工作进展，会连带家书一起寄给毛主席，请他把家书交到曹云芳手中。

有一次，罗哲在家书里交代曹云芳：“尤其是要认真学习，尤其是不要多吃辣椒。”毛主席得知后，打趣曹云芳的名字是“尤其是”。

1927年7月，汪精卫背叛革命，在武汉等地大肆捕杀共产党人，武汉的形势急转直下。为躲避敌人的逮捕，毛主席、杨开慧、曹云芳连夜坐上武汉到长沙的列车，到长沙与罗哲会合。

1927年8月，毛主席命罗哲返回湖南，到长沙重整被破坏的党组织，发展农民武装力量，选择恰当的时机发起暴动。

于是，罗哲带着曹云芳回到湘潭，夜以继日地投入到毛主席部署的工作当中。不久后，中共湘潭县委再次成立，罗学瓒担任县委书记，罗哲、何景贤、张宗汉等人担任委员。

这一时期，罗哲的身影穿梭于易俗河、株洲、朱亭等地，为建立党支部殚精竭虑。在他和许多同志的共同努力下，30多个党支部被建立，争取了400多名革命群众加入共产党，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革命队伍不断壮大，革命力量也在日益强大。

然而，走上革命道路，就是把命挂在了腰带上，每天过得是刀尖舔血的日子，没有人能在今天确定自己明天还活着，这条命随时会丢。

当毛主席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当革命的星星之火快要燃起，当革命的劲风就要吹遍天南海北的时候，罗哲的生命却永远停留在了26岁。

1928年，罗哲、张宗汉等人在湖南与土豪劣绅进行斗争，他们采取的一系列举措让敌人胆战心惊。恼羞成怒的敌人四处张贴通缉令，悬赏重金要抓捕罗哲。

没过多久，由于被叛徒出卖，罗哲、曹云芳双双被逮捕。

在狱中，罗哲受尽了酷刑，但他严守党的秘密，拒不招供，抱定了死的决心。敌人气急败坏，在软硬兼施无果的情况下，决定将他处死。

1928年10月23日，罗哲被押赴刑场，慷慨赴死。在临死前，他大声疾呼：“团结起来，打倒反动派！”这是他在生命最后一刻发出的最后的呐喊，也是他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声音。

就这样，罗哲壮烈地牺牲了，终年26岁。

曹云芳因为怀了孩子，暂时没有被行刑，被关在了监狱里，顺利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为罗哲留下了后代。两年后，她被组织营救了出来。

得知罗哲牺牲的噩耗，毛主席悲从中来，呜咽不能成声......

罗哲英勇就义后，曹云芳没有被巨大的悲痛击垮。她知道，要想报这个深仇大恨，只有坚持与敌人斗争，等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新仇旧恨才能一并得到清算。

于是，曹云芳咬紧牙关，继续在革命路上勇敢前行，辗转长沙、柳州、昆明、桂阳等地与敌人作斗争。

后来，由于革命处于低潮、处境艰难，曹云芳与毛主席、杨开慧的联系越来越少，最后完全失去了彼此的音讯。

在后来的革命工作中，曹云芳邂逅了地下党人梅润华。共同的革命事业，使他们之间产生了真挚的爱情。后来，他们结为夫妻，在贵阳生活，并生下儿子梅昆生。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转眼20年代悄然而过，30年代也过去了，时间来到40年代。

在罗哲牺牲后的十几年里，革命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毛主席也成为了中共领袖。他没有忘记罗哲，也牵挂着他的遗孀曹云芳以及他的后代。

1945年10月，毛主席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在重庆逗留期间，毛主席遇到了故交、湖南老乡张维。张维是毛主席和罗哲共同的朋友，在叙旧中，张维提到了死去多年的罗哲。

毛主席见他了解罗家的一些情况，便向他询问罗哲妻子曹云芳和他两个女儿的下落。张维告诉毛主席，曹云芳已经再婚了，如今在贵阳生活。

毛主席有心寻找曹云芳，但革命尚未成功，这个想法只能暂时压下。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

建国后，毛主席多方打听曹云芳的消息，一直都在试图与她取得联系，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于1956年联络上了曹云芳。

此时，罗哲已经走了28年。在这28年里，曹云芳的人生也随着历史的大潮起起伏伏。如今，她和现任丈夫梅润华住在贵阳，一家人过着平平淡淡的日子。她把罗哲安放在了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永生怀念，永世不忘。

新中国成立后，曹云芳想过联系毛主席，给他说说罗哲牺牲前的一些细节。但时间已经过去28年了，她心里没有把握，害怕毛主席已经忘记了她这个无名之辈；而且，毛主席日理万机，她不想因为自己的一点小事，就去打扰他，分他的心；再者，她不想让认为，她想靠着和毛主席是老朋友的情分，在生活上受到优待，她从来没这么想过。

因此，曹云芳一直没有主动联系毛主席。

令她完全没想到的是，毛主席不仅没有忘记她，没有忘记罗哲，而且这么多年一直在寻找她。

当贵阳市领导找上门来告诉曹云芳，毛主席一直在找她时，曹云芳脑袋一瞬间蒙了，然后心里溢出深深的感动。

她马上提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

在信里，曹云芳告诉毛主席，罗哲牺牲了，但他牺牲前保持了革命者的气节，虽然受尽折磨，但没有背叛组织，出卖同志。与此同时，她还告诉毛主席，她现在过得很好，两个女儿已经结婚成家，儿子也已经十几岁了。

寄出信后，曹云芳又高兴又忐忑，心里想着毛主席会如何给她回信。

收到曹云芳的信，毛主席心里感慨万千。见她儿女双全，家庭幸福，毛主席感到莫大的欣慰，用老朋友叙旧的口吻，给她回信：

罗哲为党艰苦工作，我可作证，当时没有别的证件。恤金由谁领的问题，应由当地政府去作决定。如果决定给继子，不给女儿，也就算了，不必为此去争论。坟墓可由家属修理。现寄上三百元，请你酌量处理。今后如果还有困难，可以告我设法。

1958年、1960年，毛主席两次邀请曹云芳到北京游玩。见面后，他们回忆革命岁月的点点滴滴，回忆他们共同熟悉的“战友”罗哲，只觉得斯人已逝，往事如昨，沉寂多年的情绪潮水，奔流翻腾。

梅昆生是曹云芳和现任丈夫梅润华的儿子。1960年，曹云芳上北京时，他有幸跟随母亲一起来到北京，见到了毛主席。

1960年8月29日，曹云芳和梅昆生抵达北京，被安排住进北皇城根76号中直招待所。

曹云芳母子在北京停留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毛主席一共接见了他们三次。但是由于毛主席事情忙，直到9月24日才第一次接见他们。

1960年9月24号，曹云芳、梅昆生坐上毛主席派来的车，直驱中南海。在去中南海的路上，梅昆生的心情既激动，又兴奋，感觉就像是在做梦一样。

在他启程去北京之前，老师、同学们得知他要到北京见毛主席，反反复复交代他，一定要代全体师生向毛主席问好。他心里惦记着怎么完成这个任务，心里更紧张了，一颗心怦怦怦直跳。

汽车开进神圣又神秘的中南海，见到平常在报纸上才能见到的毛主席，梅昆生心里的激动和震撼难以言表。

他第一时间向毛主席问好，圆满完成了老师、同学嘱托的“大任”。毛主席慈爱地把手放在梅昆生的头上，亲切地问他几岁了，读几年级，梅昆生老老实实回答了。

突然，毛主席的目光看向曹云芳，对她说：“把你儿子留在我这，我供他读书。”

曹云芳见毛主席表情认真，不像是在开玩笑，赶紧说：“不行！不行！我也只有这一个儿子呀！”毛主席有些失望地摆摆手，但很快又露出了笑容。

随后，毛主席谆谆教导梅昆生：“要好好读书呀！以后还得靠你们！”说完，他拿出一支钢笔，送给梅昆生：“拿着，留着作个纪念。”

梅昆生把毛主席送的钢笔小心翼翼地收好，也把毛主席嘱咐的话牢牢记在心里。

到了饭点，工作人员端上了饭菜，桌上有炒苦瓜、牛肉丝炒蒜台，鱼头豆腐，饭菜很丰盛。看到桌上都是他们母子喜欢的菜，曹云芳很感动，感激地说：“都是原来我们喜欢吃的菜呀！”

毛主席接话道：“是呀，这都是我吩咐下去，专门做的呀！”

吃完饭，毛主席又充当“导游”，带着曹云芳母子参观了他的办公室、卧室。

就这样，曹云芳母子进行了一次愉快的北京之旅。

罗哲牺牲的时候是1928年，那时候还不时兴拍照，他没能留下哪怕一张照片，让后人记住他的面容。

但是，毛主席记得他，他的家人记得他，后人永远记得他的名字，他的英雄事迹广为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