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右建立了国民党南京政权，大肆镇压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据不完全统计，仅在上海一地，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1927年年底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就达2000余人。为了保护革命力量，中央特科开展了营救被捕同志特别是中央领导人的工作。

上海，1929年11月17日晨，秋雨连绵。

“琮英，我十二点钟回来吃饭。午饭后还要去另一个地方开会。”

任弼时匆匆忙忙地吃完早饭和妻子陈琮英打了个招呼，就赶出去开会。

任弼时、陈琮英

接近午时，陈琮英已备好了饭，等着任弼时回来。

十二点，他没有回来。一直到第二天早晨，任弼时始终没有回来。陈琮英有了不祥的预感：

“出事了！”

她立即赶到了中共江苏省委罗迈（李维汉）的家中，罗迈告知她：

“琮英同志，你要挺得住。弼时同志昨天被捕了。”

原来，由于叛徒的告密，任弼时他们开会的地点已被敌人破坏。英租界巡捕房在院子里埋伏下了便衣警察，党组织还没来得及发出警报，任弼时就已经走上了台阶，门开了一半他发觉情况不对头正想转身走开，便衣巡捕已经扭住了他。

敌人追问一个在这里被捕的女同志：“你认识不认识他？他叫什么名字？”

那个女同志望了一眼任弼时，说：“我不认识他。”

原本敌人半信半疑，正在这时，这位女同志的一个三四岁的小孩冲着任弼时就跑了过去。敌人见状，不由任弼时分辩，直接把他推上了囚车。

任弼时

在这一刹那，任弼时偷偷地把暗藏在身上的秘密文件放进口里咽了下去。在巡捕房里，任弼时坚强不屈，无论敌人怎么拷打，都得不到他的任何口供。

中共中央得知消息后，立即下令中央特科进行营救。情报科科长陈赓找到了中共的情报关系鲍君甫（杨登瀛）：

“杨先生，我们的一个人进去了，麻烦您费心照顾一下。”

鲍君甫立即去了解被捕和被审讯的经过。

通过在巡捕房里的关系得知，任弼时被捕时，敌人从他身上搜出一张月票，上面填的是假地址。于是，组织上就按照月票上写的假地址找到一间房子，让陈琮英搬去住在那里。

没几天，敌人果然来查对。陈琮英照组织上帮助编造的说辞应付过去了。

由于没有查出大的问题，1月22日，租界会审公廨从轻判处任弼时关押四十天。

为了让任弼时及早出狱，鲍君甫又找到了巡捕房。

“弟兄们，这个人是我手下的，又没有什么大事，就通融通融让他出来吧，改日我请大家吃饭。”

就这样，12月25日巡捕房把任弼时放了出来。

鲍君甫

1931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出卖了陈琮英。陈琮英也被敌人抓住了。

陈琮英被捕后，敌人多次审问威胁她，但她始终装做什么也不知道，敌人没有办法，就把她投进了临狱。

中央特科积极设法进行营救。首先，通过在巡捕房里的情报关系，使陈琮英在监狱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照顾。向忠发被处决后，中央特科又及时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她，让她什么都不要说。

法院开庭“审判”陈琮英时，中央特科又买通了其中的一个法官，暗中为她开脱。这个法官故意让陈琮英抱着孩子出庭，审讯进行到一半，陈琮英使劲地掐孩子的屁股，孩子大哭大闹，法庭秩序大乱，这个法官就趁机让她抱着孩子离开了法庭。

陈琮英被关了几个月，没有口供，没有证据，敌人只好把她“交保释放”。

任弼时、陈琮英

1930年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在上海租界被捕，随身所带的一箱子文件也被抄走。

关向应当时化名李世珍。被捕后，无论敌人怎样软硬兼施，他都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党的秘密。中共中央命令陈赓紧急营救。

陈赓又将此事委托给了鲍君甫。

鲍君甫立即到巡捕房去找探长兰普逊了解情况。从兰普逊的口中得知，因从关向应口中得不到任何口供，巡捕房就想从那箱文件中找线索。可是，巡捕房里的英国人中文不行，这么多的文件和材料，挑不出哪些是重要的。

这时，国民党方面已向巡捕房提出，希望得到这箱文件。

要知道，这箱文件中有许多是关系到中共中央安全的绝密文件，如落到国民党手里，中共将遭受重大损失。同时，由于没有任何口供，失去这些文件，敌人就没有办法判断关向应的真实身份，营救工作也就相对容易进行了。因此陈赓要鲍君甫想办法把文件弄出来。

陈赓

鲍君甫又找到了兰普逊：

“兰探长，那批文件怎么样了？听说国民党方面很想得到这些东西。”

兰普逊不满地说：“他们凭什么想得到这些东西！案子是我们破的。有能耐他们自己去搞。”

鲍君甫假装仗义地说：“对，从文件中找出点东西还不容易吗！不行的话我给你帮忙。”

兰普逊正在为无法鉴别这批文件而一筹莫展，鲍君甫主动要求帮忙，他求之不得：

“太好了！那就交给你来吧。”

“我的水平不行，我给你请个专家来吧！”鲍君甫巧妙引导。

于是，中共中央决定让情报人员刘鼎前去“鉴别”。周恩来指示“手抄件和复写件材料必须全部拿回来，其他材料就不要管了。”

周恩来

没过几天，鲍君甫就将刘鼎领到了巡捕房。

在文件室里，刘鼎趁人不备，把复写的文件抽出来藏在身上，然后又装模作样地随便看了一会儿，就出来了。

为不让敌人生疑，刘鼎出来时还拿了几张油印材料，对巡捕房的人说：“我带回去看看！”

过了几天，鲍君甫又来到了巡捕房。

“兰探长，你们抓的这个人只是一个学究，这些文件都是学术研究用的参考资料，没有什么重要的。”鲍君甫说道。

兰普逊对刘鼎的鉴定结果毫不怀疑。

既然箱子里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被捕者也就不大可能是什么“要犯”了。于是，租界当局很快就把关向应引渡给了国民党淞沪警备司部，草草地判了他一年的徒刑。

之后，中央特科又进行争取，不到半年，关向应就获释了。

关向应

1929年8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彭湃，中共中央军事部长杨殷，以及军委系统的颜昌颐、邢士贞等四人，由于叛徒白鑫告密而被上海租界巡捕房逮捕。8月26日被引渡到上海市警察局。

彭湃等人被捕的当天，周恩来就和陈赓一起商量了具体的营救办法。

由于彭湃是国民党明令通缉的共产党“要犯”，通过收买有关人员或通过合法辩护的方式进行营救都是不可能的，唯一可行的办法是武装营救。为此，中央特科动用了包括情报科、行动科在内的所有力量。

中央特科拟定的办法是：在敌人将彭湃、杨殷等人从警察局解往刑场的路上武力劫救。为此，派中央特科的干部李强专候在警察局附近，随时探听消息，以防国民党将他们秘密转移；派鲍君甫通过他在警察局里的关系进一步掌握敌人的动向；同时，准备劫法场用的枪支弹药。

彭湃

26日，警察局准备对彭湃等搞所谓“审讯”。中央特科决定利用鲍君甫能够参加“陪审”这一有利条件，由他带一位彭湃熟悉的同志去，站在鲍君甫背后，暗示彭湃，组织上正在营救他，使他有所准备。但未能如愿。

为防止中共的营救，国民党当局决定尽速将彭湃等同志杀害。

27日下午，警察局匆匆地对彭湃等四人进行了“审讯”，宣布判处他们死刑，定于28日早晨从拘留所解往龙华警备司令部刑场执行。

28日晨，上海市警察局通往龙华警备司令部的路上，人比平时明显地增加了许多，有行人、小商贩，甚至还出现了一支人数众多的电影外景摄影队。他们大都慢吞吞的，像在等待着什么。

中央特科内设部门

这一切都是中央特科精心安排的。行动科（红队）队员化装成拍电影外景的摄影队，准备把将由专人送来的枪支武器藏在摄影机里，等押解彭湃的队伍一到，他们就动手。他们甚至还准备了一辆装满粮食的汽车，用来阻挡囚车。但是，这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了。

因为，负责运送武器的人来迟了！而且枪内的黄油太多，无法马上使用。还没等他们把枪擦干净，敌人的押运队伍就经过了。营救计划未能实现。

1929年8月30日下午，彭湃、杨殷等人壮烈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