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排从左到右：蒋孝武，蒋介石，蒋孝勇，后排：蒋孝文
蒋经国生命最后的日子，也有一些悲哀和痛心从1985年下半年开始，蒋经国的身体每况愈下，多年的糖尿病史使他的末梢神经出现了损伤，他的腿脚不灵便了，视力也慢慢衰退，身体机能逐渐走向衰败。
虽然身体日渐衰老，但蒋经国的头脑依然非常清晰，全身心主持并管理着台湾的政事。然而，那时候，台湾政坛的形势变得有些微妙，让年迈病衰、已经迈入生命最后阶段的蒋经国感到了一些悲哀和痛心。
蒋经国（右）
在蒋经国时代，多党制已经存在，民主进步党（简称“民进党”）成为台湾除国民党之外的另一大政治势力。
1987年12月25日，“行宪”四十周年纪念大会、“宪研会”、“国大代表”年会联合开会典礼即将在台北市中山堂隆重举行。
大会召开前，蒋经国身边的幕僚们事先得到秘密消息，称民进党要在大会上对蒋经国做出不敬的举动。于是，总统府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如何应对会议现场可能发生的这个“插曲”。
但是，经过反复磋商和研究，“总统府”对这件事实在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只能被动地观望，等到时候随机应变，见机行事。
当天，当77岁的蒋经国在台上发表致辞时，11名民进党“国大代表”突然齐刷刷地站起来，振臂高呼：“全面改选。”声音响彻整个会场，场面一度陷入尴尬。
蒋经国
蒋经国虽然表面上面不改色，内心却受到了伤害，感到一种分外的心酸和苦涩。这件事对他的打击很大，这天过后，他的话变少了，不说话的时候常常闭着眼睛，陷入久久的沉思。
蒋孝勇是蒋经国最小的孩子，他上面还有大哥蒋孝文、姐姐蒋孝章、二哥蒋孝武。蒋孝勇成年后，一直以私人秘书的身份随侍在蒋经国身边，父子俩关系亲密，感情深厚。
那段日子里，蒋孝勇见父亲总是一副疲惫、忧郁的样子，非常担心他的身体出现了其他不好的信号，立即叫医疗小组过来给他做检查。
可是该做的检查都做了，除了老毛病，蒋经国的身体并没有检查出新毛病，蒋孝勇的心才稍微放心了下来。
蒋经国和蒋孝勇
时间很快走进1988年。
1988年1月5日，午饭过后，蒋经国告诉“总统府”机要室主任王家骅，说他心里烦得很，一股闷气卡在胸口非常难受，因为他的视力好像变得更糟糕了，连站在自己面前的人都看不清楚。
王家骅宽慰蒋经国的心：“您一定是昨天没睡好，下午休息过后，找眼科大夫来看看。”到了下午，蒋经国的视力稍微恢复了一些，他的心情也跟着好了起来。
下午四点钟，蒋经国的精神看起来很不错，也许是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趁身体状态比较好，他把王家骅叫到跟前，对王家骅交代了一些话，并嘱咐他一字一句地记录下来。
那些话说得过于沉重，听起来很像是临终交代。王家骅听了心里很难过，一直劝他：“您可能累了，休息两天就好了。”
但那段日子里，蒋经国内心深处的苦闷并没有彻底消散，为了让他把积压在心里的郁结释放出来，蒋孝勇拜托前蒋介石侍卫长郝伯村多去看望父亲，陪他说说话，让他把想说的都说出来，心里也许会痛快一些。
蒋经国和郝伯村
1月10日，蒋孝勇一直陪在蒋经国身边，父子俩没有怎么说话，在沉默中各自思索着自己的事情，这种无声的陪伴透着关心和温情，透着深深的父子情深。
那一天，蒋经国沉默了很久很久，只黯然说了一句：“我一辈子为他们如此付出，等到我油尽灯枯时，还要给我这种羞辱，真是于心何忍。”
蒋孝勇明白父亲的悲愁心绪，但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只能尽可能体会、理解他的心情，让他感到有人懂他。
蒋孝武对蒋经国的遗嘱有异议，质问蒋孝勇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的身体一开始并没有见什么异常，可是到了中午，情况突然骤起变化。这一天，竟然毫无征兆地成为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1月13日上午11天，蒋孝勇像往常一样到七海府邸看望蒋经国，他悄悄打开父亲的房门，看到父亲睡得十分安详，不忍心叫醒熟睡的父亲，便离开官邸处理自己的事去了。
蒋孝勇走后没有多长时间，蒋经国睡醒了，他缓缓坐起身，摁了一下床头的呼叫铃，副官听到铃响，快步走了进去。
睡眼朦胧的蒋经国询问副官：“孝文呢？”副官说：“孝文先生在餐厅用餐。”蒋经国又问：“孝武呢？”副官回答：“孝武先生现在在新加坡。”
蒋经国听了，没有再说什么，只是仍然觉得眼皮有些沉沉的，又在床上躺了下来，进入闭目养神的状态。
临近中午，蒋经国突然出现了恶心、呕吐的症状，后来又不停地咳嗽，甚至咳出了一口口鲜血，工作人员十分惊恐，立即喊来医护人员。
医护人员查看了蒋经国的身体，意识到情况危急，迅速展开抢救，整个七海府邸顿时笼罩着紧张的气氛，每个人心里都绷着一根弦。
中午一点钟，蒋孝勇得知父亲病危的消息，急忙返回七海府邸。当他走进父亲的房间时，医生们正围着蒋经国的病床，神色紧张地忙碌着，争分夺秒地实施抢救，但蒋经国仍然没有复苏的迹象，继续抢救已经基本失去意义。
蒋经国去世
蒋孝勇没有流泪，但他此时此刻的神情却比流泪还要悲哀。他顾不得自己一身的西装革履，三步并作两步地走到床前，上前就跪倒在地，给父亲磕头，并对仍然没有放弃的医护人员说：“好了，不要再救了。”
蒋孝勇明白，父亲已经走了。他强装镇定，按捺住万分悲痛的心情，开始着手操持父亲的葬礼。
蒋孝勇
后来，王家骅回忆：“蒋孝勇于父亲辞世后指挥若定，先是亲自电话通知俞国华及郝伯村，其他人则交代由他通知。副官帮蒋把衣服换上，鞋子穿好，戴上手表，最后盖好棉被，蒋经国显得安详。”
蒋经国没有留下遗嘱，以及任何关于他身后事的只言片语。因此，蒋孝勇让王家骅根据蒋经国生前对他说的那些话，拟定出一份遗嘱。
1月14日晚上，蒋孝武从新加坡飞回台湾。对于父亲去世后的种种安排，蒋孝武对一直守在父亲身边的弟弟蒋孝勇很不满意。
后来，蒋孝勇回忆：“父亲过去之后，我哥哥是王家骅通知的，这是我的不是，应该是我自己通知才对。不过，那时乱成一团，我一时也没想到那么多。”
蒋孝武
不仅如此，蒋孝武对蒋经国的遗嘱也存在着异议。
蒋经国去世时，蒋孝武人在新加坡。回台奔丧期间，他曾问过蒋孝勇，父亲临终前有没有什么话留给家人、留给他。蒋孝勇回答：“没有。”蒋孝武不相信，质问蒋孝勇：“没有？凭什么要我相信你。”
兄弟俩因为这件事闹了不小的矛盾，兄弟情有了不小的裂痕。
90年代，蒋孝勇提到这件事时，仍然感慨万千：“这倒不是我们兄弟之间感情不好，但生长在政治家庭，许多事变得很现实。”
蒋经国生前，确实没有立下一份正式的遗嘱。公开发表的遗嘱，是根据他去世前几天说的话拟定而成的。
但蒋孝勇一直随侍在蒋经国身边，蒋经国晚年，断断续续地对他交代了一些重要的事情，例如，蒋经国曾对蒋孝勇说：“阿爷的日记非常重要，这里面关系到我国的历史，什么时候能够发表不知道，孝勇，你要好好的保存。”
从左到右：蒋孝勇，蒋介石，宋美龄
蒋经国的离世，代表着蒋家在台湾从辉煌走向落寞，蒋家的后代们都在各自的命运里浮浮沉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