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19年可以说是三国时代最波澜壮阔、风起云涌的一年。这一年，黄忠杀了夏侯渊，这一年，刘备取了汉中与东三郡，并做了汉中王，但这一年最最震撼人心的，还是华夏神将关羽的迅猛爆发与迅速败亡。如果说公元207年赤壁之战是三国史诗的序幕，那么公元219年襄樊之战就是三国史诗的高潮。这一高潮，由万军中阵斩颜良的传奇武神、蜀汉第一上将、荆州守护者、各方名将的挚交友、诸葛亮评价最高之同僚、曹操最想得到之人、即将登临神坛的关帝圣君关二爷关羽关云长发起。
从襄樊之战的整个过程来看，关羽似已完全控制了襄阳以南地区与荆北上下数百里汉江水道，看来诸葛亮之前对荆州的治理相当成功，所以关羽才能在刘备入蜀与诸葛亮入蜀增援两次抽空荆州力量之后，还能对曹魏的荆北战区形成压倒性优势，不仅将襄阳与樊城团团围住，使曹仁满宠命悬一线，还能斩杀庞德，将前来增援的于禁七军予以毁灭性打击。消息传出，临近荆北的曹统区士民大为震动，纷纷响应关羽，起兵反魏，许昌以南，烽火一片。就连曹操的大本营邺城竟然也发生了叛乱，大量当年投降曹操的原刘备属下荆州官员子弟卷入其中，留守邺城的曹丕乃大开杀戒，“连坐死者数千人”，要知道这数千人的宗族关系可都在襄樊一带，经此一事，曹魏在荆北的民心尽失，被关羽拿下恐怕只是时间问题。
但关羽已不能再拖了，因为曹操的各路援军已从四面八方赶来，关羽必须尽快拿下襄樊，才能凭借坚城守住胜利成果。而他又自恃江陵、公安守固，非孙权旦夕可拔（注1），便干脆把江陵后方的军队大部抽调到荆北前线，想尽快搞定已穷途末路的曹仁，而这，终于给了吕蒙机会。
原来，当年荆州南三郡之争与联盟重要推手鲁肃的去世，让孙刘的联盟关系面临危机。这时孙权却突然主动提出要与关羽结亲，希望为世子孙登迎娶关羽之女，若此事得成，关羽之女日后有可能成为东吴的皇后甚至太后，而关氏家族也将身兼蜀汉重臣与东吴外戚的身份，成为两国关系的纽带。然而关羽却断然拒绝了，这让两国的关系出现了重大裂痕。
其实这事儿双方都有错，孙权错在绕过刘备直接找关羽，有挑拨刘关君臣情谊之嫌；关羽则错在表现太过强硬，竟“骂辱其使”，这就让孙权太丢面子了。于是鲁肃的继任者吕蒙向孙权提出了完备的攻略荆州计划，并通过外交迷惑、暗中联曹、白衣渡江、收买人心等一系列战术手段最终予以实现。
结果，让所有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仿佛在一夜之间，战事急转直下。八月份，关云长还壮志凌云长风万里，水淹七军威震华夏，嘚瑟的不行，十月份，江陵就被吕蒙偷袭得手了，接着曹操各路援军也陆续抵达，关羽稍一犹豫，北上东三郡的路线已被堵死，关羽只得南下，欲夺回江陵，或还有一线转机。但是吴军的进展速度太快，十一月，在吕蒙平定南郡的同时，孙权又派蜀汉降将潘濬率兵攻打武陵郡，击败武陵从事樊伷，斩杀之，平定了武陵郡，接着又转战零陵郡，打败了占据七县反吴的零陵郡北部都尉（注2）习珍，亦斩杀之（见《襄阳耆旧传》）。
其实荆州被东吴轻松偷袭得手，与江陵守将、南郡太守糜芳莫名叛变有关，也与刘备忽视荆州、持续抽调荆州人才到益州有关，诸葛亮庞统也就罢了，甚至就连向朗、廖立、孟达等人也不放过。等关羽打襄樊再抽走一批，留守人员的水平就更加堪忧了。比如宜都太守樊友，如此关键岗位之大将，却胆怯无能，吴军来袭即弃城逃走，让陆逊轻易地占据峡口要地，掐住了关羽沿江退回益州之路，也阻断了刘备东援关羽之路。
虽然蜀汉在秭归一带仍有不弱的力量，当地将领及土豪詹晏、陈凤、文布、邓凯等人也拼死抵抗，但毕竟不是主力部队，结果被陆逊轻松击败。吴军遂攻占秭归、枝江、夷道，彻底控制了三峡通道。蜀汉的房陵太守邓辅，南乡太守郭睦等人率军从房陵翻越神农架南下，欲打通三峡通道，但也都被陆逊打败。短短一个月内，竟已有数万蜀汉军队被陆逊斩杀俘虏收降。关羽手下军队见援兵难至、大势已去，遂纷纷逃亡，关羽败走麦城，最后只剩十余骑，欲翻山越岭逃回蜀汉，却遭到东吴军队围追堵截，十二月，关羽遭擒，誓死不降，终被孙权斩杀。
此战孙权虽然获得荆州，还招降了荆州及三峡地区兵马至少五万以上（注3），实力大增，但也为此付出了极其高昂的政治代价。孙刘是抗曹联盟，联盟出现了问题，应该坐下来谈，而不应鹬蚌相争而让渔翁得利——毕竟蜀汉虽然在局部上取得了一些军事胜利，但在整体实力上仍不足以挑战曹魏的老大位置，东吴没必要这么早跳出来破坏三方的实力均衡；就算不满荆州的划分，那也可囤积重兵在边境，逼刘备再来谈判，相信刘备除了南郡作为北伐基地不能让给东吴，其他零陵、武陵二郡都可以坐下来慢慢谈，何必要搞这种偷袭背盟、杀害忠良的烂招数；就算要背盟，那也没必要杀掉关羽，关起来当个人质，也多一点谈判的筹码，多一个选择的退路。关羽已经六十多了，多熬几年也废了，何必担此恶名。
而这之后，孙权为了自保，又鼓动曹操篡汉，然后又向篡汉的曹丕称臣，完了又狡言背曹，完全没有一个稳定的战略与立场，反反复复，在人们心中可以说是政治信用破产；从此既不能以魏臣之名攻蜀，也不能以复兴汉室为名伐魏，而只能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了。所以在此之前，孙权还能算是个“承父兄之烈，尊礼英贤”的雄主（见郝经《续后汉书》），但是此后，他便算是彻底撕下了自己的遮羞布，成为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无战略、无立场的军阀，一个“反覆倾危，惟利是视，阴谋狡猾，史评以勾践相比”的小人了（注4）。要再说东吴日后终能统一天下、千秋万世，恐怕孙权自己都不相信。其实说到底，孙权也就是一个加强版的刘表罢了，要不是当年周瑜在关键时刻拉了他一把，这小子早就废了。
事实上，此后东吴之扩张，也大多向南方发展，甚至航海跑去台湾抢人口（注5），却对北方的曹魏采取“限江自保”的战术（《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之诸葛亮所言），即便“时有出师动众，以示武警敌者，北不逾合淝，而西不过襄阳，未尝大举轻发，以求侥幸于魏。”（何去非《何博士备论·吴论》）搞得王夫之亦对孙吴怒其不争，叹说：“自汉末以来，数十年无屠掠之惨，亦无苛繁之政，生养休息，唯江东独也。惜乎吴无汉之正、魏之强，而终于一隅耳。不然，以平定天下而有余矣。”（《读通鉴论》卷十）
总之，这一切都说明孙权只是个政治投机分子，鼠目寸光，志量狭小，即便后来封王、建元、称帝，步步提升，却步步都畏畏缩缩（注6）。此外，孙权还大兴特务制度（注7），又大力制造祥瑞，频繁更改年号，可以说除了武则天外，东吴政权是中国历史上最喜欢改年号的。而越是喜欢派特务监视民众，越是喜欢改年号，越是喜欢制造各种祥瑞，就越说明其内心之虚弱，民众之离心，统治合法性之不足。
《冰与火之歌》中的老政客泰温·兰尼斯特有一句名言：“每个需要反复宣示自己是国王的人，就不是真正的国王。”
你看，古今中外同理。
其实当时曹操为增援荆北战场，为了表示与孙权合作的诚意，已将夏侯惇、张辽等二十六军共十余万淮南部队尽数调走，弃守合肥（注8），另外就连兖州刺史裴潜、豫州刺史吕贡的地方部队也被抽调征赴襄樊（注9）。孙权此时若占领合肥、兵指兖豫也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到时曹操就太被动啦，打孙权吧，那樊城襄阳肯定得丢，宛城许昌都可能不保；打关羽吧，那孙权很快就可以在淮海平原站稳脚跟，再花两年培养出精锐的淮泗精兵以加强陆战能力，而刘备也休养生息够了可率益州之众再出一路兵线于秦川，三路齐发，到时别说灭掉曹魏，至少可以将曹操赶到黄河以北去！
可惜刘备关羽的外交任性，与刘封孟达的军事不作为，让孙权选择了在大战略上最不理智的军事计划。最终导致了魏盛蜀弱吴孤的不利局面。曹操总说生子当如孙仲谋，还真是啊，孙权这么帮曹操，真乖真懂事，这是曹爹的亲儿子啊!
幸亏，曹操在第二年公元220年年初死了（注10），救了孙权一命。若不是曹操及时丧命，曹丕根基不稳，战略格局也不够，吴蜀恐怕接下来会被曹魏一锅端掉（注11）。
事实上，虽然孙权后来凭借运气与权谋逃过一劫，但夷陵之战仍让东吴遭受巨大战争创伤。据《三国志·吴志·吴主传》记载，夷陵战后，曹魏准备大举进攻，而刚好这时东吴内部“扬、越蛮夷多未平集，内难未弭”，孙权吓得赶紧给曹丕写保证书让曹丕给自己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若罪在难除，必不见置，当奉还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终馀年。”
曹丕看了信真是又生气又想笑，孙权这货可真不要脸哪，堂堂吴王居然号称会自我流放去交州，这也要有人信才行哪！你可真是“埋而掘之，古人之所耻”（注12），总之无耻到一个境界了。
于是，魏吴之间终于爆发大战，内外交迫之下，孙权不仅长江以北的土地全部丢失，还损失一万多士兵；曹真、夏侯尚、张郃对江陵的半年围城之役，更沉重打击了当地的经济与民生（注13），让当年诸葛亮与关羽苦心经营的南郡从此残破，不仅百姓死伤流离，田畴荒芜，还造成瘟疫流行，“疠气疾病，夹江涂地”（《三国志·魏志·文帝纪》注引《魏书》丙午诏）。
此战后，劫后余生的江北民众要么被曹魏迁去中原，或逃亡到长江南岸（注14），东吴只得将南郡治所从江陵移到长江南岸的公安。江北富饶的江汉平原，就此变了一片荒凉的军事区，沮、漳流域则沦为魏国襄阳郡领土，从前繁荣的江陵大城，也变得郊野荒芜，只有屯兵而无居民，演变成孤悬北岸的一座纯军事化堡垒。直到刘宋时期，何承天仍说此地乃“斥候之郊，非畜牧之地，非耕桑之邑”（见《宋书·何承天传》）。
所以说，孙权虽然得到了荆州，但得不偿失的。荆州虽然地域广大，但南郡的江北区域才是其经济核心区，仅凭荆州南四郡的出产，供养吴国十余万驻军与郡县官吏已经很吃力，更别说向朝廷提供财赋了，甚至还需要江东输血才行。举个例子，孙皓后来迁都武昌，首都的物资供应仍然得靠吴会地区，逆水长途运输，劳民又伤财，故“扬土百姓溯流供给，以为患苦”（《三国志·吴志·陆凯传》）；乃至编出民谣：“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所以后来西晋杜预攻打荆州，没有经济基础的荆州吴军一触即溃，且江陵一下，则孙吴在整个荆州以及岭南地区的统治即告瓦解。看来孙权这笔生意确实亏了，是赔了信誉又折兵！这人哪，就不能太会算计；太精明的男人，格局都不大。
注1：据《水经注》及《元和郡县图志》，关羽曾大规模增修江陵城。另《三国志·魏志·董昭传》亦载董昭对曹操言：“且羽为人强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
注2：所谓部都尉，即汉朝在新开辟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的一种特殊军事区，以便为设置正式政区的郡作准备。
注3：据《三国志·吴志·陆逊传》：“（刘）备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诸城长吏及蛮夷君长皆降……前后斩获招纳，凡数万计。”光陆逊收降的三峡部队就有数万，再加上吕蒙收降的关羽水军，五万只是保守估计。
注4：见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语出《三国志·吴志·吴主传》：“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陈寿之语，皮里阳秋。勾践与孙权同为江南人，都曾屈身事敌，忍辱负重，任用贤臣；但也都曾背信弃义，滥杀功臣；总之，都是刻薄寡恩之人。
注5：见《三国志·吴志·吴主传》载卫温与诸葛直之事。孙权由于北方发展受阻，故中年以后对开发南洋特别感兴趣，曾多次遣使下南洋，而吴国使者也留下了大量南洋见闻著述，这些著述到隋朝仍未散失，其中被收入《隋书·经籍志》的有：万震《南州异物志》、朱应《扶南异物志》、沈莹《临海水土志》、康泰《交州以南外国传》等。
注6：此后221年孙权正式降魏，曹丕封其为吴王，但夷陵之战后，孙权威胁解除，遂与曹魏决裂，但仍保持大魏吴王的封号，并建元黄武，表示自己虽然没有对外称帝，但对内是独立的。黄武这个年号应是从曹魏的年号黄初、季汉的年号章武里各取一字拼成的，可以说相当凑活。再后来孙权以天命已去汉，“皇帝位虚，郊祀无主”而称帝，可称帝后的孙权其实并不郊祀，甚至在群臣奏请后表示：“郊祀当于土中（指中原），今非其所，于何施此？”（《三国志·吴志·吴主传》注引《江表传》）大概他本人都不相信自己有天命吧！
注7：据史书记载，直到孙权死后，诸葛亮之侄诸葛恪以太傅身份辅政，才“罢视听，息校官”，所谓“视听”就是监视文武百官和民众的耳目特务，所谓“校官”就是东吴的特务组织“校事官”。可悲的是，诸葛恪被杀后，吴帝孙皓很快又恢复了这套特务制度，且变本加厉。
注8：见《三国志·吴志·吴主传》注引《魏略》载孙权上奏曹丕之书：“先王以权推诚已验，军当引还，故除合肥之守，著南北之信，令权长驱不复后顾。”
注9：见《三国志·魏志·温恢传》：“建安二十四年，诏书召潜及豫州刺史吕贡等。潜等缓之。恢密语潜曰：‘此必襄阳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为急会者，不欲惊动远众。一二日必有密书促卿进道，张辽等又将被召。辽等素知王意，后召前至，卿受其责矣！’潜受其言，置辎重，更为轻装速发，果被促令。”
注10：曹操死后，孙权还嘚瑟呢，竟乘虚夺取了襄阳，全取荆州，完成了人生夙愿，走上了人生巅峰。当然，他没嘚瑟多久，曹军就打了回来，见《三国志·魏志·曹仁传》：“后召（曹仁）还屯宛。孙权遣将陈邵据襄阳，诏（曹）仁讨之。”
注11：据《三国·魏志·刘晔传》注引《傅子》，夷陵之战期间魏臣刘晔便力劝曹丕说：“吴、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国之利也。今还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兴师，径渡江袭其内。蜀攻其外，我袭其内，吴之亡不出旬月矣。”可惜曹丕不听，若曹操尚在，必能行此计划，先吞灭吴，再蚕食蜀，数年内必能成就统一大业。
注12：裴注引《国语·吴语》：“狸埋之，狸掘之，是以无成功。”乃先秦时之古谚，喻反复小人。
注13：见《三国志·魏志·曹仁传》：“使将军高迁等徙汉南附化民於汉北”及《三国志 夏侯尚传》：“旧民多居江南”。
住14：见《三国志·吴志·朱然传》：“江陵令姚泰领兵备城北门，见外兵盛，城中人少，谷食欲尽，因与敌交通，谋为内应。垂发，事觉，然治戮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