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秋天，中央红军主力第1、3、5、8、9军团和中央机关共8万人，分别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于都等地出发突围转移，向着二、六军团活动的湘西地区进军。

在长征初期，“左”倾领导人又在军事上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他们事前不作深入的思想动员，后方机构没有精减轻装，搞坛坛罐罐“大搬家”，把大批战斗部队变成了庞大的中央机关的掩护部队。红军一路上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红军经过苦战、连续突破敌人4道封锁线过了湘江，但付出了惨重代价，人员损失过半，部队减少至3万人。全军上下无不怨声载道，强烈要求改换领导……

毛泽东

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使毛泽东离开了军队。从客观上看，对他来说，并不一定就是坏事。

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上台掌权到宁都会议，中共内部并不具备毛泽东全党的客观时势。与其说没有遵义会议就没有毛泽东，倒不如说没有宁都会议就没有后来的毛泽东。

三国时期，诸葛亮曾在隆中提出顺乎时势的“三分天下、鼎足而立”的谋略，刘备以此进四川，立蜀国。可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孔明及其继任者姜维想以区区蜀国为基地，进伐中原统一中国则是客观条件所不具备的，这是不顺时势。正如当初孔明出山时，水镜先生叹曰：“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三国演义》第37回）

三顾茅庐

“三分天下”是历史造成的由大乱到大治，由“分久”到“必合”的一个既定的过渡阶段，诸葛亮即使有再高明的谋略也不能超越时代。“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矣。”

其实诸葛亮并非不知道这种历史大势，他只是为了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后又受其托孤之重，竭力尽心，姑尽人事而已。

毛宗岗在评述孔明的《隆中对》时说：“既曰成鼎足，又曰图中原，画成鼎足是顺天时，图中原是尽人事。孔明画策已尽于此。”

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被免去了红军总政委的职务，离开了前线，专心致力于政府工作，深入民众，调查研究，走村窜户，分田分地，他的威望不仅遍布了整个苏区，而且深入了千百万民众的心中，还影响到了莫斯科和共产国际，引起斯大林的重视。虽然大病了一场，然而却使他更了解中共，更了解民众，更了解中国。

毛主席

“天与则取”，在古人那里是消极等待，在毛泽东却是积极的进取。

在古人是自己的功成名就，在毛泽东却是自己民族和人民的解放。

这就是毛泽东和古人的最大区别。

这也为他后来的成功铺平了道路。

在红军部队里，士兵们军官们只管打仗，他们只知道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团长，却很少过问再往上是谁在指挥。是毛泽东，是朱德，还是李德？就是蒋介石也很难弄清楚共产党内的矛盾和斗争。不管毛泽东的地位如何变化，蒋介石总是把红军称作“朱毛赤匪”。

当红军广大指战员打了许多的仗，又慢慢知道毛泽东不在前线时，这自然而然地产生对过去毛泽东麾下辉煌胜利的怀念。对毛泽东的期望和信赖，也就与日俱增起来了。

当这一切成为中共党内千百万人的共同心声时，毛泽东执掌中央领导权的时机才算真正成熟了。

毛主席

毛泽东像一切伟人一样，有着极高的自信、而又怀着与生俱来的历史使命感。毛泽东的目光总是盯着前面，既不为一时的私情所迷乱，也不因现实的艰难险阻所动摇，他懂得要善于等待，也懂得必要的退却，更懂得不失时机。

他自信前面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您在看什么？”

“《史记》。”

听到这个名字，王稼祥有些愕然。

毛泽东把书放下，转身面对王稼祥，点了一支烟，吸了一口，颇带感慨地说：

“孟轲主张‘王道’政治论，为谋求王政，曾带领数百名随从游说诸侯。但当时的时势是‘以功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违背了历史潮流，因而‘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畏所言’，到处碰壁，最后不得不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毛泽东感叹：“时势不到，虽孟圣人也不能为谋。”

王稼祥

王稼祥不知如何理解毛泽东非同凡响的举动。在危机四伏的战略大转移路上，他竟然有闲情逸致去评估古人。这对当前的处境是一种淡漠还是一种邈远的想象？是胸怀的宽广还是从历史中寻求启示吸取力量？

长征中，毛泽东和王稼祥大多数时间都坐担架。王稼祥是一个诚挚的知识分子，他在与毛泽东的接触中，总是默默地观察他。他虽然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但他却不愿从别人的传言和主观臆想中看毛泽东。

王稼祥比博古、洛甫先到中央苏区，同毛泽东相处最长。他从毛泽东的带有悠闲色彩的繁忙中，看到他那样挥洒自如地创造一个国家，除战争准备与战场指挥，他还同时关注施政、外交、民事甚至开荒、植树，并亲自调查，起草文件、布告、命令和撰写文章。毛泽东有一种令人振奋的创造激情。他竟然能在工作之余博览群书。

王稼祥深感毛泽东有经天纬地之才！

毛主席

当毛泽东点燃香烟，谈笑风生的时候，王稼祥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了斯大林的烟斗。一种让人心定神宁的信服感从王稼祥的心中飘起。

但他在崇敬之余，也有一些困惑。他发现毛泽东言语行动中的独创性并不都是来源于马列主义，而是集中了古今中外各种思想的精华。

这些又使王稼祥对毛泽东产生了距离感。

然而，王稼祥在内心是理解毛泽东的。他知道世界上绝对纯粹的东西是没有的，列宁的观点也不是马克思的重复。否则就没有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理论了。

由于王稼祥最先与毛泽东接触，他比王明、博古更了解中国实际，所以他最先觉醒。

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投了毛泽东关键的一票。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他又在确立毛泽东对全党的领导地位中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王稼祥

最早提出毛泽东思想的就是王稼祥！

对这些，毛泽东始终没有忘怀。

湘西，寒风萧瑟，乌云沉沉。

渡过湘江的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正艰难地跋涉在崎岖的山路上。

“毛主席，好久没有看见你了，比从前瘦多啦，身体不舒服吗？”一个红军老兵仔细地观察着毛泽东。

毛泽东“嗯”了一声没有回答。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

另一名士兵显然是从井冈山下来的：“毛委员说这叫什么战略转移，简直是摆起架子打。”

毛泽东苦笑了一下，若有所思，仍然没有说话，只有双脚在艰难地向前迈。

一个营长不解地问道：“你怎么不带我们打仗啦？听说你犯了错误？”

毛泽东停了下来，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笑笑：“我也说不清楚，让历史来回答吧，我相信党，相信广大红军指战员。”

“现在的领导，真成问题，把大伙弄成这个样子。”

毛泽东身后一个一直沉默不语的士兵愤愤地说。

“你们在下面，听到些什么反映？”毛泽东关切地问。

“意见可多啦。一句话，反正对现在的领导不满。”士兵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

毛泽东

毛泽东将烟头在岩石掷了一下，然后杵下岩石，一抬头，徐特立艰难地过来了。牛皮皮带束着精瘦的腰身。毛泽东赶忙上前扶着自己的老师。徐老喘着粗气，鼓励劝说毛泽东应该站出来，挽救我们的队伍。

毛泽东默然。

作为老师，徐特立是很熟悉过去的毛泽东的。然而现在徐特立却并不完全知道毛泽东在想什么。

“《商君书》有言，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这不仅仅是权力问题，而是事关革命利益的大问题。

“事之难易，不在大小，务在知时。”毛泽东深知时机的重要。

徐特立

“时机不备徒劳无益。”

“我倒觉得时机已经到了。”

徐特立满有把握地说。

“孟子说：‘得道者多助’，‘多助之至，天下顺之……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

毛泽东既像是回答徐特立，又像是自言自语。

“润之，可要注意军心所向呀，古人常说：‘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迎反受其殃……”

徐特立又颤悠悠地往前迈着艰难的步履，他那苍老而又刚毅的声音随着寒风向毛泽东飘来。

毛泽东沉思良久。

毛泽东

遵义会议在继续进行，毛泽东根据他一年多来搜集到的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上刊登的材料，结合上午博古与周恩来的报告，又按照洛甫的讲话，一针见血地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总得来说是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进攻中的冒险主义；

第二阶段，防御中的保守主义；

第三阶段，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说完，毛泽东又用一种询问的目光扫视全场。随后他端起塘瓷缸，喝了一口开水，润润喉咙，又不紧不慢地说出了他对华夫同志（李德）的看法。指出指挥作战不能纸上谈兵，应该充分考虑到各个方面的细节。

李德

当李德得知毛泽东在讲些什么的时候，气得脸红筋涨，将手中的雪茄朝过道外一扔，站起来指着毛泽东高叫：“你这是报复，报复！过去，我曾经批评过你，今天你趁机找我算帐！”

一贯镇定自若的周恩来，有些激动了：“华夫同志的态度好一点！”

毛泽东没有理他，只是轻蔑地笑了笑。在毛泽东看来，李德除了勇敢之外，并不了解中国实际，用兵打仗连起码的“拖刀计”、“回马枪”都不懂。他的指责不值得计较。在抓着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又集中国古代智慧之大成的毛泽东面前，他是渺小的。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我是长时间没有发言权哟，骨鲠在喉，不得不吐。”

毛泽东的发言观点鲜明，态度诚恳，论据充分。

影视剧照

王稼祥则用一只手轻轻按着腹部的伤口，说：“我同意毛泽东同志的发言，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之所以失败，我们在军事战略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不能归咎于其他原因，客观因素有一点，但不是主要的。”

接着，张闻天、朱德、周恩来、刘少奇、陈云、彭德怀、刘伯承、李富春、聂荣臻等人也纷纷发言，对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和博古的总结报告进行尖锐批评，表示完全拥护毛泽东出来领导全军。

遵义会议完全推翻了宁都会议对毛泽东的错误结论，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军事路线。

会上，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由张闻天代替了博古的总书记职务，由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不久，在行军途中，又组成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小组，全权指挥军事。

遵义会议参会人员雕像

1932年10月宁都会议，毛泽东离开红军，1935年1月，毛泽东又重新执掌红军的军事指挥权。

这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大落大起，从波谷到波峰，短短两年多的岁月蕴含了无穷无尽的奥妙。展示着毛泽东杰出的智慧之光。

后来，史学家们挥动他们饱醮浓墨的大笔给了遵义会议以极高的评价：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遵义会议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成为中共从幼年的党发展到成熟的党的重要标志。遵义会议在革命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是中共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