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叶霞翟，出身旧式家庭，外公观念守旧，不同意母亲深造。母亲从小思想新潮，她力争上游，初中就离家到浙江丽水住校，之后又读了高中，高中毕业准备考大学，外公认为女孩子不必读大学，不准她念大学，不给接济，她只好选择就读公费学校。母亲富于爱国思想，于是进入杭州警官学校，成了戴笠的学生。
杭州警官学校毕业之后，又进入上海光华大学政治系，毕业后赴美深造，获得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博士学位，是获得美国博士学位的第一位中国女性。我父母于一九三七年订婚，因为抗战军兴而延展婚事达十年之久，当年是一段感人的爱情故事。
母亲虽是戴笠的学生，但她从来没有做过情报工作。母亲练就一笔好字，很受戴笠器重欣赏，介绍她认识了父亲胡宗南。母亲散文里提起的“雨师”，就是戴雨农，戴笠。
戴笠之所以能得到蒋先生（蒋介石）的信任，与我父亲有关系。父亲是黄埔第一期毕业，因为东征北伐，屡建战功，蒋先生对父亲特别信任。父亲和戴先生结识于杭州，攀谈之下，彼此对国是看法完全一致，因成莫逆至交，并向蒋先生大力推荐。父亲和戴先生服务的单位，彼此交换干部。父亲驻扎西安，西安警察局长就是戴笠派的人。日本侵华，戴笠组织忠义救国军，好些干部都是父亲的部下。父亲辞世前，身上穿的一件破毛背心，还是戴先生二十年前送的，印证父亲终生怀念戴先生。
抗战军兴，日本原宣称三天之内攻占上海，三个月灭亡中国。而胡宗南部在淞沪会战的火在线，坚守了六周，屡挫日军步兵、炮兵、战车、空军联合攻击行动，胡宗南部牺牲至为惨烈，四万人最后只剩一千二百人。著名报人张季鸾说，第一军为国之精锐，如此牺牲，闻之泫然。后奉命到河南整补，再调往西安。胡宗南部最后离开西安驻地，为一九四九年五月，在西安前后待了十二年。
我认为，父亲于抗战时期有四大贡献，第一是教育，西安的军校第七分校，和战干第四团，各训练出三四万名军官和政治人才，分发全国各战场，支持八年抗战；第二是挡住日军自北面攻向四川的钳形攻势。日本几次攻打潼关，意图进窥陪都重庆，但父亲的部队始终不动如山，完成了中央交付他最重要的任务，甚至打了好几场胜仗。包括兰封之役，打垮日军土肥原贤二；参加武汉保卫战，歼敌五千；豫西西峡口之役大胜等。
一九四四年，洛阳失陷后，他到潼关召集军师长和敢死队讲话，身后还带了一具棺材，他说：“如果这次不能打败日寇，这便是我胡某人的棺木！”结果全军奋勇杀敌，果然打了胜仗。这段话系当年敢死队员，现年八十五岁的杨廷华先生，不久之前告诉我的。
他第三个贡献，是把青海、宁夏、甘肃等地方势力统合起来，齐心抗日。一九四三年，父亲派三十七集团军范汉杰，率盛文的五十九师，平定甘肃回乱。一九四四年，派黄埔一期同学李铁军率二十九集团军到新疆。因新疆一度受苏联蛊惑，阴谋独立，最后终为胡宗南部安抚平定。
第四个贡献，……胡宗南部一定程度制约了中共从陕北往外发展的力量，同时跟中共竞相争取沦陷区投靠后方的青年。抗战爆发后，沦陷区青年竞相投奔大后方，众多青年原本要到延安，不少人途经西安就被胡宗南部拦下，劝服他们去王曲军校七分校，或者参加战干团，日后到部队从事政治工作。连战主席的父亲连震东先生即曾被礼聘为战干团教官。
胡宗南（中）与熊向晖（左）在西北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二日，父亲赴河南郑州，主持接受日军投降仪式，接收豫北、豫西日军。日方代表是日军第十二军军长鹰森孝中将。投降仪式结束后，双方代表握手晤谈。鹰森孝问父亲，近期河南西峡口战役，贵方一位孔姓营长，利用反斜面作战（反斜面阵地攻防战），歼灭了我们很多部队，我很想跟这位营长见面。父亲经查证，知道这名营长的名字叫孔令晟。是时孔营长刚好在外地受训，不在郑州附近，未能与日本军长鹰森孝见面。
父亲因而对出身北京大学的孔令晟印象深刻，为示赏识，父亲有意调孔令晟到长官部，原本要孔令晟接替熊向晖（按：熊向晖本名熊汇荃）职位，但孔令晟不愿意做参谋，宁愿带兵，父亲只好打消此意。由于父亲非常爱护孔令晟先生，之后，还派人帮他补习功课，稍后进入国防大学进修（笔者按：孔令晟日后曾任国防部作战助理次长、蒋介石之侍卫长、海军陆战队司令、警政署署长等职）。
父亲认为，抗战结束后，国家迫切需要建设人才。所以，父亲派了许多部下到美国受训或进修，熊向晖就是其中之一。当时派出国的干部多达数十名，都是胡宗南部队中极为突出的优秀人才。内战爆发，国内局势丕变，许多人索性留在美国就业定居。抗战前后，大学生凤毛麟角，知识分子左倾的比例很高，投效胡宗南部的知识青年，不乏思想左倾或者潜伏共谍，父亲总认为以人格感召可以感化这些人。曾经有人跟他密报，熊向晖思想左倾，父亲告诉密报的人：熊向晖来部队的时候才十八岁，年轻人想法特异独行不要紧，我可以感化影响他。
熊向晖在（二〇〇五年）过世之前，曾经托人传话给我，他强调是先加入共产党，所以不得不遵行共产党的指示做事，他强调，对我父亲终生感念，请我务必谅解他。我记得在我幼年时，他曾写信给我母亲，强调他没有做对不起我父亲的事。
抗战胜利后，国共之间究竟选择和或战？曾经一度困扰（国府）最高当局。民国三十五年，国府中央召开军事会议，蒋公日记中也记载，中共趁着抗战如何扩张，配合日本军队，处处打击国军，把我们敌后游击队都吃掉了，战后又积极扩张，不听中央号令，不断挑衅，他已经忍无可忍。
据说有一次在军事会议中，张治中将军认为国共之间不能战，战则国民党必败，因为八年抗战下来，国穷民困，人心厌战；但某首长却力言在三个月内必能消灭共党，蒋先生最后采纳了后者的建议。
（根据台湾“国史馆”《中共教导旅陕北作战日志》一书中，第259页至275页，附列了一九四七年三月，时任胡宗南部五〇〇团团长曾祥廷口述历史访谈。曾老将军说“张治中与毛泽东很熟，毛在重庆就住在他的公馆，很了解共产党的力量。张忠道说：‘Ｘ总长说三个月消灭共产党，你则说战则必败，你向国防部报告了没？’张治中说他报告过了。他说：‘如果这个仗要打，结果一定是失败的。上自将领，下至中下级干部，都认为不是打仗的时候，打了就完了。’张忠道就问说：‘打了一半讲和可不可以？’张治中摇摇头说：‘也很困难。你想讲和共产党不一定要和你讲和。’我一个同学安徽寿县陶有恒与张治中很接近，是安徽同乡，前几年到了北平，见到了张治中的女儿张月娥，把张治中上国防部的报告给他看，国防部以为‘不堪一击’”……）
不久前，我曾遇见一位大陆访台的老先生，据他透露，他看过毛泽东内部讲话的档案，抗战前后，毛泽东告诉干部，国民党将领只有两个人你们要特别注意，第一个是胡宗南，第二是白崇禧。
二〇〇一年我到德国，德国国会议员请我吃饭，这位议员说，你没来之前，我的中国朋友都在谈论，不但谈论你，还谈你的父亲，他们谈论你父亲差点捉住毛泽东。他们说，只差四百公尺远，刘戡的二十九军就可以捉住毛泽东。毛泽东躲在窑洞里边，他的侍卫把马的缰绳勒得紧紧的，深恐马匹受惊嘶叫，露出行踪。结果马没有叫，刘戡的军队打从四百公尺开外过去了，国军没能找到毛泽东。我好奇地问这位德国国会议员，这些中国朋友讲到我父亲时是咬牙切齿，充满了恨意吗？他说不！是充满了尊敬。
（有关国民党军攻打延安的经过，根据台湾“国史馆”《中共教导旅陕北作战日志》一书，曾祥廷将军的口述历史访谈回忆：“民国三十六年三月十八日，我奉命派了一个突击营突击延安，营长即原第一营营长应启新。三月十九日一早，我们到了延安东边的塔山，碰到了旅长、副旅长与参谋长。突击营的向导是共产党派的，所以进延安迟了一点，不然可以活抓到毛泽东。因为当时毛泽东还没走，毛泽东说我要看到胡宗南的兵进入延安我才要走，所以进入延安时，地下室的茶还是温的。他的情报很灵光，对我们的行动很了解。整个剿匪我们吃亏的就是情报不灵，对敌人了解太少，相反敌人对我们了解太多，甚至我们没有行动，事先他都知道。”按：国府负责情报的军统局局长戴笠已于前一年飞机失事遇难。）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蒋先生在南京主持攻打延安的秘密军事会议（笔者按：台湾于同日爆发二二八事变），父亲也是会议重要参与者之一。会议结束，蒋先生单独召见父亲，蒋交代完重要军务之后说：“以后再有什么意见，可以先跟刘次长商量。”刘次长就是刘为章，刘斐，当时的国防部参谋次长。于民国十九年（一九三〇年）加入共产党，以后又进入白崇禧部队。
试想，凡事透过刘斐，这还有什么军事机密可言？所以刘安祺上将曾经在他的访谈录中说，我军简直是追随刘斐和郭汝瑰的魔棒在走（按：郭汝瑰任参谋本部作战厅长，也是共谍）。
妙的是，国共双方多次交手之后，父亲根据几次惨痛经验，意识到中共在最高统帅身边可能派遣了谍报人员，察觉到情况不对，父亲马上改变，在改弦易辙之后，方能在五天内打下延安。比如说，他派第二十九军对大小崂山佯攻，果然遇到坚强抵抗，数日不下，另一方面派第一军从山西过来担任主攻，出乎中共意料之外。
中共方面是要坚决抵抗，保卫延安的，这可以从中共第一野战军的战史记载中得知梗概，中共中央下达的命令，是要他们坚决抵抗。
打下延安之后，部队尽管极为疲惫，胡宗南部仍准备穷追不舍，这时，南京国防部来了紧急电报，命令父亲“穷寇勿追”。父亲既然接到上级命令不追，只好暂且按兵不动，保持战果，但心里依然筹划着如何追击，正待采取行动，这时南京国防部又下达命令：河南军情危急，立刻派第一军支持河南。几乎是屡试不爽，只要执行南京的命令，部队必然失利被歼。一九四八年二月底，第二十九军被打垮，就是后果。所以，父亲部下彼此警告，听国防部的命令我们准打败仗，不听命令，我们就打胜仗，这已成为铁律。熊向晖在一九四七年已离开我父亲，他造成的影响，相较之下已经是次要的次要，真正问题在南京国防部。大战略与大部队的布署安排，全部曝露无遗，夫复何言？
一九四九年五月，南京已经撤退，共军也已渡江，奉到国防部命令，要父亲将战线缩短，撤出西安，所以他就把部队撤退到汉中。那时胡宗南部还有几个军的实力，兵员十数万人。早先，当局从他的麾下抽调了好些部队去剿共。东北战役中，范汉杰就是我父亲派到东北去的。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文，及其所部，原本也归胡宗南统领，他被派去支持傅作义，这些部队后来都在平津战役中损失殆尽。徐蚌会战，胡宗南部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但仍有若干部队参与其中。
所以，当父亲撤出西安时，旗下仍有十几个军的番号，但真正的主力是第一军、第三军。其它的几个军，虽有番号，然员额不足。负责的防务，东起陕豫边境，西至甘肃南部及东部几千里。前线每天跟中共西北野战军作战，战报不绝如缕。
一九四九年五月到汉中，一出西安，父亲有鉴于四川仍很完整，力主部队应该下四川，稳定川局，代总统李宗仁坚决不允。在汉中，耽误近半年时光，等到终于奉蒋先生命令下四川，局势已经无力回天。胡宗南部幕僚转述，基于集中兵力之思考，父亲的幕僚们曾经有好几个想法：第一个想法是直冲山东，到江苏连云港。第二个想法，直冲武汉，武汉位处华中交通枢纽，一旦情况危急，可南下广州或江西，再退往台湾。第三个想法，是下云南建立长期游击根据地，但情势变得太快，这几个想法都未付诸实现。（后来据担任蒋先生侍卫长的孔令晟表示，第三个计划是蒋先生的决定。）
李宗仁不管事，中枢无主之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蒋先生自台湾飞重庆指挥，要父亲下四川。父亲感喟说：“现在要我下四川为时已晚，大部队入川，无异等着被共军瓮中捉鳖。”父亲在汉中主持秘密会议，会上发言盈庭，那是决定胡宗南部队行止最重要的一次会议。父亲随从参谋回忆，蒋先生不断从重庆打长途电话到汉中，想直接找父亲讲话，父亲一反常态，始终避不接听。俞济时奉蒋命，连打三次电话，父亲最后出于无奈接了电话。“总裁有令，你马上带部队下四川！”
那段期间，父亲当时主持陕甘川绥靖公署，部队分散在各据点与共军不断接战，他接到此令，非常苦恼。他在会议上告诉高级干部，现在把大部队带进四川，战略上将陷于完全不利的地位，会被共军围而歼之；日后，人家会说是我胡某人丢掉大陆的！最后，父亲的参谋长罗列将军起立发言：我们不下去也不行，如果我们不入川，蒋先生必成共军俘虏，你胡某人的责任更大！最后父亲流着眼泪，勉强按照命令进入四川。
国共战争末期，大部队缺乏机动交通工具，光靠两条腿跋涉行军，势必减缓过大巴山南下四川的速度。蒋先生原先答应，预备调集八百辆大卡车给胡宗南部队，结果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调集军用卡车一百部。胡宗南部克服重重困难，越过大巴山，如同《三国演义》中描述的邓艾下阴平入蜀；并利用原有在四川北部重镇广元，作为指挥中心。
川陕甘绥靖公署准备由主力部队第一军进驻成都，并保障川北其它各军在共军猛烈攻击下转进之安全，但蒋先生从重庆来电，表示异议，坚持第一军开赴重庆。蒋先生日记上记载，再三命令胡宗南把第一军开往重庆。由于蒋先生坚持，第一军只好调头奔赴重庆，等大部队好不容易进抵重庆，因为贵州和川东失守，四川已处于共军重重包围之中。
刘伯承率领二野蜂拥而至。林彪统领四野从武汉直逼广州，占领广东后再调头直攻四川，从川东南插入。彭德怀的一野，从陕西、甘肃一路披星戴月追来。四川地方武装力量，刘文辉、邓锡侯部队不稳。仅有的黄埔系部队宋希濂、罗广文的部队都溃败。父亲的部队入川，第一件事情却是要对付四川乱局，接管他们溃败之后的防区。
第一军边走边打，居然还打了几个胜仗，共军口耳相传：怪不得这是第一军。俘虏共军数百人，稳住重庆局面，争取到两个礼拜宝贵的时间。让国民政府能从重庆迁往成都，第三军已固守成都，预备抵挡彭德怀的一野。胡宗南部可说是三面作战，既要抵抗彭德怀部及刘伯承部，又要跟林彪部对抗。王生明将军当时是第八师副师长，部队一路冲到成都东南，抵抗刘伯承部，结果部队被打垮，王生明跟着军长吴俊，兵败负伤，化装逃到台湾。（按：王生明后于一江山战役中战死。）
部队到达成都，四川叛军刘文辉部队，及反叛的原国防部厅长郭汝瑰，都在一二日行程之内，他们准备要扣留蒋先生向中共邀功。
父亲曾发了一封重要的电报，给在台北的汤恩伯将军，坚决反对会战，并谓我军处于内线不利位置，一旦与敌人会战，必遭全歼。父亲说趁敌人兵力未形成包围圈时，击灭共军的一部，再俟机击灭另外一部。在时间上已经来不及，我军兵力布署呈一字长蛇阵，请兄有以教之。
在给汤恩伯的电报上，父亲的想法应是把部队主力转移到云南、西康去，既可保留实力，又可占领云贵高原有利位置。然而，现实环境根本不允许如此。果然，蒋先生要父亲赶往成都，所有部队只好往成都集中。父亲陪同蒋先生住军校，根据日记记录，他们每天密商接下去该怎么作战。蒋先生的日记中有段话，在如此危难时刻，宗南毫无颓唐之色，真将领中之麟角也。
父亲静观形势，认为局面难以长久维持，力主国府应该迁往台湾，也劝蒋先生退到台湾。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蒋先生离开成都。蒋公离开成都，父亲随即赶往西昌，力图安定西昌局面。西昌原本归刘文辉部控制，父亲调第一师一个营的部队到西昌，居然解决了刘文辉一个师的部队。
父亲从四川撤退西昌途中，飞机遭逢恶劣天候，斯时，整个大陆都已被共军占领，飞机只好往南飞，迫降海南岛。接连数日天气未放晴，飞机无法起飞，又与台湾通讯中断，蒋先生刚从成都回到台湾，急于与父亲连系，却遍寻他不着，颇为生气。所幸，天气放晴后，父亲终于赶赴西昌，重新建立指挥中心，逐步集中被打散的部队，两个月内，部队扩充到一万多人。
胡宗南部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从陕西下四川不久，天气就进入冬季，人生地不熟，既无冬衣，又无粮饷，更无兵源，连军火弹药的补给都断绝了。我作了个统计，成都之役，父亲麾下牺牲了六位师长，他们不是阵亡就是自杀；三位军长中的两位负伤；两位兵团司令一个负伤一个被俘。底下团、营、连长几乎牺牲殆尽。这些人牺牲的代价，换来国府全身撤退台湾，也帮蒋先生断了后。
据父亲部下转述，由于国府最精锐的部队，分由杜聿明、傅作义、刘峙统帅，几乎都已于一年前在东北、华北、淮海三场战役中战败，武器装备也随之转手，全部被共军缴获。在四川重庆及成都与我军胡宗南部遭遇的共军，一个排就配属一辆战车，武器质量悬殊，可见一斑。即使如此，第一军在重庆仍能获致局部胜利。
共军绝不可能让父亲在西昌站稳脚跟，与台湾形成互为犄角之势。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万共军围攻西昌，父亲辖下的一万部队，多是新造之师，而且分散在好多据点，备多力分。而且，弹药补给均成问题，地方上的彝族，也多未能合作。
攻打西昌的共军，系二野刘邓的部队。父亲的部队无力固守，眼睁睁看着城镇与据点逐一被攻陷。到情势最危急的关头，蒋先生从台湾派了一架飞机，到西昌接父亲及贺国光将军等人。当天晚上，父亲召集部将开会，父亲表示他打算留在西昌，与阵地共存亡。他要秘书长赵龙文、参谋长罗列等人搭这架飞机走。参加会议的人员坚决不同意，最后，罗列起身发言。先前汉中会议是他力主挥泪入川，西昌会议上又是他挺身讲话。罗列说：共军四路围攻，喊出口号活捉胡宗南，你胡宗南如果被活捉了，对党国有什么好处？以后还有谁能号召失散的部队和七分校的学生？
罗列说：汉高祖被围，纪信伪装成刘邦，引开匈奴冒顿单于的部队。我愿意当纪信，从现在起，部队由我指挥，我来做纪信，你上飞机。罗列跟赵龙文等将领，簇拥着父亲，强行将他拉上飞机，直飞台湾。未几，共军攻进西昌，乱军之中，罗列受伤昏迷，当地彝族剥光他全身衣物，共军清理战场时，遍寻不着罗列，即宣布罗列战死，台湾随后将罗将军入祀台北忠烈祠。实际上，负伤的罗列被老百姓救活后，经彝民协助，由四川南下广州，辗转逃往香港。
西昌易手之后，父亲在台湾以为罗列阵亡，把罗列母亲当成自己母亲侍奉。罗列逃到香港，父亲喜出望外，马上跟蒋先生报告，为罗列办理入境手续。其后，父亲奉派任职澎湖防卫司令官。一九五九年某日，蒋先生召见父亲，征询他接任陆军总司令的意愿，父亲谦辞不受，他向蒋先生推荐罗列，蒋先生同意，罗列随即奉调陆军总司令。
刚撤退到台湾时，一度有传言，蒋先生要父亲当参谋总长，好友副参谋总长王叔铭还要父亲的参谋们先作准备，但后来父亲没有去，反而愿意到大陈岛（笔者按：胡宗南于一九五一年奉蒋介石之命，担任“江浙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兼浙江省主席”，指挥大陈海上游击队。）。一九六〇年，经国先生衔命来见父亲，要父亲做参军长，他告诉蒋经国：“请你跟‘总统’报告，我有心脏病，不能做这个职务。”隔了两年，父亲就心脏病发作病逝了。
父亲刚到台湾，曾经遭逢一桩很不愉快的事件。一九四九年，部队奉命从西安撤退到汉中，由于和谈破裂，共军已渡过长江，局势危急。父亲暗思，应该为麾下将领在台湾购置房舍，安定部属军心，免除后顾之忧。于是用一千两黄金，在台北南京东路、松江路附近，购置五十间房舍，供麾下将领和家人撤退台湾的栖息之所。父亲却未藉此机会，为自己购买任何一间房舍。孰料，陕西省议会副议长李梦彪，跑到父亲办公室，向幕僚副官人员提出要求，希望能比照胡宗南部将领，为他配一间房子。幕僚人员告诉李梦彪，这房子是给将领住的，你不符合条件，但这件事他们并没有报告我父亲。李梦彪兼任“监察委员”，一气之下，向“监察院”提出弹劾案，以丢掉大陆为由，弹劾胡宗南。
父亲从不为自己辩解，任何人对他毁谤、误解，他非但不置一词，也不准部下仗义辩解。他说，你们多辩解，就多给“总统”找麻烦，不必辩解，打落牙齿和血吞。
弹劾案提出来后，便有一百零八位“立法委员”联名为父亲辩诬。经过“国防部”详加调查后，停止弹劾。而蒋先生深信胡宗南的人格，最后也亲自出面讲话：如果没有胡某人，我怎么从大陆出来？如果没有胡某人，“政府”怎么出来？你们怎么出来的？不要再办了！这桩弹劾案终于不了了之。
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九年，父亲当澎湖防卫司令期间，他把薪水分成三份。三分之一的薪饷寄回家用，三分之一留给“长官部”当公费运用，三分之一发给澎湖长官部两位各有七八个孩子要抚养的部下。我们家人起初完全被蒙在鼓里，母亲也根本不知道这回事。直到父亲及母亲去世多年后，我带孩子到澎湖，瞻仰树立在澎湖的胡宗南铜像。适有父亲任职澎湖防卫司令时代，一位在办公室服务的老士官，赶来与我碰面。
老士官拿出当年父亲的“军人补给证”说，关饷时胡司令交代我把薪水分成三份，其中一份，交给两位子女众多的部下。老士官还和其中一位姓梁的袍泽，经常联系，他把梁老先生的电话留给我。回台北，我打电话向梁老先生求证，他一听是我，语气显得非常激动。两三天后，梁老先生两个当军官的儿子，跑到我办公室来找我，其中一位中校军官说，他们父亲交代，你胡某人有任何事情，两兄弟愿意赴汤蹈火为你效力。
可想而知，父亲只拿三分之一薪水回家，这怎够养家活口？我至今记忆犹新，父亲薪水不够家用，家里开销捉襟见肘，母亲老是为钱发愁，可是父亲又交代她不要再出去教书，在家专心照顾孩子。别无它法，母亲指望写文章赚稿费。她虽然是留美博士，但写散文仍非易事。为了补贴家用，她试着向《中央日报》副刊投稿。报馆审核文稿的标准很高，第一次接到退稿通知，母亲非常沮丧，痛哭一场，我站在她旁边，深刻体会她的心情。母亲再接再厉，再写，再退稿，再写……到了第三次投稿，她的文章终于获得刊用，文章上报，稿费来了。哇！我们几个孩子带到学校的饭盒，菜色马上丰富起来。父亲就是这种个性，宁愿刻苦对待自己家人，也要厚待部属，所以他的部下都肯为他效死。
幼年时期（一九五〇年代），家里没有冰箱，父亲办公室主任程先生家里有只木头外売的冰箱，冰箱上层摆着冰块，下层存放饭菜、西瓜等。暑天到程先生家里吃冰西瓜，是我莫大享受，至今难忘。一九五〇年代晚期某日，我放学回家，见到家里搬来一部旧冰箱，品牌名称PHILCO，虽然是旧冰箱，令我颇为开心。我正高兴不已，父亲回来了，一看冰箱，脸色一沉，正色问我母亲哪来的冰箱？母亲说是罗列先生叫人送来的，因为罗先生升上陆军总司令，特地送来一部旧冰箱。父亲疾言厉色大声喝道：“不可以！给退回去！”
2009年12月28日，胡宗南的长子胡为真（中），儿媳林惠英（右）及孙女胡斯华（左）出席胡宗南纪念活动
十年前，前台大总务长高化臣的夫人去世，我特地到高府吊唁慰问。我握着他的手，劝他节哀：高伯伯您不要难过。但是，高伯伯不跟我谈他夫人的事情，反而谈起家父往事。他说：当年我已在台大工作，你父亲从大陈岛捎来一封信，你来大陈帮我忙。高伯伯说，大陈生活太艰苦，我原先不想去，你父亲又来信，字里行间略有责意，你是不是看我落魄了，所以不来。高伯伯收到这封信，马上收拾行囊，动身前往大陈。高伯伯告诉我：你父亲每天吃盐水泡饭，餐餐盐水泡稀饭。他见到胡宗南日子这么苦，说我不回台北了，高伯伯留在大陈协助父亲，帮到一九五二年，与父亲一同离开大陈。高伯伯跟我讲述往事，边讲边哭，我也为之动容落泪。
父亲过世，朋友、学生、部属闻讯如丧考妣。他去世至今已四十七年，每逢忌日，老部属年年按时纪念，从无例外。开始时参加人数有几千人，后来老病凋零，人越来越少。现今，他学生最年轻的都已八十几岁了。前不久又办了一场纪念会，有的老人走不动了，还勉强拖着老弱的身躯，从台湾各地赶来参加纪念会。这群老人家对我说：“你父亲是完人，我们要纪念到底，一直纪念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