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和谢葆真
前言1937年，杨虎城被蒋介石囚禁。从那以后，这位爱国将领的下落和安危牵动着各方人士的心。
1949年11月底，人民解放军占领重庆，重庆解放。
接管重庆后，重庆军管会没有片刻耽搁，立即在全城展开寻找杨虎城的行动，并表明了一个明确的态度：无论杨虎城是死是活，都要找到他。
很快，军管会根据一位名叫李育生的男子提供的线索，在戴公祠的花坛下面找到了杨虎城的遗体。
虽然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当遗体被挖出来时，血腥惨烈的场面还是让所有人触目惊心：杨虎城的双手、双脚被绳子捆绑在身后，整个脸被泼了强酸，面目全非，在场的人们不敢、也不愿相信自己的眼睛。
看着遗体的惨状，大家仿佛能够看到杨虎城临死前被残忍对待的场面。挖掘、装殓现场笼罩着沉重的气氛，每个人心里都压着一块重重的石头。
而在杨虎城的遗体旁边，摆放着一个骨灰盒，骨灰盒里是于1947年被残害的杨虎城的夫人谢葆真。
一具遗体，一个骨灰盒，它们静静地依偎在一起，无声地诉说着一对夫妻的大义和凄婉，诉说着一个家庭的血性和悲欢离合。那情那景，让人不禁潸然泪下。
杨虎城是一位心怀家国大义的将领，他的人生波澜壮阔又悲壮惨烈，那么他的夫人谢葆真，她的生前生后又有怎样如歌如泣的故事呢？
热血的青春时代杨虎城有过3位夫人，谢葆真是他最后一位夫人。
谢葆真（1911年-1947年），陕西西安人，1911年5月22日出生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户人家，她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一个妹妹、一个弟弟，是一个兄弟姐妹齐全的人。
她的父亲起初是一位私塾先生，后来变得穷困潦倒，改到一家杂货店当店员，靠一个人微薄的收入养活一家人。
虽然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日子过得清苦，但谢父、谢母尽心尽力养育子女，也把孩子们一个一个顺利拉扯大了。
1938年，谢葆真的母亲谢鲁氏和杨虎城、谢葆真的女儿杨拯汉在家中合影
而且，谢父、谢母有一个特别可贵的地方，他们对待儿子、女儿一视同仁，认为女儿并不比儿子低人一等，也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在那个重男轻女思想根深蒂固的年代，这种观念是非常难得的。
当谢葆真到了上学的年纪，谢父、谢母就算自己省吃俭用，也坚持把她送到学校读书。有这样一对开明的父母，谢葆真得以进入西安女子模范学校学习，享受了一段珍贵的学生时光。
善良朴实的父母、开明的家庭环境，使谢葆真虽然从小没有享受到优越的生活条件，却养成了独立自主、豪爽大胆的性格，这种性格，注定了她的一生不会在平淡中度过。
谢葆真
生于清朝末期，长于民国时期，在黑暗的年代里，谢葆真亲眼看到了贫苦老百姓的悲惨生活，深切体会到了社会的腐朽，幼小的心灵很早就种下了改造国家民族的种子。
在学校期间，她勤奋学习，追求进步，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身为进步青年的她，经常和同学们一起走出校园，走上街头，组织游行和演讲，试图唤醒沉睡的民众，照亮中国的黑夜。
在一次次的活动中，谢葆真和同学们讨论时局，寻求真理，接触到了许多革命言论，思想受到了很大的震动，对革命产生了强烈的向往之情。
1937年，谢葆真和妇救会组织委员彭淑贞在陕西临潼合影
1925年，谢父去世，生活的重担全都压在了谢母身上。谢母一个人无法养家糊口，只好带着子女投奔住在西安南郊曲江池的亲戚。
之后，谢葆真积极参加各种活动，锤炼磨砺自己，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团员。
1927年，冯玉祥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展开征兵。一直渴望投身革命的谢葆真得知消息后喜出望外，果断决定报名当兵，投入到热血的战斗中去。这一年，她只有16岁。
对于报名参军的学生，学校通知家长到校，说一说家长的想法。谢葆真怕母亲在老师面前反对她当兵，专门跑回家，做母亲的工作：“你去了以后，人家问你同意不同意，你就说同意。”
谢母很疼爱女儿，但是一想到女儿这么小的年纪就要离开家，到刀枪不长眼的战场上去，心里就有一百个不放心。
可是，谢母知道女儿从小就是个有主意的人，她做的决定，没有人阻止得了。而且，谢母虽然只是一位普通的妇女，没有读过多少书，但在时代的熏陶下，她也知道革命是为了救国救民，是一项非常崇高、非常艰巨的事业，女儿的志向很了不起，自己不能拖她的后腿，因此，虽然心里有很多担忧，最后还是答应了她。
谢葆真
就这样，得到母亲的全力支持，谢葆真成功当上了兵。从那以后，她不再只是一个对革命充满向往的进步学生，而是真正叩响了革命的大门，成为革命队伍里的正式一员。
此后，谢葆真依依不舍地告别家人，背上行囊，跟随部队到处行军。
加入国民革命军后，谢葆真被分配到第二集团军总政治部下属的前线工作团。在团里，她做事干脆利落，拥有一口好口才，经常到外面演讲，宣传革命思想，还会表演节目，护理伤员，好像任何工作都难不倒她。
被派到战火纷飞的前线，她也面不改色，勇敢地在枪林弹雨里穿梭，展现了一个女革命者的英姿飒爽，无所畏惧。
前线工作团的团长名叫宣侠夫，是一名共产党员。1927年，在宣侠夫的推荐下，谢葆真加入了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成为杨虎城的夫人当时，杨虎城（1893年-1949年）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十军军长。
1927年10月，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十军政治处处长的魏野畴向杨虎城提议，由于当前有很多工作要做，政治处人手不足，急需补充一批有志青年，投入到政治处的工作中。杨虎城经过认真思考，接受了他的提议。
于是，魏野畴组织了一批骨干力量，充实了政治处，谢葆真就是这批骨干力量中的其中之一。她和杨虎城的缘分也从这里开始了。
1928年春天，摄于杭州，左起：米暂沉、杨虎城、谢葆真
1928年，摄于日本东京，左起：杨虎城、米暂沉、郗石僧、章严、谢葆真、张廷璧
在政治处，谢葆真工作积极热情，经常走到广大妇女当中去，鼓励妇女跳出封建婚姻的牢笼，追求个人解放，投身革命，为国家命运、个人命运奋勇抗争。她出色的工作表现，爽朗泼辣的行事作风，充满活力的个性，受到了杨虎城的关注。
在后来的共事中，杨虎城对谢葆真的欣赏变成好感，好感变成情有独钟。而谢葆真知道杨虎城是站在家国大义这边的，是共产党的好朋友，对他也有了别样的情愫，两个情投意合的人顺理成章走到了一起。
相爱后，杨虎城深知谢葆真是一名共产党员，如果两个人想要步入婚姻的殿堂，必须得到共产党组织的批准。于是，杨虎城要求谢葆真辅导他学习。
后来，经共产党组织批准，年龄相差18岁的杨虎城和谢葆真顺利结婚。
谢葆真的个性，决定了她不可能放弃事业，心甘情愿地做一个贤妻良母，在家里相夫教子、洗手作羹汤。婚后，她并没有离开革命队伍，仍然不遗余力地为革命效力。
1930年，杨虎城被任命为陕西省主席。1931年，杨虎城又担任了西安绥靖公署主任。随着他的不断升迁，谢葆真也成为陕西地区风光无限的“主席夫人”。
那时候，谢葆真面对的考验和历练是巨大的，国民党官场的黑暗和派系斗争经常让她憎恶和轻蔑。
但她心里一直十分清醒，一直牢牢铭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身上的正气和纯粹。
在陕西的日子里，在各种社交场合，谢葆真经常穿着时髦的衣裳，头发梳得纹丝不乱，陪同杨虎城参加各种官场宴会和应酬，整个人是一副雍容华贵的官太太模样。
但她的内心深处，依然保持着一个革命者的本色。在平常的生活中，谢葆真心地善良，重情重义，很有男子气概，遇到看不过眼的事情，不管对方是谁，她都敢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因此很受大家的尊敬。
在繁忙的革命工作之余，谢葆真也承担着生儿育女的责任，感受着孕育生命的伟大和美好。
她先后生了儿子杨拯亚（6岁早逝），杨拯中（出生于1930年）；女儿杨拯美（出生于1932年）、杨拯英（出生于1934年）、杨拯汉（出生于1935年）、杨拯陆（出生于1936年），体会到了身为人母的幸福。
1936年，谢葆真和子女合影，左起：杨拯美、杨拯中、杨拯汉、杨拯英
一颗赤诚的爱国心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扣留了蒋介石，举世瞩目的西安事变爆发。之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安全回到南京。
平安脱险后，蒋介石违背承诺，囚禁了张学良，给予了杨虎城“革职留任”的处分，并逼迫杨虎城辞掉了绥靖公署主任、十七路军总指挥职务。
1937年6月16日，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特别”安排杨虎城以欧美考察军事专员的身份出国考察。1937年6月29日，杨虎城带着杨葆真、儿子杨拯中，以及秘书、参谋等7人踏上了出国的旅途，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奥地利、瑞士等11个国家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1937年7月，杨虎城、杨拯中、谢葆真等在美国檀香山留影
1937年10月，杨虎城、谢葆真、杨拯中在伦敦留影
在那段日子里，杨虎城、谢葆真虽然身在国外，但仍然密切关注着国内的抗日形势，为国家的生死存亡感到深深的担忧。
参观访问的日子里，谢葆真多次走到华侨妇女中间，与海外华侨进行座谈，大力鼓励他们回到祖国，加入到抗日斗争的行列中，为保家卫国而战。
杨虎城有一位老部下：冯钦哉，他的独生子名叫冯希勃，儿媳名叫郝郁文，冯家和杨虎城交情深厚。
当时，郝郁文在法国留学，杨虎城、谢葆真抵达法国的时候，郝郁文对他们的到来感到非常高兴，经常邀请他们到家里做客。
1918年，（左起）：马青苑、蒙骏生、冯钦哉、杨虎城在陕西临潼栎阳合影
冯希勃
郝郁文称呼杨虎城“杨伯”，称呼谢葆真“谢姨”，她虽然辈分上比谢葆真小，但和谢葆真年纪相仿，两个人很聊得来。
郝郁文不会骑马，也不会打枪。有一次，谢葆真对郝郁文说：“我们妇女也要和男的一样，如果日本人侵略我们国家，同样也能上战场杀敌，你不会骑马打枪怎能上前线。”
在法国停留的日子里，杨虎城、谢葆真经常给郝郁文介绍国内的抗日局势，给她播放抗日歌曲。当那些激情澎湃、壮烈豪迈的曲调在耳边响起，郝郁文的内心悲伤不已，又震荡不已。
她意识到，国家正面临空前的危难，国难当头，作为一个中国人，她不能对这一切充耳不闻，无动于衷。她再也没有办法安安心心地在法国留学，萌发了回国的念头。
她对谢葆真说：“谢姨，你教我骑马打枪，现在，我要回国去当女兵参加抗日。”谢葆真听了，心里十分欣慰。
1937年，谢葆真和郝郁文合影
后来，郝郁文怀着一腔热血回到了祖国，参加到了抗日的队伍中。
此次出国考察，杨虎城、谢葆真动员了一批有志青年回国共赴国难，并带领他们一起回国。
多年后，郝郁文回忆：
当时谢姨带来很多抗日爱国歌曲的录音带。她教我们唱，拯中也跟着唱，这些激昂的歌曲使我的心灵受到了震撼，歌词唤起了我抗日爱国的激情，我真的感到无法静下心来考取博士学位，国家民族已经到了这样危机的关头，我得回国参加抗战。这些歌曲同样也鼓动了不少留法的爱国青年回国抗日。
在国外的日子里，杨虎城、谢葆真的爱国之情依然令人动容，谢葆真不止一次告诉儿子杨拯中：“我们时刻都不能忘记我们出来是代表的中国人，我们的言语行动都不能给中国人丢脸。”
危难时刻，她决定与杨虎城同生死、共患难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华大地陷入一片战火。在山河破碎、四海哀哭的紧要关头，身处异国他乡的杨虎城内心无法平静，致电蒋介石，希望回国抗日，宋子文回电：“可自行回国。”
1937年11月27日，杨虎城一行人从巴黎抵达香港，蒋介石命令他到南京谈话，并安排戴笠为他带路。
于是，杨虎城嘱咐谢葆真、郝郁文返回西安，自己一个人去南京面见蒋介石，等蒋介石同意了他的抗日请求，他再回西安和家人团聚。
1937年，杨虎城（左三）、谢葆真（左二）返回香港后留影
1937年12月2日，谢葆真一行从香港经长沙飞达武汉，决定第二天早上8点再飞回西安。一路上，她的心里忧心忡忡，为杨虎城的处境担心到了极点。
抵达武汉后，谢葆真得知杨虎城乘坐的飞机在武汉短暂停留过，便去拜访了于右任，希望从他那里得到一些杨虎城的消息。
谁知道，一见到于右任，于右任便告诉她：
虎城来这里看我时，身边竟然跟着两个便衣特务，门口还游动着两个。我们两个说话，这两个家伙竟然坐在边上监听，这成什么体统。我气极了，拍桌子斥责他们后，那两个家伙才悻悻地退到了门外，可我两个没说上几句，那狗东西又进来催促，要杨将军回去休息。虎城气得不得了，我只好告辞了。
1937年6月，上海，前排左起：焦易堂、杨拯中、于右任，后排左起：杨虎城、谢葆真、邓惠林、邓宝珊、王陆一
谢葆真听了于右任的一番话，一种不好的预感瞬间涌上心头。
谢葆真回到西安后不久，杨虎城被监禁的消息传来，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让她一时间难以接受，她悲愤地对郝郁文说：“他上当受骗了，我要去救援，我要去问问戴笠，抗日有什么罪？”
那段日子，谢葆真的心是十分痛苦的。作为妻子，丈夫被囚，不知道身在何处，她的心里装着满满的担忧，多么想立即去到他身边，和他共同度过人生最为艰难的时刻；但她还是5个孩子的母亲，孩子们都太小，离不开她。
她想要和丈夫同甘共苦，但母亲的责任撕扯着她，让她陷入痛苦的抉择中。
西安事变前，杨家兄弟姐妹合影，左起：杨拯英、杨拯美、杨拯陆、杨拯中、杨拯汉、杨拯民
经过无数次的思想挣扎，谢葆真做出了一个艰难又坚定的决定：她要去找杨虎城，陪伴在他身边。
在丈夫危难之际，她做不到置身事外、独善其身。哪怕知道这次去恐怕有去无回，她也要和他生死与共，祸福相依。
于是，谢葆真把孩子们交给母亲照顾，带着儿子杨拯中去了南昌。临走前，她对母亲说：
我与虎城结婚时就决心与他患难与共，现在事情已经是这样，我怎么能不去陪伴他呢？拯中这孩子聪明，虎城十分疼爱他，我带他同去，一是我舍不得他，二是孩子去了见见面，可以给他爸爸解解闷。
抵达南昌后，谢葆真找到戴笠，但是，她并没有马上见到杨虎城。在南昌关押了半年，她才被送到杨虎城的关押地湖南益阳桃花坪。
见到妻子、儿子，杨虎城又惊讶又无奈，责怪他们不该亲自送上门来，这无异于羊入虎口，任人宰割。而谢葆真看到杨虎城还活着，一直以来的担心终于放下了。
谢葆真用她的“自投罗网”，向杨虎城表明，她已经决定和他同甘共苦、生死不离。杨虎城明白她对他的情深意重，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什么都不用说，就懂得了彼此的全部。
杨虎城和谢葆真
从此以后，他们生死相随，在漫长的囚禁岁月里彼此陪伴，彼此守护。
最后的悲歌铁窗生活暗无天日，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巨大的煎熬，谢葆真的身体和心理遭受了严重的摧残，而看到最亲的丈夫、儿子受苦，更让她痛苦不堪。
由于谢葆真是共产党员，使她受到了比别人更残酷的对待。敌人经常故意嘲弄她、激怒她、折磨她，让她每一天都度日如年。
谢葆真看出了敌人的险恶意图，除了时刻保持警惕，防止敌人狠下毒手，也不屈不挠地与敌人作斗争。
她声色俱厉地痛斥监守：“爱国有什么罪，为什么要囚禁我们？”在怒不可遏时，她甚至会抄起手里任何能打人的东西，扔向特务，特务们一次次领教了她的刚烈。
她的激烈抗争让特务们气急败坏，特务们更加变本加厉地为难她，试图强迫她屈服，但谢葆真依然不妥协、不低头。
1941年春天，谢葆真在狱中生下了女儿扬拯贵。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杨虎城、谢葆真得知消息后欣喜若狂。他们为中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把国家从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感到由衷的高兴，谢葆真激动地高喊：“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而这个消息，也给他们8年的铁窗生活带来了一丝曙光。
他们以为，蒋介石抓他们是因为抗日。如今，抗日战争胜利了，蒋介石再也没有借口囚禁他们了，也许不久后，他们就能走出这个与世隔绝的牢笼，重见天日。
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始终没有任何决定释放他们的消息传来，他们心里好不容易燃起的希望一点点熄灭。重获自由对他们来说，依然遥遥无期，看不到尽头。
后来，谢葆真渐渐意识到，蒋介石根本不打算释放他们，他们最后的结局只有死路一条。因此，她决定抗争到底，用她的命，让世人看看敌人的真面目。
1946年11月，谢葆真怀着视死如归的心情，开始用绝食表示抗议。1947年2月9日，她已经绝食了几十天，终于惹怒了敌人。
这天，几名特务、医生怒气冲冲地走进谢葆真的屋子里，用绳子捆住她的双手、双脚，恶狠狠地在她身体里注射了药水。
没过多久，谢葆真没有了呼吸，她的生命停止在了36岁。
杨虎城得知消息后匆匆赶来，抱着妻子的遗体哭得悲痛欲绝，痛不欲生。此后，杨虎城一直把谢葆真的骨灰带在身边。
1949年9月，杨虎城、杨拯中、杨拯贵也被残忍杀害。
后记谢葆真的一生是至情至性的，她对丈夫有情有义，对革命充满豪情，对国家满腔挚爱，她的一生虽然短暂，却生得可歌，死得可泣。
她和丈夫杨虎城，共同演绎了一曲荡气回肠、令人永难忘怀的爱国悲歌和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