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周时，华夏世界有三个传统大国，一个是西周开国第一功臣太公吕尚的封国，一个是周武王同母弟康叔的封国卫国，还有一个就是周武王另一位弟弟周公旦的封国鲁国。由于周公旦既是周初宗室功臣，又是周朝礼乐的创立者（注1），所以周成王特别赋予鲁国“地方七百里，革车千乘，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礼记·明堂位》）。从此，鲁国一直以“公车千乘”、“公徒三万”作为周室第一强藩（《诗经·鲁颂·閟宫》），震慑及管理着东方世界，并与周天子一同掌管礼乐、举行郊祀，地位超然。
然而，到了东周时代，由于齐国的崛起，鲁国渐渐失去了东方第一大国的位置，跌到老二老三的位置，但后来又由于齐国两次爆发内乱，鲁国又迎头赶上，成为了齐国霸业的有力竞争者。更重要的是，鲁国和齐国比邻而居，又是齐国进出中原的必经之路，以二国紧密相连的地缘格局，爆发战争是迟早的事情，特别是在公元前685年鲁国干涉齐国内政，出兵欲扶持与鲁有姻亲关系的齐公子纠即位，失败后更导致齐鲁关系紧张到了极点。
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齐桓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84年，刚即位不久的齐桓公为了立威，为了报去年之仇，更为了齐国的称霸大业，便派了齐国大夫鲍叔牙率领齐国大军前去攻打鲁国，齐相管仲虽然苦劝，但齐桓公一意孤行，管仲只好让他去碰碰壁。
齐国实力虽然比鲁国稍稍强一些，但刚刚经历数次内乱，急需休养生息，积蓄国力，齐桓公此时对鲁国发动战争，实乃不智之举。而且，周公当年为自己家族选的这块封地相当好，可以说是中国上古时代经济与文化的东方中心（注2）。历数上古时代的东方地区：河北平原河患严重，夷狄遍布，其大片湿地也不适合北方旱作农业；山东半岛则多山地与盐碱地，农业基础更差；洛阳与河南一带算是被夏商二代改造的较好的黄河湿地，既有宽广邙山作为天然的防洪大坝，伊洛之水又流速平缓，水土温和，向有“温洛”之美称，但周王室又需要在这里设立东方基地；只有荥泽以东的鲁西大平原，离黄河稍远，水患不大，地是最肥的，交通是最便当的，所以少昊的大本营在这里，颛顼始都在这里，后羿立国也在这里（这几个古国恐怕就是考古上著名的大汶口文化），商族早期亦曾在此建都，晚期更在这里留下了与商王同级的四个墓道的益都苏埠屯大墓，可见这里从来就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农业商业基础都很好，鲁国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齐桓公未免太心急。
所以，鲁庄公特意为齐桓公精心挑选了一位猛将兄来好好敲打一下他，这位猛将兄就是在我们中学语文课本里发表了“肉食者鄙”这句名言的曹刿（注3）。既然曹刿在这里不是肉食者，那么显然他只是一个普通士人而非卿大夫，一个普通士人能当上军队统帅，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曹刿管仲等人是第一批，后来还会有更多。
于是齐国穿过泰山之东的莱芜山口，与鲁军在长勺（注4）大战。齐军先鼓，鲁军阵型岿然不动；齐军再鼓，鲁军仍坚守阵型不为所动；等到齐军三鼓，曹刿发飙了，他大喝一声脱掉上衣，露出一身钢肌铁骨，径直下车，推开鼓手，一面用力擂鼓，一面大声喊道：“将士们，冲啊……”
结果，齐军大败而逃。
事后鲁庄公询问曹刿取胜之道，曹刿又发表了一通名言：“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
两军交战，有的时候就像两个人打架，先动手的不一定赢。何况齐军深入鲁境，士气本来就容易衰竭，曹刿抓住这个弱点，后发制人痛殴鲍叔牙，一战名扬天下，从此荣登后世语文课本，成为我等少年间共同的青涩回忆，也为青年齐桓公好好上了一节课。
然而，这个有关士气的著名战例并非曹刿所言那么简单。事实上，曹刿可以说是中国战争史上第一个游戏规则的破坏者，甚至可以说是先轸、孙武等军事谋略家的先行者，只因为他出身于守礼的鲁国，所以鲁国史书将他这部分给掩盖了。
我们知道，春秋时期的战争本质上是贵族间的游戏（故城濮之战时楚军发战书曰“请与君之士戏”），平民是没有资格上战场的，这样既可以保证国家的正常农业生产（生产力落后，剩余价值少，没那么多农民炮灰），也可让战争的损失被限定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毕竟，贵族的命总是比平民要更值钱的（注5）。况且，春秋华夏各国之间不是兄弟之邦就是姻亲之国，大家并没有什么你死我活的国家民族矛盾，要打仗只是因为一些利益纠纷、面子问题甚至家庭矛盾。那么既然是游戏，就必须遵守游戏规则，这就是所谓“战礼”。而按照“战礼”，交战双方必须要同时击鼓，同时进攻，以示公平。曹刿却没有遵守这套游戏规则，他故意三次不击鼓，让单方面击鼓的齐军傻呆呆站在那里不知怎么回事，然后突然击鼓出击，一个奇袭便取得了胜利。
所以不能怪齐人，鲁国是周公旦的封国，在诸侯中守周礼最为谨严，打仗时也最讲规矩，谁能想到这些守礼君子竟突然耍起流氓来，结果一下子被打懵了，措手不及惨遭失败。由此可见曹刿真正的取胜之道就是违礼耍诈，而非他战前所声称的“忠之属也，可以一战”，亦非他战后所声称的“彼竭我盈，故克之”（《左传·庄公十年》）。
事实上，在长勺之战后两年，尝到便宜的鲁国军队又两次违反战礼而用诡谋取胜，一次是在战车蒙了虎皮突袭宋军，一次是趁着宋军列阵尚未完毕而抢先攻击，这几次战争风格都如此相似，显然都与曹刿这位军事诡谋的先行者有关。
当最忠厚最守礼的老实人也变得诡诈而不讲规矩，这昭示着天下已摇摇欲坠。当旧秩序已经崩溃，新秩序还未建立，人心是最混乱也最绝望的。遥想我们的先辈，居然能挺过这段黑暗时期重新走向光明，实在让人庆幸，同时也令人后背发凉。
注1：周公旦以其长子伯禽就封鲁国，而自以周人发源地岐周之地为采邑，故曰周公。另外，称周公制礼作乐，并不是说自周公以后才有了礼乐（据陈剩勇考证，良渚文化的墓葬就已经有很多礼制规格了），而是说周公使礼乐文明粲然大备。其“制礼作乐”的意义，在于他发展且丰富了夏商以来宗教礼仪为主的古礼体系，使礼系统化，社会化，进而使得整个社会生活高度仪式化。参阅龚鹏程：《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200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91页。
注2：我国史学泰斗蒙文通特别强调鲁地在上古历史之地位，说“上世帝王者，多作都于鲁”，“邹鲁者，既开化最早，中国文化之泉源，而又中国历史文化之重心也”。参阅蒙文通：《古史甄微》，《蒙文通文集》，卷五，巴蜀书社，1995年，第68页。
注3：在生产力极为弱后的遥远西周与春秋时代，饮食规格正代表着阶层与礼制等级，一般来说，只有贵族阶层才能吃肉，而庶人只能吃菜，如《国语·楚语下》载观射父语：“天子食太牢，牛羊豕三牲俱全，诸侯食牛，卿食羊，大夫食豕，士食鱼炙，庶人食菜。”《礼记·王制》也说：“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
注4：长勺，因殷商遗民长勺氏居此得名，在今山东莱芜东北。在周初，分封制度刚开始发展的时候，授民比授土更重要；而当年周公长子伯禽受封于鲁国，就分到了“殷民六族”。其中有一族便是长勺氏，以善于打造酒器著称。需要指出的是，商周时期的社会组织是父家长制下的宗族组织，是一种通过共同的宗族、经济、政治活动，保持着宗族关系的有机的血缘共同体，所以国家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不是以“户”为单位来实现的，而是以“族”为单位来实现的。张光直有《商周青铜器与铭文的综合研究》一文，专门统计过有关青铜器上的族徽，发现这些族徽可能皆与他们本族所从事的职业有关。可见早在商代，中国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职能分工与专业化，管仲的政策并非无本之木。
注5：如果战争变成不讲规矩的杀戮场，贵族大量被杀，平民就要崛起了。从春秋到秦汉，就是一个战争烈度逐渐加剧，贵族大量死亡，最后由贵族时代演变成平民时代的进程。而开启这一进程的，正好就是曹刿这个平民。
